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历代名画记》作者张彦远的“相册”与“朋友圈”

有唐河东张氏为书画鉴藏世家，三代贵为宰相，五世递藏书画，始于张嘉贞（665-729）及其子张延赏（726-787），大成于其孙张弘靖（760-824），总结于其玄孙张彦远（815-907），彦远著《法书要录》、《历代名画记》，集古书画鉴藏之大成，今人推为书画鉴藏史之白眉。张氏五代几乎与整个唐王朝相始终，长期居于长安、洛阳两京，家族书画宝藏的聚散悲喜剧在东西二京不断搬演。考察唐代两京因书画鉴藏而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河东张彦远家族是个极好的个案。

收藏之都的河东张氏家族宅第

张彦远高祖河东公张嘉贞，开元八年（720）官至中书令，生平喜收藏书画，善书法，河东张氏家族之收藏始于张嘉贞。曾祖魏国公张延赏，贞元三年（787）正月拜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亦雅善书画，墨迹“妙合钟〔繇〕、张〔芝〕”，墨迹高古。祖父高平公张弘靖，元和九年（814）累官至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善书法，“书体三变，为时所称”，尽力搜求法书名画，卷轴满架。自张彦远高祖张嘉贞至祖父张弘靖，一门三代官至宰相，故当时号“三相张氏”。张彦远叔祖张谂与李缵、李约“琴尊自乐，终日陶然”，共享蔡邕万卷之书、虎头一橱之画。其父张文规，“少耽墨妙，备尽楷模，彦远自幼及长，习熟知见”。张彦远本人更是博闻多识，留心书画，自诩“收藏鉴识，有一日之长”，著有《法书要录》、《历代名画记》，谓“好事者得余二书，书画之事毕矣”，努力搜求其家已经散佚的先世的书画收藏，经眼之多、鉴别之精超越乃祖。

张氏家族在河东故里的住宅已见宿白考证。张氏家族迁至洛阳、长安，始于张嘉贞之崛起。武周长安年（701-705）间，嘉贞因缘际会，逐渐显贵。武周以洛阳为神都，皇帝、朝廷皆在此城，张嘉贞当于此时在洛阳思顺坊建宅。开元十年张嘉贞随玄宗至东都，洛阳县主簿王钧为求御史之职，特为嘉贞增修思顺坊宅。开元十七年后复归洛阳养病，仍居此宅。史载“延赏东都旧第在思顺里，亭馆之丽，甲于都城，子孙五代，无所加工”，所谓“延赏东都旧第”，就是继承张嘉贞始建并增修的宅第。此宅自张嘉贞创建，至延赏、弘靖、文规、彦远递传，故云子孙五代。张弘靖是延赏长子，故得继承思顺里宅，而次子张谂则在紧邻思顺里南侧的修善里创建新宅。

张嘉贞在长安的住宅可能始于中宗、睿宗时期，当居于长安，然居址不详。大约开元元年外任梁州都督、秦州都督、并州长史，此时所居大约是长兴坊。其宅本崔日知宅，日知开元三年正月任京兆尹，同年十二月坐赃罪贬，其宅应入官，张氏据有其宅在此之后。至张弘靖时，张氏家庙仍在长安长兴坊，或为张氏旧宅改建，改建年代不详。开元八年正月张嘉贞由并州长史拜相，则迁至安邑坊，嘉贞、嘉佑兄弟皆居此坊。开元十七年张嘉贞终于洛阳思顺里宅，二十九年，张嘉佑终于长安安邑里宅，此宅其后大约为嘉佑后人继承。嘉贞晚年退居洛阳，仍居思顺里旧宅，张延赏即生于此宅。约开元末张延赏入仕，从洛阳思顺里迁至长安，最初所居坊里不详，最晚于德宗时已迁至平康坊。较之长兴旧宅，平康新居更接近兴庆宫和大明宫，符合开元末年至天宝间高级官员住宅的移动规律。实际上平康坊宅始于张延赏，延赏之后，张弘靖、张文规、张彦远三代继承此宅。

平康坊唐武德（618–626）、贞观（627–649）年间有褚亮褚遂良父子宅、孔颖达宅，武后、中宗时代有崔融宅、裴光庭宅，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有姚崇宅、崔泰之宅、李林甫宅，晚唐则设诸州进奏院于此坊；又有创立于隋代的菩提寺，有郑法士、吴道玄、杨廷光、董谔、耿昌言等人壁画；有嘉猷观，观额为玄宗御书金字，观中精思院王维、郑虔、吴道子皆有壁画；以及永穆公主舍宅所立万安观，观内公主影堂，有李昭道画山水；其坊内三曲有妓所，士人往来极多。此外，平康坊紧邻东市，便于生活和收藏。

