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艺研究｜苏派砚雕与文人基因

原作者：蔡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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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苏派砚雕的发展脉络，顾家无疑是很好的切入点。明末清初，顾道人、顾二娘、顾公望，一门三代俱为琢砚能手，且在前人著述中屡经提及，这些资料为我们研究当时苏州砚雕的真实状况提供了线索。

清人朱象贤在《偶见闻录》中说：“吴郡有顾德麟，号顾道人者，读书未就，工琢砚。凡出其手，无论端溪、龙尾之精工镌凿者，即㠛村常石，随意镂刻，亦必有致，自然古雅，名重于世。”由此可知，顾道人原为一介书生，因读书未成转而攻砚，属于文化人进入砚雕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顾道人采用多种石材制砚，不仅有本地㠛村石（即苏州澄泥石），还涉及端石、歙石，可见苏州砚匠加工外来优质砚材已成常态。这一点，可与顾二娘“非端溪老坑佳石不奏刀”[1] 相印证。尽管此说似有夸张，但顾二娘大量制作端砚是不争的事实，至今文献所载顾氏制砚几乎都是端石。对外来砚石的大量加工，表明在明末清初，苏州制砚业颇具规模和市场，正是在此前提下，让顾道人这个读书人很快完成了角色的转移。

明代到清初，苏州制砚业蓬勃兴旺。笔者研究苏派砚雕已有二十年历程，至今收藏的明代及清初㠛村砚（即苏州澄泥石砚）已逾百方。从目前实物看，㠛村砚在明代及清初的产量，可与端歙鼎足而三，且具有很高的技术品质。

明代苏州如意池㠛村砚，相似的砚池也衍生出众多变化，作者供图

砚台在古代文人生活中有非同寻常的地位，不仅是案头必备的实用器物，同时也成了表征文人身份、寄托文人情感的象征性器物。正因如此，苏轼、米芾、金农、高凤翰等文人均有砚癖。江南地区在明清之际乃文士之渊薮，可以想见苏州当地对砚台需求之大，要求之高，这也成了催生苏派砚雕发展的内在动力。

文人对于砚台的讲究，不只材质，也包括外形，因为恰恰外形关乎使用者的审美品位。于是我们看到，苏州地区很多砚台款式，是依据文人喜好而设计。

明代苏州耳杯池砚 作者供图

书匣样砚 作者供图

图中明代耳杯池㠛村砚，将耳杯——也就是《兰亭序》中“流觞曲水”的觞，设计成砚池，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场清流激湍边诗酒唱酬的千古雅事。另一款书匣样㠛村砚，更是直接将文人生活器物直接设计成砚。这两种砚式，准确无误都是苏州砚工的手笔，因为它们绝少出现于其它砚材，所见几乎都用苏州㠛村石制作。比如，天津博物馆也收藏一方耳杯砚[2]，材质与此相同，只是被标注为澄泥砚。明代，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的㠛村石素砚，大量取材文人生活，并以线条造型，形态简约，追求文雅品格，突出书卷气质，大可投契于文人。可以说，江南文士的审美取向，反向影响着当时制砚者的设计，为苏派砚雕注入了文人基因。

文人需求固然是左右砚台风貌的重要因素，但工匠本身素养更是直接决定砚台品质。我们需要探究苏派砚雕的制砚主体——那些优秀的砚工，在掌握雕刻技能之外，是否还有更高层面的文化和审美追求，是否真正吸收了江南文化的涵泳滋养？

我们把目光回到顾二娘，朱象贤《偶见闻录》载，顾二娘常与人讲论：“砚系一石琢成，必圆活而肥润，方见镌琢之妙，若呆板瘦硬，乃石之本来面目，琢磨何为？”圆活肥润，即改变石材天然呆板瘦硬之质感，化硬为柔，从而呈现砚台新的美感，体现顾二娘对制砚的独到理解。如此高度凝练和具有创造意味的词汇，足可说明顾氏非同一般的创作理念和审美思想。

顾二娘款瓜瓞绵绵端砚  首都博物馆藏

事实上，顾二娘与文人是有深度沟通的，广为人知的是她与福建藏砚家们的交往。当时，林佶、余甸、许遇，以及他们子侄辈的林正青、林涪云、许均、黄任等众多福建文人都有藏砚之癖，而且多人与苏州顾家直接往来，并且曾写诗咏赞顾二娘。

