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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灭亡的惨痛原因,明朝遗民说得最深刻
原创 小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收录于话题#明朝 1 个 #崇祯 1 个 #士人 1 个
1644年,李自成攻入明朝都城北京,崇祯自缢于煤山。而后明朝宗室在南方相继建立政权,维系了十八年,最终南明政权灭亡。
明清向来是网友们讨论甚多的朝代,而关于明朝覆灭的原因,网上也有着沸沸扬扬的争论。被最为经常提及的两点,一是明朝遭遇了“小冰河”时期,导致作物减产、瘟疫盛行,乃至农民起义、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但也有很多人对这种归于天灾的观点感到不满;
另一点则是很多人批评崇祯的性格与政治才能,甚至在网络上有很多《穿越之崇祯》的小说,设想崇祯如何拯救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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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存在一些更为精微全面的理由分析,在经济上包括土地兼并、各类财政危机;政治上包括皇权集中、党争之祸、地方反叛等。网友们的讨论几乎不超出这些范围,然而,如果我们将眼光投向三百多年前,明末清初的士人们,他们的反思又是如何呢?
赵园老师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着眼于明清易代之际这一特殊时代中国士大夫的言论、心态、选择,借助大量生动的历史材料,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真相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在明清之交,经历了数次劫难的士大夫,面对人主的死以及各地的暴乱、陷落,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与反思。自然有大批士人依旧在江南穷极奢华,也不乏投靠清朝的士人;然而,也有无数士人在战乱中自觉甚至自主地选择了死亡,“殉国”“死城守”“恨其不能死”。
而在明朝彻底灭亡后,士这一群体仍然形成了一大批“遗民”。明遗民不仅在数目上十分惊人,相关文献极为丰富,而且其中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提供的深度也使得明遗民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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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明遗民的特殊性在于,他们往往有意识地重新讲述历史中的遗民传统,并不断创造着遗民“应该”有的生活方式,自觉地强化着遗民身分的自我认同,这也使得他们成为了明末清初一道奇特的文化现象。
在那个思想活跃、士人取向各异的时代,遗民群体中每个人的选择都是独特的。朱舜水流亡至日本,至死筹款准备复明,也有数百人逃至朝鲜、南洋各岛。
在明末,无数士人选择“逃禅”,通过成为僧人,进入方外以逃避世间生活;也有无数士人拒绝改换衣冠,因而被告密处死;更有很多士人自我放逐于“人事”之外,选择装聋作哑,不与清人接触,每日甘做“死灰槁木”;很多遗民在明清之际,“前后判若两人”,甚至有意地选择贫困生活,直至饿死。
在很多遗民因为意气以及“守节”的焦虑而选择自虐自戕之时,也有一批有识之士对待生存更加宽和,并积极投身学术,以冷峻的态度分析明朝覆灭的原因。
01
政治暴虐下的“戾气”
明代的政治暴虐,已经是一个常识性话题,而正是在暴虐的政治下,明代尤其是明末的时代氛围,以“戾气”概况最为准确,以至于当时的士人也充满“躁竞”“气矜”“气激”的意气。
这种时代氛围的体察,是诸多有识之士的默契。钱谦益描绘他对世态人心的体察:“劫末之后,怨对相寻。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虫以二口自啮,鸟以两首相残”。朱鹤龄说:“今也举国之人皆若饿豺狼焉,有猛于虎者矣”。方以智写于丧乱中的文字,也充满血的意象,比如“弥天皆血”“古今皆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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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劫》截图
这些描绘还仅限于现象,背后更深刻的是部分士人由此对明代政治文化、士文化的批判,比如对暴政所造成的精神后果的分析。在这方面,王夫之的有关评论最为深刻。
士所谈论的政治暴虐,首先来自于士群体的经验。明太祖的杀戮士人,对于明代“人主”与士的关系,是含义严重的象征。到了明清之交,士人对自己命运的表达已经不需要隐晦含蓄,黄宗羲就径直说明代皇帝对士以“奴婢”蓄之,怨愤之情溢于言表。