张家收藏就地理分布而言，张嘉贞之搜求极有可能在从司马承祯学习书画之后，故当聚于长安安邑坊宅；嘉贞之子张延赏继承洛阳思顺坊，而于长安另建平康坊宅，所得应聚于此两处宅第；延赏长子张弘靖的收藏最富，大成于长安平康坊，宪宗元和十三年所进献的藏品本来皆在平康坊宅，其余藏品大约穆宗长庆元年（821）携至幽州，遭乱散佚。延赏次子张谂亦有收藏，保存于洛阳修善里，并续有新藏。弘靖长子张文规继承余绪，仍居长安平康里和洛阳思顺里宅，然所存书画卷轴不多，珍品絶少。张彦远发奋追踪张家散佚旧藏，然新藏有限，仍然聚于长安平康里和洛阳思顺里宅。

河东张氏鉴藏世家的形成

张家鉴藏之学的开启和传承

张彦远虽一再强调河东张氏家族的世代收藏始于其高祖张嘉贞，今所知张嘉贞有关书画及收藏之事，仅有二三事而已。其一，武周时张嘉贞与收藏前辈钟绍京合作《静法师方坟记》，睿宗时又受中书令崔湜奖掖，透露出嘉贞进入京城即受到鉴藏家的启发；其二，张嘉贞书画鉴藏学本于高道司马承祯；其三，张嘉贞行书作品有“定州《北岳碑》，为好事者所传”。

武周长安年间，张嘉贞受到武则天的任用，至睿宗先天年间官至中书舍人，逐渐显贵。这一时期，正是唐代宫内所藏法书、名画流失的重要阶段。再经唐隆、先天两次政变，珍贵书画多次转手，激发了京城收藏热潮。张嘉贞鉴藏之途，正是肇端于此时此地。

张嘉贞初入长安为官，结识京城书画鉴藏之家。《金石录》载，长安元年（701）十二月所建《周静法师方坟碑》为张嘉贞撰，钟绍京正书。钟绍京为盛唐著名书家，与张嘉贞合作《静法师碑》正在此时。钟氏也是长安重要的书画鉴藏家，其家藏有王羲之、王献之及褚遂良法书数十百卷。另外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有《钟绍京传》，详载所见钟氏画作。逮至先天元年，崔湜为中书令，张嘉贞为中书舍人，最初不为崔湜所礼，戏称为“张底”，后因张嘉贞议事颇有见识，故相推重。崔湜亦是武后至睿宗时期京城重要书画收藏家。钟绍京、崔湜购求鉴赏书画，宗楚客、薛稷因缘际会而得内府御藏，皆为张嘉贞所亲历，或是开启张家收藏之因。

开元九年，张嘉贞因拜相重返长安，其间又从司马承祯问学，开启书画鉴藏之学的门径。两人的师生关系见于《历代名画记》：

司马承祯，字子微。自梁陶隐居（陶弘景）至先生四世传授仙法。开元中自天台征至，天子师之。十五年，至王屋山，敕造阳台观居之，尝画于屋壁。又工篆隶，词采众艺，皆类于隐居焉。制雅琴镇铭，美石为之，词刻精絶。开元中，彦远高王父河东公（张嘉贞）获受教于先生。玄宗皇帝制碑，具述其妙。

此节略述司马承祯的道教法系及生平，特别凸显不仅司马氏的道法传自陶弘景，其辞采及书法、绘画、斫琴等众艺亦皆规摹于其四世祖师陶弘景，玄宗所作碑文盛称其学问、众艺之妙。再者，陶弘景是法书鉴定大家，所作《真诰》整理、辨析真人杨羲及二许笔迹，言之有据，又《与梁武帝论书启》论定梁代内府收藏二王法书真伪，颇重肯綮。

