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丘彦明：张爱玲白先勇都来投稿，那是台湾报纸的黄金年代

搬家去荷兰的时候，丘彦明运了1000箱书信和资料。张爱玲、白先勇、三毛、梁实秋、台静农、高阳、叶公超……与他们的一段缘分，和一个不可复制的黄金时代，都装在这行李中。

从1978年到1987年的九年间，丘彦明先后任台湾《联合报副刊》编辑、《联合文学》总编辑，与海内外许多文艺界大家相识相交：她与张爱玲鱼雁往返八年，与白先勇是多年挚友，与三毛是闺蜜，和梁实秋亲如家人。她参与了金庸小说的解禁，推动沈从文作品“脱敏”，更亲历了台湾两大文学副刊巅峰时期的“争霸”。

那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时代，房地产价格“一日三市”节节上扬，经济增长率创下历史新高。社会从“戒严”（始于1949年）走向“解严”（1987年），整个台湾报纸的数量、版面、内容仍受到控制，但仅有的两家民营报纸《联合报》、《中国时报》（“两报”）在历史的机遇下得以独树一帜、大放异彩。尤其是“两报”副刊——“联合报副刊”、“人间副刊”，在“正刊”新闻严格受限的情况下，争相推动报道文学、新闻诗、传真文学等与台湾现实社会联系紧密的创作，1980年代风起云涌的多元化社会思潮也由此开启。

1976年，丘彦明大学毕业，时逢《中国时报》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采编人员，数千人报考，只录取十几人，她成功考取。“两报”薪水高、待遇好，据丘彦明回忆，当时台北的人均工资约六千元（注：台币，下同），而她最初考入《中国时报》时，月薪即有一万多。

1978年，丘彦明又考入《联合报》，任副刊编辑；之后协助《联合文学》杂志创办，兼任执行主编，后专任总编辑，直至1987年底卸任。她见证了文学台湾的辉煌，和台湾报纸副刊的一段好时光。最近，丘彦明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回顾了她所走过的这个时代。

副刊作者：张爱玲、三毛、白先勇……

丘彦明进入《联合报•联合副刊》（以下简称“联副”）做编辑时，恰逢台湾文坛“老中青”三代济济一堂的盛况。从旧民国漂洋过海的张爱玲、梁实秋、夏志清、台静农、叶公超，在创作上正当壮年的“中生代”高阳、吴鲁芹，已经崭露头角、风化正茂的白先勇、三毛、王祯和……丘彦明因编辑工作与他们结下情谊，也为台湾文坛记录了一段珍贵的过往。

在她印象中，张爱玲永远是客客气气的。书信往来，丘彦明先敬称她“爱玲女士”，熟络了以后试改称呼“爱玲阿姨”，想拉近距离；张爱玲不表明同不同意，仍称呼“彦明小姐”，不像其他长辈，熟了就直呼“彦明”，她便心知肚明知趣返回原称谓。

张爱玲不接受采访，也不答应回台湾，任凭编辑们穷尽办法，她总是礼貌而决绝地回绝。

“但张爱玲其实不难打交道。我们书信往来大多谈工作，但也会提到一些生活趣事。她是独特的、孤独的人，可她又很周到、很仔细。你诚恳对她，她也诚恳待你。可她对你的好，跟白先勇、梁实秋、台静农的好不一样，她永远是一种有距离的好。”丘彦明回想着叙述。

1966年4月张爱玲的《怨女》开始在皇冠出版社连载，从此她对皇冠始终一心一意，小说只给这一家出版；但有时还有一些序文、札记类的短文章，“有这类文章时她会来信很客气地询问，我有这样一个小东西，你要不要。”

“她不允许文稿中出现一个错别字。说，这么短的文章，如果有一个错字，读者就不知所云了。”丘彦明说，因为她要求严格，即便是1000字的短文，也要自校；所以，刊发张爱玲文章的周期总是很长。那时还没有电脑，排版完要寄到美国去，她校对后重寄回台湾，改好后再寄给她，直到她点头，报社才发排。“发她的一篇短文常常需要几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可你还是觉得值得，也很令人佩服。”丘彦明神态宛如走入时空隧道。