对施加于士的批判,在“厂卫”及“廷杖”、“诏狱”上最为集中,这些是士人蒙受耻辱的标记。王夫之论及廷杖、诏狱对于臣子的侮辱,认为是“为人君者毁裂纲常之大恶”。处此时代,士人的精神创伤是不待言的,“易代”固然痛苦,但是如黄宗羲、王夫之的大胆言论又使人想到易代的某种“解放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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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1956》截图
明代君主似乎特别有侮辱臣下的兴致,太祖朝便有大臣“镣足治事”;成祖则在“巡幸”时,令“下诏狱者率舆以从,谓之随驾重囚”;正德朝“杖毕”了公卿即“趣治事”。这种趣味下,君臣相“争”成为了时代氛围,不仅如此,士民相激、鼓励对抗、鼓励轻生、鼓励奇节、鼓励激烈之言,以至于“天下相杀于无已”,都可以由明清之交种种酷虐景象证明。
而王夫之的反思在于,“戾气”不仅来自人主的暴虐,也来自“争”之不断的“士”与“民”。正德、嘉靖朝群臣的群起而争,人主对群臣的大批杖杀、逮系,足称中国古代政治史的奇特一幕。到了景帝时,则有廷臣群殴,当场锤杀政敌,“血渍廷陛”者。至于“草民”,则以“罢市”“诉冤”“遮道号哭”或“诟詈”,以至于登屋飞瓦,来干预政治。
在暴政之下,不仅培养了士人的坚忍,也培养了他们对残酷的欣赏态度,以及极端的道德主义。在畸形的政治下,士人对“薄俸”这种隐蔽的虐待,反而用“紧随身不可须臾离者,贫贱也”这样的“苦节”作为回应,很多人的生活宛如自虐。
自虐式的苦行以及自我戕害,更是明遗民的生存方式。遗民的“苦节”,很多甚至在形式上都与节烈妇女如出一辙。遗民群体中甚至有着比太平之世更为严苛的自我监督,一定要以极端的形式展先自己的“风节”,这也是时代创伤感的体现。
这种极端道德主义的更大危险,在于模糊了“仁”与“暴”的区别。很多有识之士发现了士风民俗的普遍残忍与嗜杀。在袁崇焕被磔杀时,京都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而在明清之际,当时的告讦,也多属于借刀(清人之刀)杀人(仇人)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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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风雨情》袁崇焕
而到了明末,张巡、许远守睢阳,以至于人食人的现象,一再重演。如金声恒等守南昌,“城中饥甚”,“有孤行者,辄攫去烹食,弃骸于道,颅骨皆无完者,食脑故也”。这样的重演更少道义支撑,又何尝不是一种嗜杀?王夫之在此处强调孟子的思路,认为人相食“必不可”,正在此可以看到他的儒者面目。
同样显示儒者本色的是,无可比拟的残酷处境,反而鼓励了明清之际士人对理想政治与人格的向往。王夫之一再强调“戾气”的对立物,强调“中和”之境、“熙熙和易”。同时期的文人,则以其他表述呼吁着以“富有日新”来救治时代的畸形与病态,不因明亡而使得文化亡,这其中正是信念和反抗命运的意志体现。
02
道德压力下的“生死”
明人所处的历史情境,使得死亡成为他们政治伦理以及人生的一大主题,明末巨量的死亡也成为士人口中重要的话题。
崇祯之死可以被视为此后一系列的死的鼓舞、道义激发。“君亡与亡”是当时士人认可的道德律令,然而在“主”死前有死否的论证,在主上死后有其死是否合乎“义理”、于时局是否有益的论证。我们不禁惊讶于明代士人对“义理”的迂执,但是也是这份执着,使得有关“死”的讨论获得了某种深度。
崇祯年间关于迁都、南幸的争论,在巨大的道德压力下,几乎无法展开,往往是作为密疏或者窃窃私议。《明史》记载崇祯不许南迁,称“国君死社稷”。而当时议和更是敏感话题,任何讨论的企图都有汉奸嫌疑。崇祯曾默许陈新甲议和,但是在事情泄露后迅速杀了陈新甲。这与其说是崇祯的反复无常,不如说是人主也不能幸免的道德重负与舆论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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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六四四》崇祯
而作为“死社稷”逻辑延申的,还有“死封疆”、“死城守”,这些也是明朝最后的虐政。甲申之际“失节”者之多,与此后死事之众(即“忠义之盛”),都与这一虐政有关。只有当明亡之后,这种道德命题的合理性才得到了质疑。王夫之、黄宗羲均分辩了这些乃是对经典的误读,并反复借唐宋史实批判明末。
当时的道德极端主义,使得“存亡之际”的各种问题都简化为生死选择,史书多处记载明末一些官员整日悠闲自在,自称等待“以身殉之”。而在死否之外,更有死早死迟的议论;即便赴死,也有“以一死塞责”的批评,可见明代士论的严苛,与“死”这一主题的笼罩性。
存在着明末士人的自杀性赴死与遗民的“祈死”:士人们自称“不济,以死继之”“有死无贰”“吾此心安者死耳”。由时人的记载,可以看出毅然赴死者都知道“不可为”,而只以杀身求不愧。明末有大量的告密、叛卖,清初有“科场”、“奏销”、“哭庙”诸案,士人可以选择的毋宁说只有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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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死”的话题同样重要,不死指的是当死不死,包括了投降归附、逃以及“不即死”、遗民式的的生等等。这些每一种又被当时士人做更加细致的区分和讨论,足以证明当时“节义论”的复杂性。