张嘉贞至其子张延赏之间存在代际断裂，张嘉贞晚年得子，嘉贞去世，延赏年仅三岁。张嘉贞的书画收藏皆由张延赏继承，但嘉贞生前未能传授其子延赏鉴藏之学。史传云张延赏“博涉经史，达于政事”，所读书籍当是张家藏书。至于张家书画收藏得以延续，关键在于玄宗的文化氛围和肃代之际的收藏机遇。因肃代之际，长安屡经战乱，兵连祸结，内府法书名画损失惨重，张彦远叙其大略云“禄山之乱，耗散颇多，及德宗艰难之后，又经散失，甚可痛也”，徐浩云“潼关失守，内库法书皆散失”，其后“吐蕃入寇，图籍无遗”。战乱之后，唐廷也曾收拾旧藏，企图复原其旧。徐浩等人努力搜求的法书名画因“肃宗不甚保持，颁之贵戚，贵戚不好，鬻于不肖之手”，张怀瓘云“〔内府书画〕既所不尚，散在人间；或有进献，多堆于翰林杂书中，玉石混居，熏莸同器”，正可互相印证。张彦远云“物有所归，聚于好事之家”，所谓聚于好事之家，实即河东张氏家族。贞元之初，正值张延赏拜相，是其家族鼎盛之际。张家所藏法书名画，如王羲之草书《初月帖》、冯承素摹本王羲之正书《乐毅论》《兰亭序》，顾恺之《清夜游西园图》均为贞观内府旧藏，极有可能是肃代之际内府散出者。聚于好事者之家的途径则是经由长安的书画市场，当时市场上真伪杂陈，切须鉴识者才能分辨。张怀瓘云“二王书中多有伪迹，好事所蓄，尤宜精审，傥所宝同乎燕石，翻为有识所嗤也”，张延赏搜求书画，正是藉助市场上的高明书画商贾。张彦远云“贞元初有卖书画人孙方颙，与余家买得真迹不少”，孙方颙又名仲容，“亦鉴书画，精于品目，豪家所宝，多经其手，真伪无逃焉”。孙方颙经手为张家所购皆为真迹。此外，张延赏还收藏当代名家的精心之作，如大历四年（769），延赏收藏弘词科举子齐暎的山水画，建中四年，曾邀山水树石名家张璪为其平康坊宅画八幅山水障子。总之，张延赏逢此机缘，家富于财，依靠鉴识高明的书画商贾，故能奠定河东张氏鉴藏世家的地位。

张延赏有张调、张谂二子，张调后改名为张弘靖。张延赏的书画藏品分由两子张调（弘靖）和张谂继承。张弘靖是延赏长子，继承了长安平康坊宅和洛阳思顺坊宅。河东张氏至张弘靖一代已三世宰相，积累丰富的文化资源，包括书画藏品和社会声望。张弘靖拜相制词赞其学养，称有“蕴积稽古之学，发挥经纬之文”，自是家族传承，其中稽古之学，既是稽考古代典籍之学，又是搜求古器书画之学。张弘靖鉴藏之学的培养，当与张延赏的收藏经历有关。张弘靖生于乾元三年或上元元年（760），至建中四年朱泚之乱时弘靖已近而立之年，建中四年邀请张璪画八幅山水障子，贞元初年经孙方颙购入书画真迹，皆为弘靖亲历；尤其前者，延赏时在西川成都，此事当是弘靖亲手经办。如上经历使张弘靖得以亲近画家和书画商贾，渐染收藏之癖，且具鉴识、铨次之能。其家云弘靖“金帛散施之外，悉购图书。古来名迹，存于箧笥”。又云“大父高平公（张弘靖）幼学元常（钟繇），自镇蒲陜，迹类子敬（王献之），及处台司，乃同逸少（王羲之），书体三变，为时所称”。幼学元常，当为张延赏的偏好，史载延赏墨迹“妙合钟〔繇〕、张〔芝〕”，所学范本或即张家早年所得钟繇《道德经》；自元和四年为陕虢观察，书法全似王献之，钟繇、子敬有古质今妍之异，差异极大，后者应是弘靖自己的喜好；其后元和九年弘靖拜相，书迹转而同于王羲之。张家藏有二王书迹五卷，其中有冯承素摹本王羲之正书《乐毅论》、行书《兰亭序》、草书《十七帖》等名迹，皆为弘靖之好。张弘靖鉴藏之学的培养颇具影响的还有陇西李勉、李约、李缵父子。李家亦为鉴藏世家，张延赏、弘靖父子与李吉甫、李德裕父子的交往也有收藏群体互相欣赏、激发的作用，是河东张氏鉴藏世家形成的重要一环。