三毛的风格与张爱玲截然相反。张爱玲的信常是一封隽秀的邮简，撑开来八片，字迹娟秀瘦长。可三毛的信上密密麻麻，那热情是真要溢出来的。一面写不下了，翻过来再写，最后话还没完，在信封上继续写。

“三毛本人随时都在燃烧。那火不是只给朋友、读者，在她身边的所有人，都能强烈感受到。任何人写信给她，她都热情洋溢地回信，她也许是读者手中留有信件最多的作家。任何人有问题、有困难，她都愿意去帮助。”

丘彦明和三毛相识始于《联合报副刊》的工作，从通信开始，成了至亲闺密。丘彦明曾前往加纳利群岛，住在三毛家里整整一个月。后来她们一起去东南亚旅行，同住一个房间，“她总爱管我，替我打理，说穿这件衣服好看，发型应该要怎么样、如何画点淡妆……”

三毛离世前给丘彦明打过电话，问她好不好，新婚的生活怎么样。“当时她的精神状态已经不是很好。”丘彦明忧伤地说。她叮嘱三毛照顾好自己，三毛倒反过来安慰她“放心，不会有事”。丘彦明眼中的三毛“是个智慧的天才型女人”，“她沉溺于美感的创造与挖掘……她自己能极容易做到，周围大多数人却不行或跟不上，这使她痛苦；再加上她太过丰沛的有情有爱，无法获得相应的反馈，更伤她的心肠。”三毛的去世是丘彦明心中永远的痛。

白先勇为丘彦明起了个绰号叫“响尾蛇飞弹”，说她约稿跟定目标紧紧追踪，直到命中方肯罢休。丘彦明在“联副”工作期间，白先勇正在美国任教，偶尔返回台湾，往往前脚刚进家门，丘彦明的电话就到了。

“先勇热爱文学，上大学时创办《现代文学》，为了杂志内容亲自上阵写小说，所以那个时期产量很高。杂志停刊后，各报章杂志跟他约稿，他满口答应，可等他一篇文章要等两三年！因为他每篇文章都要长期蕴酿，文字又要斟酌再三，何况他还另有太多事务要忙。”后来丘彦明临危受命任《联合文学》总编辑，犹豫之际，是白先勇再三鼓励她才同意，但交换条件是一定要给文章，以实际行动支持。白先勇果然兑现承诺。

白先勇一直想找机会重印当年创办的《现代文学》，苦于费用高昂，丘彦明把这事记在心里。机缘之下，她牵线促成白先勇与允晨出版社将资金谈妥，并帮忙张罗组织出版事宜。白先勇在《现代文学》重刊之际曾在文章中感谢她，说这位“《联合报副刊》、《联合文学》的名编辑”“功劳最大”。丘彦明谦称：“这功劳实在不敢当。只不过，你用心待人，别人也用心待你吧。”这是丘彦明与作家们的相处之道。

“联副”与“人间”：黄金时代的“两副争霸”

 《联合报》、《中国时报》是台湾“报禁”时期（1949年-1988年）31家报纸中仅有的两家民营报纸，经营思路灵活，社会影响力大，日销量上百万份，而副刊版面固定占1/12，可以说举足轻重。

“1980年代《联合报》头版的半版广告听说至少要五十万、一百万吧，广告商排着队上报纸，印报纸像印钞票似的。编辑薪金比较高，给副刊作者的稿酬也格外丰厚。大多报社的稿费几毛钱一个字，而‘联副’是1-5元/字，张爱玲的稿费能达到5元/字。”丘彦明说。

工作中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她想了想：“退稿。”

来稿太多，存稿太多，最怕写退稿信。“年轻人需要鼓励，又不能为了安慰而一味地赞扬他的作品，否则为什么不录用稿件呢？”丘彦明表情苦恼：“有好些年轻作者后来进入文学圈、媒体圈，碰到我讲：以前接到过你的信……我不敢接下一句，因为下一句可能就提退稿信！”为了让新人露脸，“联副”曾专门开辟 “新人月”、“乡土文学月”这样的专题，让特定的作者群体有机会展露才华。

那时的台湾文化界生机勃勃，大师名家和后起之秀各领风骚，每逢夏志清、白先勇、李欧梵这些身居海外的作家、学者返台，副刊记者们就整版整版地做专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两报”副刊之间的竞争开始异常激烈，这些“大家”的名字便常常交替出现在“两报”，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