除了 “一寸干将切紫泥，专诸门巷日初西”（黄任句）、“谁倾几滴梨花雨，一洒泉台顾二娘” （黄任句）这样广泛传播的名句，另有“要他圭角磨砻好，唯有聪明顾二娘”（林涪云句），“伊谁夺得天工巧，剪剡都输顾二娘”（李鹿山句）等句[3]，直接赞美了顾二娘的制砚技艺。林涪云还记述他杏花春燕砚的由来，当时他得一佳石，访顾二娘于专诸旧里，顾请他书一诗句，随即在砚背刻“杏花春燕图”以示酬谢[4]。

顾二娘款双燕衔花端砚 天津博物馆藏

福建藏砚文人们吟咏顾二娘的诗句，既有制砚角度的赞许，也流露出彼此较深的情谊，可见他们与顾二娘交流相当深入。在与这个藏砚群体的互动中，顾二娘一方面输出自己的制砚理念和专业知识，一方面也接受来自于文人的信息反馈，这无疑是促成双方各自提升的一个过程。

从个人素养看，顾二娘显然具有一定文化品位，但她仍应归类为专职砚工。作为苏州专业砚工的代表，顾二娘可“与缙绅坐”[5]，直接与文人切磋，而江南地区不少文人更是直接参与砚台的制作。

当时，活跃于江苏地区的高凤翰亲自操刀制砚，金农则有家奴专事制砚，从两人各自的生活和交游轨迹看，也可算作江南文人群体。但本文将关注点缩小到吴地范围的文人制砚，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两位山水砚的制作者王岫君（也作幼君、岫筠）和周芷岩。

王岫君铭山水端砚（拓片） 天津博物馆藏

“吴门顾二娘、王幼君治砚，名闻朝野，信今传后无疑。”[6] 齐名顾二娘的王岫君，同样深得江阴文人金捧阊称许：“国朝斫砚名手，江南首推王岫筠，盖其雄浑精密，可意会不可言传也。”[7] 天津博物馆收藏岫君款砚台两方，均为山水式，依据天然石形，整体琢成山水图景而不失砚之功能，妙造自然，格调非凡，作者显然精通画理，非寻常工匠可比。

康熙二十四年出生的嘉定周芷岩是竹刻大家，但也有多方山水砚传世，天津博物馆收藏两方芷岩款端砚，分别为藤萝映月砚和汹涛弱水砚[8]。但技艺尤为精妙的，是民国藏砚大家沈石友旧藏、收录于《沈氏砚林》的《天风海涛砚》，该砚运刀如笔，处理方式迥异于职业砚工，洋溢浓厚的文人趣味。

沈石友旧藏周芷岩款天风海涛砚，彩图刊于《古名砚》（日本二玄社，1974年）

明末清初是苏派砚雕高峰，也成为中国砚雕史的一座丰碑。乾隆以后，苏州地区琢砚渐趋平淡，但文人玩砚制砚仍有余绪。此时金石之风兴盛，砚台与金石的糅合成为文人新的兴趣点。比如太仓陆增祥收藏大量古砖并请人改制为砚，著成《三百砖砚录》。

同为太仓的王子若，更有两大系列作品传世，一是将百汉碑缩临入砚，二是摹刻《高凤翰砚史》。王子若并非砚工，而是擅长书画篆刻的文人，之所以领命两项关于砚台的艺术工程，是因砚石载体同样适合他施展金石技艺。

王子若摹刻《高凤翰砚史》（内页拓片）

苏派砚雕历史悠久，目前宋代以前制砚图景尚待细考，但明清时期脉络已较为明朗。文人笔下的记录，以及日渐丰硕的实物资料，都充分验证了工艺美学与文化土壤之间的紧密关联，说明苏派砚雕深度注入了文人基因。认识到苏派砚雕全盛时期的文心内核，对我们今天传承和发展苏派砚雕技艺，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吴文化博物馆《慧石味象》特展

【特展信息】

慧石味象

苏州澄泥石刻精品展

展览时间：2021年12月29日—2022年3月6日

展览地点：吴文化博物馆 二楼“吴颂”展厅

注：

[1] 清·徐珂《清稗类钞》

[2]《天津博物馆藏砚》文物出版社，2012年，P187

[3] 清·林在峨《砚史》

[4] 清·林在峨《砚史》

[5] 语出明代王世贞《觚不觚录》：“今吾吴中陆子刚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银，皆比常价再倍，而其人有与缙绅坐者。

[6] 清·阮葵生《茶余客话》

[7]《中国古代手工艺术家志》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P577

[8] 出版于上海博物馆《竹素流芳：周颢艺术特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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