张弘靖收藏生涯中有两次惨痛的损失，其一是元和十三年被迫进献所藏书画精品，其二是，长庆元年遭遇朱克融之乱而散失。张彦远记其事云“元和十三年，高平公镇太原，不能承奉中贵，为监军使内官魏弘简所忌，无以指其瑕，且骤言于宪宗曰：‘张氏富有书画’。遂降宸翰，索其所珍。惶骇不敢缄藏，科简登时进献”，更加惨痛的是“其余者，长庆初，大父为内贵魏弘简门人宰相元稹所挤，出镇幽州，遇朱克融之乱，皆失坠矣”。二事起因都是张弘靖与宦官魏弘简之争端，且前后相接，造成张家所藏几乎丧失殆尽，成为最为痛苦的记忆，其孙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反复提及。张弘靖之弟张谂同受熏染，亦有收藏之癖，其洛阳修善坊宅建有萧斋，将南朝萧子云飞白壁书嵌于斋内以观赏，然此宝藏约在文宗时代被权臣王涯仗势抢夺，其后毁于甘露之变，亦是张家藏品的重大损失。

张弘靖有子四人，分别为张文规、张景初、张嗣庆、张次宗，张文规之子即张彦远。

较之前代祖先，张彦远癖好最深，但他面临两方面的困境，一是“不见家内所宝，其进奉之外，失坠之余，存者才二三轴而已”，一是“不得窃观御府之名迹，以资书画之广博，又好事家难以假借，况少真本”,本家所藏已失，而公私两类收藏皆难寓目。祖父张弘靖的两次藏品散失，其时彦远年纪尚幼。这两次书画藏品的散失，是张氏家族最为痛苦而深刻的记忆，张彦远自幼年就致力于搜寻张家先祖的书画旧藏，与当时名流交往，经眼法书名画极多。张彦远总结了张家五世收藏的心得，指出鉴藏家当具备收藏、鉴识、阅玩、装褫、铨次等方面的学识和眼光，《历代名画记》充分展示了张彦远在以上各方面，尤其鉴识和铨次两项的才能。对于所余书画，他抱定“虽有豪势，莫能求旃，嗟尔后来，尤须靳固，宜抱漆书而兴叹，莫将棐柿以藩身”的理念，誓与之相始终。绘画方面，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详述历代画家的传世名作及两京寺观的壁画；法书方面，《法书要录》卷十详录了王羲之、献之父子传世的法书内容，且记载了张家鉴藏的盛衰经历，兼及周边的鉴藏世家、画家、商贾，皆由笃好书画收藏而起。

张家周边的鉴藏世家

张家收藏之癖、鉴藏之学的养成与其交往的收藏世家有着密切关联。

张家和宗室李家三代交谊，始于张嘉贞、李择言任职蜀中之际，平定安史之乱时，张延赏与择言之子李勉曾经共同辅佐王思礼收复长安，结下深厚友谊。张延赏、张弘靖张谂父子和李勉、李约父子均是鉴藏家，两家关系最为密切。早年同在王思礼幕府的经历是张延赏、李勉相交的重要阶段，收复长安之后李勉宅在长安亲仁坊，张延赏宅在其北平康坊，中间隔宣阳坊，宅第相邻，交往近便。所谓“许询、逸少（王羲之），经年共赏山泉；谢傅（谢安）、戴逵，终日惟论琴画”，应是语带双关，既指张延赏、李勉的交谊如同王羲之与许询、谢安与戴逵一般，也暗指李勉的收藏之中有王羲之、谢安的法书，戴逵的画卷。两家可能互通藏品，交相欣赏，李家裱背书画浆糊调蜡之法为张家所用。两家的文艺趣味也有相同之处。

两家第二代张谂、李约交谊最厚。李约自述其书画之癖云“余少好图书，耽嗜奇古，由此虽志业不立，而性莫能迁”，张谂志业与李约相同，其家云“〔李〕约与主客（张谂）皆高谢荣宦，琴尊自乐，终日淘然，士流企望莫及也。繇是万卷之书，尽归王粲，一厨之画，惟寄桓玄”，又云“〔李约〕与主客张员外谂同官。并韦征君况，墙东遁世，不婚娶，不治生业。李独厚于张，每与张匡床静言，达旦不寝，人莫得知”。“万卷之书，尽归王粲”是用蔡邕欣赏王粲而以藏书相赠之事，“一厨之画，惟寄桓玄”用顾恺之以画橱寄存桓玄之典，想是李约和张谂藏书、藏画不分彼此，互通有无。张谂长于鉴赏吴道玄画，曾撰《吴画说》一篇，收在文集之中；李约激赏张璪松石画障，作《绘练记》详述画意，亦具文集之内。辨识画家风格，熟悉经典作品，明了绘画技法，综合应用于鉴藏，并著之于书，与同好互相参证，传之后世，正是鉴藏家本色。