执掌《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高信疆毕业于文化大学新闻系，是丘彦明的学长。他一改此前文人气息厚重的副刊风格，强调新闻化理念，开始涉足公共话题。1970年代中期，“人间”打破禁忌邀请柏杨、李敖作长期撰稿人，引进新思潮，开辟论辩议题，在台湾社会刮起一阵旋风，也给老牌的“联副”很强的刺激。

《联合报》则力谋反攻，礼聘自美返台的诗人痖弦（本名王庆麟）执掌“联副”。1977年之前，林海音、平鑫涛掌舵下的“联副”更像一个纯粹的文学园地；痖弦上任后，要求副刊从静态转趋动态，内容也从心灵抒怀转向社会公共话题，五四运动、本土意识、眷村文化、女性权益等“敏感”议题纷纷进入人们的视野。

“副刊王”（王庆麟）和“副刊高”（高信疆）之间的“争霸战”开启了台湾报纸副刊最辉煌的时代。后来有研究报告，两报竞争最激烈的时期恰恰是双方报份增长最快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初《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合占全台湾报纸发行总数不到四成，70年代末达到六成，至1987年创下七成五的高峰。

丘彦明说，最激烈的较量之一，就是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报道。结果公布前夕，双方严阵以待，看谁能做出更快、更有深度的获奖者专访。这场“战争”的关键在于争取一个人——郑树森。

“郑树森当时是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文学教授，与国内外很多重要作家都有联系，我们赞叹他‘地上的事全知道，天上的事知道一半’。有好几年，诺贝尔奖一公布，郑树森第一时间就能找到获奖者做专访。”于是“两报”都挖空心思与郑树森保持最好的关系，为他的联络、采访提供最大的支持，不计成本；不论昂贵的越洋电话打到哪里，费用全包。郑树森后来曾写文章回顾，称“两副”在竞争中形成快速报道诺贝尔文学奖的机制，大大扩展了台湾文坛的视野。

两报副刊争战还有一个回合让丘彦明印象很深。台湾乡土文学作家王拓因“美丽岛事件”入狱，在狱中创作了新长篇小说。假释出狱时，王拓表示要“回到文学的道路”，文坛一片欢迎。在痖弦的授意下，丘彦明早早向作者 “预定”了新作连载。没想到，《中国时报》一不做二不休，抢先拿走了手稿。

丘彦明“质问”王拓，他无奈道：没办法阻挡，若拿得回稿件，当然交“联副”发表。有了作者本人的首肯，丘彦明二话不说，掉头就冲向《中国时报》的办公室追索。“高信疆大概没有料到我真的会去‘抢’”，丘彦明回忆起这段不可思议的勇气：“但王拓有约在前，他只能交出手稿，眼睁睁让我英雄般地回去了。”

可惜也没有得意太久。王拓的文章刊出没几天，国民党“中常会”开会，当局对这位“前政治犯”仍有顾虑，次日稿子便被撤了下来。

编辑年代身不由己的还有影评刊登。“那时电影成本高，动辄投入几千万、上亿，报纸批评意见对票房会有很大冲击。当时焦雄屏（著名影评人）刚从美国德州奥斯汀分校影视专业毕业回来，踌躇满志地想建立新的影评形式，要有批评，不能只说好话。电影发行公司向报纸发行部门施加压力，其中甚至包括一些黑道势力。结果，没多久联合报发行人找来焦雄屏委婉地说，你文字很好，不过以后还是不要批评了吧。”

但有些稿子是万万不能撤的——武侠小说和历史小说。“因为那才能留下你的订户。”丘彦明说，台湾报纸最早连载武侠小说的是《中央日报》，“中央副刊”背面是广告，诸葛青云的武侠小说就登在广告页上方，而读者一定不嫌麻烦，要翻到背面去看。

“联副”的历史小说连载专属高阳。他自1962年在“联副”发表取材唐传奇的历史小说《李娃传》一举成名，从此一发不可收。“高阳是个天才人物，每日一千五百字，非常精彩，许多政治家、商人都爱看。”最有趣的传闻是，高阳小说是好几位“重要人士”在马桶上的必读物，一天不能少，为此报社负责人也格外上心。