明清之际士论严苛,熊开元曾批评明末殉难人数太少,“其数不及宋万分之一,其人亦大不侔矣”。而亲历甲申之变的杨士聪、朱彝尊则驳斥了这种苛论,认为“自开辟以至于今,兴亡代有,万无举朝尽死之理”“甲申前后,士大夫殉难者,不下数百人”。
而在死的时机上,士论更是严苛,“不即死”意味着迟死,也是士人热衷辨析的。即便是黄宗羲为自缢的魏学濂辩护,虽然用心良苦,却也因为道德化的语境而回避了更深层的推测,即便到清代全祖望为明忠义做传,也无法脱离“早死”与“迟死”的语境。
进而,遗民往往因为道德的自我审判,以生为耻,自居遗民者必须为自己“生”的必要性取证,比如养亲、抚遗孤、存国史,以至于图恢复、待后王等等。而明人对义理的趣味,又使得他们谈论“死”时分析的极为精微,严格区分了主动死与被动死、自主死与非自主死、死难与死易之辨。当时士风,不少人竞相为“尤难”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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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鹤《刘宗周像》,刘宗周绝食多日而死
但在明清之际,已经出现了不同的谈论和反思。顾炎武批评“执一不移”者;张自烈则认为“明道者不必贪其身不死,不必轻其身必死”;孙奇逢也说“窃意古来纯忠大义不一途”。“毋必,毋固”也是儒家原则。
陈确则对“死节”进行了更多的反省,他认为“人不可罔生,亦不可罔死”。在那个狂热的时代,他重新提及“中庸”、“道平易”,也就是对极端的道德论加以反思,力图返回日常生活情景,返回“道”所依赖的基本生存与基本命题。对于一些遗民为了名声而求死的虚伪和矫作,他也能极为敏感地发现。
这些对“生死”的讨论,进一步地促进了对“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的反思。
03
群体狂热下的“用独”
明清“易代”这一重大事件,将士人强行拉出明代文化氛围、历史情境,一时的有识之士,纷纷依其所学回应时事,然而孤独沉寂为基本基调。刘宗周及其门下从事“闇然之学”;一直活跃于讲学的黄宗羲也说“元气不寄于众而寄于独”;但反思士的处境与命运,使其孤独具备哲学意味的,首推王夫之。
王夫之说“用众不如用独”,将“众”与“独”进行对比,无疑出自对易代之际诸群体行为、取向的反省。“独”也是遗民的生存原则,在经历了乱离之后,王夫之对“群体”中个人的无力有了更深的体验与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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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沉痛的反省经验,来自明清之际的“举义”及“与义”。当时“义军”鱼龙混杂,局面极为混乱,许多无赖贼寇为图富贵加入义军,依旧残害百姓,“白昼杀人市中,悬其肠于官府门”“徒为民害,其父杀人报仇,其子行劫”“所至焚掠,鸡犬俱尽”。
事后士人对此的反省,往往不全在保全生命,而在于乱世中丧失自我的担忧戒惧。王夫之曾细致追溯自己与义过程,“至于败绩”,最终认为与义行为大多落得“为乱贼所陷”,于国没有意义。而孙枝蔚也后悔自己年轻时想仿效张良,结交屠狗鸡鸣之徒,差点全家灭门。
士人的孤绝体验,他们的受辱、被戏弄之感,在仕永历朝、地处西南的瞿式耜极具代表性。他在得知永历不顾他留守桂林建议南逃之后,绝望写下“皇上其竟舍粤而去乎?竟舍臣而去乎?……岂知臣疏未入御览,圣驾先已启行。”尚未死于“虏”,却先被人主所弃——忠臣的尴尬,莫过于此,而瞿氏依旧坚守桂林,直至最终被捕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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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士人“说宋”成癖,也是借此说“明”。王夫之在《宋论》中就批判了围绕岳飞建构的神话,认为义军中真正有报国之心的不过万分之一,这来自于直接的政治经验,口吻近乎冷酷,也意味着放弃了遗民式的期待,承认明灭亡的不可逆转。而他在史论中反复辨析士人的选择,强调尊严原则,也能感受到“与义”经历对他刺激之深。
对“义军”的谈论,已经涉及了“民论”,在乱世中,士人笔下的“民”变得具体。明末蜂起的“民变”、“奴变”、人心的向背,无疑给了士大夫前所未有的深刻教训。
刘孔晖守新郑,“孔晖大呼百姓巷战杀贼,莫有应者”;尹梦鳌守颍州,“长跪求固守,百姓不从,自溃散……梦鳌四顾,竟无一人共事者,即投乌龙潭淹死”;王家彦守京城,“贼入,家彦欲战,而士卒无应者,乃望阙叩头哭……从城上掷身而下”……
而到了大局已定,散落民间的孤臣孽子,则都被民间的敌意所包围,无数遗民遭到告发与仇杀。士大夫在此时知其不可而为的绝望反抗,与人心的易变,恰成为对比,也使得士人对“民誉”“流俗”的反思更加具备深度。