河东张嘉贞、张弘靖父子与赵郡李吉甫、李德裕父子关系密切，政见相同，前人论之备矣，李德裕之书画鉴藏事迹。张彦远述鉴识印记，著录“故相赵国公李吉甫印：赞皇”，述近代畜聚之家，特标“李太尉德裕”，可见两家世代之谊。元和中张弘靖被迫进献书画，当时弘靖任职太原，参与科简平康坊张家书画并代为起草《进书画表》者正是掌书记李德裕。《历代名画记》全文移录了李德裕表疏，可见张彦远深知张、李两家渊源。

李德裕所藏画卷有马图，时人水墨李处士鉴定为展子虔或韩干所作，见诸《唐阙史》。此画绢本，画马，长约三四幅，以珍贵织锦为褾，以鼍龙皮为轴首，虽已颜色暗晦，但无疑出自名家之手，为李德裕所宝爱，绢画接缝处钤有他所继承的“赞皇”二字收藏印。本朝阎立本所绘《步辇图》亦有李德裕题跋。李家还曾收藏二王书帖，其中颇有赝品，其轶事见于《卢氏杂说》和温宪所作《程修己墓志》，说明其鉴定之学远逊于当时河东张氏这样的名家。李德裕对于保存壁画，极有功劳。会昌（841-846）法难之际，各地寺院多遭灭顶之灾，而李德裕保留了他在润州（今江苏镇江）创立的甘露寺，且将浙西节度管内各寺的珍贵壁画移至甘露寺，其事当与李德裕酷爱书画有关。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详细记录了甘露寺所存珍贵壁画的品目，无疑是表彰李德裕保存古画之举。同样，赵公佑在成都诸寺画壁得以保存，大约也与李德裕有关。张彦远非常曾关注李吉甫、李德裕家族的收藏。《历代名画记》曾批评李吉甫家用硬黄纸装背的方法，张家使用此法装背的书画后来多有损坏。

为搜求张氏旧藏，张彦远特别关注前代与张氏先祖交往的藏家后代，今可考知者有吴郡张从申、张惟素、张周封三代，段文昌、段成式父子，韩愈、韩昶父子，令狐楚、令狐绹父子。张家收藏多在张弘靖时代散佚，所余甚少，张彦远的鉴识、诠次之学的重要来源是两京寺观的壁画、壁书和碑版。他曾云“彦远游西京寺观不得遍，惟敬爱寺得细探讨，故为详备”，可知洛阳曾经遍游，长安寺观巡礼则大约止于会昌法难。张彦远的两京外州寺观壁画巡礼，根据前代文献和传闻，确定画作的佚存，辨析是否出自名家手笔，品第画作高下，这也是同时鉴藏家普遍利用之法。较之张彦远稍早的朱景玄、段成式巡礼两京寺观亦在于会昌法难之前，朱景玄所作《唐朝名画录》依张怀瓘《画断》之例，旨在定画家品第，其中也颇有涉及寺观壁画之处，段成式游历编为《寺塔记》，其指南即韦述《两京新记》即佚名《游目记》，张彦远则主要根据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录》、韦述《两京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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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与画家

张彦远指出上古画图之用在箴训教化，阐扬礼乐，图画主题以人物、故事为主，故朱景玄云“夫画者以人物居先，禽兽次之，山水次之，楼殿屋木次之”，这是中唐以前鉴赏家心目中图画主题和品第的次序。近世则偏好书画的阅玩功能，讲究在书画中寄托情怀，故颇重山水树石。张家的收藏趣味，与画史的变迁合拍，其先张嘉贞有拜相写真图，张延赏、张弘靖收藏晋卫协《诗经北风图》、顾恺之《清夜游西园图》、宋陆探微《萧史图》和本朝写真高手陈闳所绘的《玄宗马射真图》，张弘靖提携人物名家周昉弟子王腓。张家前两代的收藏趣味和他们推崇的画家主要属于人物故事画派，而张延赏之后，张家明显转向山水树石画。开创山水画的吴道玄、李思训、李林甫，备极树石之妙的韦鶠、张璪，皆活跃于玄宗至肃宗时期，此间正是张家收藏逐渐丰富之际。张延赏、张弘靖父子常邀张璪至其宅，所藏张璪画作甚多，尤以八幅山水障最为佳作，张家世交李约藏有张璪树石画障，并撰《绘练记》详述作画之意；张氏父子赏拔长于山水的齐皎、齐暎昆仲，藏有齐皎书画，延赏之子张谂专为吴道玄作《吴画说》以表彰，延赏之婿韦皋礼待蜀地山水画家王宰；李勉推重山水树石画家刘方平。以上种种可以看出张家及其周边的鉴藏群体的时代正处于画史的转折点上，新的山水树石画派的生成和发展强烈吸引着他们，同时张家通过他们的评论和品第参与并塑造了新画派，推进了新画派的提升。