但，高阳有个弱点，花钱没有概念。为保障他没有后顾之忧，报社常常为他预支稿费。“尽管收入不菲，却常常囊中羞涩。最时髦电子产品一面市就去买，有个小插曲：他本来一小时可以写1500字，结果有一天新潮地试用电脑，整整一个小时敲不出一百字，编辑等稿子，急得团团转。”丘彦明讲到这里忍不住笑了起来。

亲历金庸小说解禁：转型时代的一朵浪花

1979年，金庸武侠小说在台湾解禁，《联合报》、《中国时报》争相连载，丘彦明参与了整个过程。尽管台湾在1987年、1988年才相继解除“党禁”、“报禁”，但文学作为社会传感器中最敏锐的一环，早在七十代末已经涌起思想变革的暗流。金庸小说的解禁，正是这大时代中的一朵浪花。

金庸小说曾被视为“左派”而被台湾当局列入查禁目录。事实上，官方查禁不息，民间盗版不止，地下交易中改个书名、把作者写作“全庸”，仍然风靡。创办远景出版公司不久的沈登恩注意到此事，他头脑灵活有胆识，意识到照章办事的“查禁”背后，其实原因模糊不清，有松动的可能。一方面，他前往香港找到金庸，先签下出版合同，金庸以极低的价格将版权授予，鼓励其勇气；另一方面，他在台湾托蒋纬国、王新衡（后者是蒋经国在苏联时期的同学）等人从中周旋，帮忙探口风、呈请吁求，在两年的努力之后，终于等来金庸小说的解禁。

“沈登恩很有策略，他先找《联合报》总编辑张作锦透露这个消息。以他对‘两报’主事者的了解，如果《联合报》先刊金庸小说，《中国时报》一定会跟上，反之则不一定有这个效果。”丘彦明说。

“那时每天进报社会看见张作锦在座位上读金庸小说。”丘彦明回忆道，“沈登恩最先拿来解禁的《倚天屠龙记》和《连城诀》，后者篇幅短，前者篇幅长。其实以精彩程度而言，《倚天屠龙记》更胜一筹，但当时谁也不敢保证刊登反应会怎么样。张作锦、痖弦商议后，决定选篇幅短的《连城诀》做个试探。”

《连城诀》一出，高信疆果然坐不住了，立马找到沈登恩，要走《倚天屠龙记》。第二天，《中国时报》副刊整版推出《倚天屠龙记》，配上大幅插画，气势恢宏，一鸣惊人。结果，这场发布金庸小说的比拼，尽管《联合报》首发，却还是让《中国时报》胜了一筹。

这件事还有后续。2016年香港文化界为纪念金庸创作武侠小说60周年，发起“我与金庸——全球华文散文奖”征文比赛，吸引了近一万人参与，包括金庸的发小、研究者、翻译家、读者等等。丘彦明也把这段经历写成文章参与征文，获评优异奖，被邀请到香港参加纪念活动。

“当年《联合报》的社长刘昌平（现任联合报系副董事长，今年94岁）看到我得奖的消息后，写信给我，告诉一个刊登金庸小说的幕后故事。”原来当年刘昌平在美国时，于小说家杨文璞家中小住，在那里读了金庸小说，非常欣赏。回台湾后他告诉总编辑张作锦，密切注意金庸小说，他判断可能会解禁，到时《联合报》应刊登。待沈登恩送来两部书稿，刘昌平与张作锦商量，决定保守些，选择连载《连城诀》。

“我一直以为是张作锦和痖弦的决定，没想到幕后还有最重要的人物。”丘彦明感慨，尽管是亲历者，但有时就像瞎子摸象，以为自己在真相当中，其实只摸到了其中一面。

办《联合文学》，“沈从文专号”震动台湾

《联合报》的经济效益节节攀升，报社为回馈大众、反哺文化事业，创办了一份文学期刊，就是后来曾在台湾最具影响力的大型纯文学杂志《联合文学》（以下简称“《联文》”）。1984年11月《联文》创刊，丘彦明协助创办，后兼任执行主编、专任总编辑，直到1987年12月底离职。

“报社同事梅新写信给《联合报》创始人王惕吾，建议《联合报》赚了这么多钱，应该更多投入文化事业。报纸副刊毕竟版面有限，许多诗歌、文学评论没有发表的机会，不妨成立文学杂志。王惕吾欣赏提案，同意了。”