王夫之在论及岳飞及两河忠义时,便提到了“民誉”足以杀人,正如“士气”足以杀士,“悠悠之歌诵,毒于谤讻”,鲁迅所说的“捧杀”与此倒是意思相近。而对海瑞等清官进行评论时,王氏也一再提到民誉鼓励苛政,这里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止于分析民誉是否可靠,而且注重舆论的政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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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1566》海瑞
在王阳明之学流行之后,这种对民性的不信任,无疑像是有意识的反拨。王夫之批判“庶民者,流俗也。流俗者,禽兽也。”刘宗周也说“世人无日不在禽兽中生活,彼不自觉。”这些与当时民间的“报复”“嗜血”相联系,更出自明末士人的特殊经验。
王夫之“用独”之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它并非由官方意识形态或者遗民群体内部观念出发,而是来自明亡之际的政治观察与实践,包含了对明代士风的反省,显示了士的自我批评的严肃性。在“士气”“义军”等神话破灭后,在幻灭与绝望之余,“用独”的选择与使命担当,才更有基础,也更足作为一代大儒的人生境界吧。
近日,赵园老师的这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获得第五届“思勉原创奖”。思勉原创奖设立于2011年,乃是为纪念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传承中华优秀人文学术传统,推动文化传承创新,鼓励当代人文学者潜心研究、勇于创新,产出国内一流、国际有学术影响的原创性精品力作。
思勉原创奖每两年举办一届,通过海选提名、专家推荐、学者票选、问卷测评、同行审读以及专家终审会等程序后,确认入选成果。入选成果,限于改革开放以来人文学科领域首次出版、具有重大影响的原创性学术成果。目前,思勉原创奖已被列入教育部认可的人文社科类奖项。
下附历届荣获“思勉原创奖”的学者,及其于北大出版社出版的作品。
第五届“思勉原创奖”获奖名单
(加粗红色标注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李零《中国方术正考》
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
陈尚君《全唐诗补编》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
青年奖:
徐英瑾《心智、语言和机器——维特根斯坦哲学和人工智能科学的对话》
谢湜《高乡与低乡:11—16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提名奖:
程凯《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
历届获奖名单
第一届(2011年)
田余庆 《东晋门阀政治》
项 楚 《王梵志诗校注》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
杨国荣 《道论》
提名奖:
章培恒 骆玉明 《中国文学史新著》
第二届(2013年)
李泽厚 《哲学纲要》
阎步克 《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
张涌泉 《汉语俗字研究》
罗宗强 《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
提名奖:
范伯群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
第三届(2015年)
傅璇琮 《唐代科举与文学》
茅海建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
张世英 《哲学导论》
陈 来 《仁学本体论》
第四届(2017年)
陈平原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李伯重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
倪梁康 《自识与反思》
邓小南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刘跃进 《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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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嘉婧、黄泓
观点资料参考:《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赵园著
原标题:《明朝灭亡的惨痛原因,明朝遗民说得最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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