唐代山水画家还有吹云、泼墨等特殊技法，均为诞育于唐代中期的新奇技法，为当时鉴藏家所关注。泼墨山水的著名人物是颇具传奇色彩的王墨，朱景玄列之于逸品，详述其泼墨作画之法。此王墨又作王默，张彦远曾于其兄张厚处得知王默的师承和行事，也曾见其画作，记之于《历代名画记》。然朱景玄和张彦远都认为泼墨不见笔踪，非画之本法，不可称之为画，不可效仿。

张彦远特别记录了他与吴兴画家徐表仁之间的交往，从此记事当中，可以看出张彦远与画家交流的方式和内容。彦远有观画知人之鉴。张彦远偕徐表仁前往吴兴茶山探幽写生，两人讨论山水之意，彦远引为知己。唐代鉴藏家与文人画家之间的互动记录甚少，而这个事例则提供了很多信息，张彦远了解画家徐表仁的师承、风格和擅长的主题，参与画家的创作；画家亦能发挥所长，得到鉴藏家的指点和扬誉，从而提升画艺和境界，并在收藏家群体中获得更高的声誉。

张家的书画秘藏及其品鉴

张氏五代收藏的大概，略见于张彦远《法书要录》和《历代名画记》，《新唐书》和李绰《尚书故实》也有记载。宿白先生根据以上史料，认为张弘靖一代既是张家收藏最富之时，也是收藏散失时期，张家的收藏肇端于武后、中宗内府书画散出之际，而后又增长于安史、吐蕃、朱泚乱唐之时，其所藏原本多为御物，经由各种途径（尤其是书画市场）为张家所有，然其正当性难免受到质疑，故藏家往往剪除内府的收藏印记，包括排署、藏印等。为了掩人耳目，张家著述从未详载其藏品目录，故所藏书画称为秘藏，亦不为过。今天所见，仅有《历代名画记》所载元和十三年张弘靖进献给宪宗的法书名画目录，值得详细考索。张家进献目录中法书有：

钟（繇）、张（芝）、卫、索（靖）真迹各一卷

二王真迹各五卷

魏、晋、宋、齐、梁、陈、隋真迹各一卷

其中钟繇真迹，即《尚书故实》所载“钟元常《道德经》一卷”。张家所藏二王书迹有冯承素摹本王羲之《兰亭序》和《乐毅论》。张弘靖将冯承素摹本《兰亭序》进献给宪宗，却将有唐太宗跋尾的《乐毅论》私匿不献，颇具深意。以上法书皆价值连城，张彦远《法书要录》所载张怀瓘《书估》云“《乐毅》、《黄庭》、《太师箴》、《画赞》、《累表》、《告誓》等，但得成篇，即为国宝”。盛唐时代，与张嘉贞同好而相知的钟绍京曾经花费数百万钱购求王羲之正书作品，最终“惟市得右军行书五纸，不能致真书一字”。元常法帖东晋过江之后便已难得，羲之正书真迹至唐皆收在内府，其《乐毅论》褚遂良编为王羲之正书第一卷，唐太宗命冯承素摹写分赐亲贵。羲之原帖毁于开元年间，而其唐代摹本则在外流传。唐代冯承素摹本有褚遂良跋语，记其本末云：

贞观十三年四月九日，奉敕内出《乐毅论》，是王右军真迹，令将仕郎直弘文馆冯承素模写，赐司空赵国公长孙无忌、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特进尚书左仆射申国公高士廉、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特进郑国公魏征、侍中护军安德郡开国公杨师道等六人，于是在外乃有六本，并笔势精妙，备尽楷则。褚遂良记。

张家所藏即唐代贞观内府六本之一。以上两种虽非羲之真迹，然《乐毅》、《兰亭》原帖不存，摹本弥足珍贵。

此外，张家还可能还藏有王羲之《初月帖》、《还问帖》、《思想帖》、《丹阳帖》、《清和帖》、《书问帖》、《十七帖》等法书。《宣和书谱》记录了当时内府所藏张彦远草书墨迹，计有《临王羲之初月帖》、《临王羲之还问帖》、《临王羲之思想帖》、《临王羲之丹阳帖》、《临王羲之清和帖》、《临王羲之别纸帖》、《临王羲之书问帖》七种，除《别纸帖》不详所指之外，其余六种皆见于张彦远《右军书记》。《右军书记》是王羲之法帖的辑录，或来自其他藏家著录，或是张彦远经眼，至于何帖曾经彦远收藏，难以遽定。但《宣和书谱》所载张彦远临摹右军法帖的原作（或摹本），即《初月帖》、《还问帖》、《思想帖》、《丹阳帖》、《清和帖》、《书问帖》六种，极有可能是张家藏品。又，《尚书故实》“王内史书帖”条所记实为王羲之《十七帖》，且张彦远亦云此帖为烜赫名帖，张家至少藏有此帖摹本。《初月帖》、《十七帖》原本皆为贞观内府所藏。

张家进献目录中名画则有“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郑（法士）、田（僧亮）、杨（子华）、董（伯仁）、展（子虔）洎国朝名手画合三十卷”。

张弘靖的主要收藏（以元和十三年进献为准），法书如钟繇《道德经》以及张芝书、卫氏书、索靖书等，时属上古，张怀瓘列为第一等；王羲之《乐毅论》、《兰亭序》本是铭心絶品，其唐贞观年间冯承素摹本人间仅传，亦为上品。《道德经》、《乐毅论》因真书之故，“但得成篇，即为国宝”。张氏所藏名画如顾恺之《清夜游西园图》、陆探微《萧史图》时在中古，可齐上古；卫协《毛诗北风图》，为中古孙畅之、顾恺之所推服，比之上古亦无不可；张僧繇《定光如来像》，虽在下古，而可齐中古；郑（法士）、杨（子华）、董（伯仁）、展（子虔）诸画，虽属近代，可齐下古；本朝名手如阎立本《田舍屏风》，可齐中古。可见元和十三年张弘靖所藏法书名画精华部分仍留在长安，经过进献之事，所余数上品已经不多；长庆元年（821）幽州散失卷帙虽多，恐不及此次进献书画之精。

至于张弘靖进献给宪宗的法书名画，在穆宗时代不再重视，内府收藏不慎，其中名品顾恺之《清夜游西园图》又遭宦官崔潭峻窃取，重新流入长安书画市场。《清夜游西园图》为赫赫名迹，觊觎者多，难免命途多舛。经张周封、王涯、郭承嘏、令狐绹，最后于在宣宗时进奉宫中。

此后，张弘靖入幽州，又遭朱克融之乱，所携书画散失殆尽。

结论

所谓河东张氏，本非士族，乃伪托范阳张氏族裔，实为唐代的新兴士族。张嘉贞一系，或称范阳张氏，或称清河张氏，或与吴郡张氏认为同宗，更为常见的自我标榜为河东张氏。这种现象说明张家的族姓认同是一直在变动的，或者张氏自身对族姓认同并不在意。唐代标榜家世门阀的士族不外两件大事，一是婚，与世代在士族内部联姻，最好是五姓家族，一是宦，以清官起家，世代膏腴。以宦论，张嘉贞起家不过平乡县尉，与其父祖所历官职相当，还一度坐事免官，若非张循宪与之相遇于蒲州驿，力荐于朝廷，时逢武则天用人不拘一格，骤升监察御史，终至拜相，恐怕张嘉贞会与其父祖一样终身不离一尉吧。以婚论张嘉贞姻亲不详姓氏，颇疑张延赏所生母地位不高，延赏娶于苗氏，其女嫁韦氏，均非高门，至张弘靖娶范阳卢氏，才与五姓联姻。从婚宦两方面观察，河东张氏均与高门士族有别。

在文化上，中古世家大族还有更为内在的一项标准，那就是清。上田早苗指出从东汉到南北朝，“清”是士族重要的生活理念，首先当理解为高洁清静的生活，清的生活必然是朴素、节俭的，不求奢华。极端情形下甚至为清贫而舍身。其次，清也指说话、文章用辞简明扼要，如风行水上。与此相似，隋唐时代士族在文化上所追求的清则指立身清白俭朴，为学清通融会。清是区分士族和庶族的重要标准。从这个标准观察，张氏家族显然存在缺陷。以立身清白而言，张嘉贞、张嘉佑、张延赏均有贪赃、纳贿的污点；张嘉贞、张延赏皆有干略，少文采，虽博涉经史，但造诣不深。至张弘靖渐有士族清通融会之风，收藏之外，音律、造园、类事、为文皆能。张彦远官品虽不及先祖，而刻意其家族塑造清简的士族文化形象，“每清晨闲景，竹窗松轩，以千乘为轻，以一瓢为倦，身外之累，且无长物，唯书与画，犹未忘情。既颓然以忘言，又怡然以观悦”，于珍爱之品亦不妄取，于先祖之遗则靳固终身，俨然为一清闲且清通的儒素士人。以此观之，书画固然是张彦远家族所酷爱，但其收藏行为，不妨视为张氏士族文化认同的一种策略，而书画藏品则是张氏家族积累的文化资本。

唐代收藏史上，两京地位无疑最为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好之而有力的藏家均在两京，首屈一指的当然李唐皇室在内，其次则有不同类型的好事者，即传统世家大族、新兴士族、科举世家、勋贵、一般士子等等；另一方，两京有全国最大的书画市场和最高明的书画商贾。无论何地的重要藏品，都会向两京汇聚，例如张弘靖在幽州散佚的书画，韩滉润州上元县（今南京）古寺所得飞白萧字壁书，仍然回到长安、洛阳流通和收藏。长安的朱雀门或丹凤门，隔开两个世界，其内是官府和内廷，其外是外郭坊里和市肆，书画藏品以购买、进献、宣索以及赏赐、盗窃、战乱散佚等方式流动，而终唐一代总的趋势是内府收藏渐渐流入私家，而私家的秘藏则随着权利、文化、家族等因素再行分化或组合。张家收藏的兴衰，恰似标定颜色的基因组，为我们清晰显示了唐代收藏史的脉络和变动。

张彦远家族书画藏品，来源大抵是内府因战乱和赏赐而落入外郭坊里，再经由市肆重聚于好事者之宅第，去向则是家族败落而归于他人之手。如果我们逐一分析唐代的书画鉴藏家，可以慢慢画出一幅幅两京的收藏地图。笔者曾经讨论过长安永宁坊王涯书画秘藏的得失，其中《清夜游西园图》的流动环节恰可以与平康坊张彦远家族的收藏史相衔接，其间长安安邑坊李德裕、某坊张周封、永宁坊王涯、亲仁坊郭承嘏、宣阳坊令狐绹亦与之关联；另有飞白萧字壁书从润州到洛阳仁风坊李约、修善坊张诜，再到长安永宁里王涯的关联。张氏收藏的卫协《毛诗北风图》又联结了长安某坊张惟素（张周封之父）、修行坊段成式、靖安坊韩愈与张家。通过藏品的地理流动，我们可以贯串起一个重要的人际关系网络，这种人际关系网络既与其他宗族、姻亲、同僚、师友、邻里、政敌关系部分重合，又因对于书画的爱好突破原有关系网络而结成新的同好关系。书画藏品的赠送或交易明晰地显示出书画收藏界人际关系网络具有某种排他性，好书者常用非其人不可传授为辞；而且收藏群体有其基本规则，如果像魏弘简、王涯那样使用强力打破规则和关系，则造成激烈冲突和惨痛的记忆。这些书画收藏的得失，对于两京的好事者并非无关紧要，书画藏品是他们历代累积的文化资产；另一方书画藏品也影响了鉴藏者的文化品位，改变了鉴藏者的生活空间，既可退回宅第中的书斋，独自从容玩阅，又可置于山亭园林，聚集友朋共同鉴赏，还可巡礼两京乃至外州寺观的难以移动壁画、壁书和碑版。即使到了外州，观览珍贵书画收藏时还是会激活他们在两京中的鉴赏记忆。鉴藏史使我们看到了以前忽略的唐代文化史、生活史的一个侧面，值得持续关注。

本文原题为《唐代两京的书画鉴藏与士人交游——以张彦远家族为核心》，转载自“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原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二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有删节，引用请参考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