起初《联文》的运营的确全靠《联合报》支持，包括人员、印刷到发行等等。后来《联文》旗下成立了联合文学出版社，以出版畅销书籍的利润来支撑杂志，杂志实现独立运营、自负盈亏。

有了文学性更强的杂志，可发挥的空间更大了。痖弦带领丘彦明与其他同仁精心策划《联文》创刊号，“希望它一出生就面貌气象不同”，重磅推出了一位有才华但当时不为人熟知的作家——木心，题名《木心，一个文学的鲁滨孙》。丘彦明回忆，正好有人从美国向痖弦寄来木心的作品，原本是托请推荐出版，但正赶上《联文》想挖掘新人新作。“编辑同仁读后都感叹真好，就用作了《联文》第一期。”

专号出版后畅销一时，“人人争问木心是谁”。木心不仅从此登上台湾文坛，在海外华人中也引起很大反响，纽约《中报》专门举办“木心的文学”讨论会，木心还应邀为旅居纽约的文艺爱好者们开讲《世界文学史》，讲了5年（1989年至1994年）。此后《联文》始终在挖掘和培养作坛新人方面一马当先，包括《联文》的编辑简媜也由这里走上作家的道路。

1987年，丘彦明任职《联文》总编辑。这一年她与郑树森一起策划了《沈从文专号》（1987年1月，第27期），震动台湾文坛。沈从文在台湾一度被列为“反动人物”，《联文》破天荒地一期刊登了他10余篇作品，以及朱光潜、梁实秋、汪曾祺、金介甫等人的10余篇评论、回忆文章，至今仍是沈从文研究的重要资料。

丘彦明回忆编辑印象最深的一期杂志，《沈从文专号》出版前夕，“警备总署”派人带着枪追到了印刷厂。“那个年代的台湾，报章杂志做‘敏感’的题目确实有影响力，但你得运气好啊，运气不好就进监狱了。”所幸问题解决，专号得以出版。3月，《联文》又刊登台湾学者对这一专刊的反响；联合文学出版社同步推出《沈从文自传》，很快销售一空，台湾社会掀起一股“沈从文热”。

郑树森后来在文章中透露，这个大胆尝试是基于对时机的判断。1986年蒋经国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表示台湾将解除军事戒严，同时正式开放大陆来台的老兵回乡，且允许组党——正是在这个宣示逐步落实之时，他与丘彦明商议，把握机会做一些“破冰”的工作，《沈从文专号》就是头炮。

接着《联文》又连续推出《张爱玲专号》、《抗战文学专号》、《大陆新生代小说特辑》、《大陆“性禁区”文学特辑》、《傅雷特辑》、《杨绛专卷》等等策画，主题空前丰富前卫，并有意识地组织作家、评论家对刚出炉的大陆作品进行品评，隔海切磋与交流。丘彦明和她前后辈的多年努力，使《联文》当仁不让地成为台湾最重要的纯文学杂志。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丘彦明赴欧洲留学，告别多年的编辑身份。她将与这些亦师亦友大家相处的部份点滴编选成书，题名《人情之美》，作为她的“毕业作品”。2017年5月，丘彦明重新修订该书，并增补数篇回忆文章，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此时书中所写人物大半已经作古，惟有“人情之美”透过文字，仍有温存。

回顾那个文学与报业的“黄金时代”，丘彦明肯定，那是不可复制的时代：经济起飞，社会变革，禁忌和反抗形成的张力下思潮激荡，没有眼花缭乱的选择与诱惑，一切以蓬勃而单纯的面貌示人。她深切感受到这段历程对自己影响最深远的是文学厚度的积累，“身处一个很好的时代，接触到第一流的人物、第一流的作品，是他们给了我最好的养分。”

如今的台湾报业市场早已不是“两报”独领风骚的时代，但激烈的市场竞争似乎也没有如人们所冀提升报纸的品质，副刊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联副”版面从1/12稀释到1/60，《中国时报》干脆取消了副刊，台湾曾有“社会解严，副刊崩盘”的说法。文学副刊早已不是唯一的心灵出口，艺术、体育、影剧、明星、游戏……从内容选择到媒介方式都越来越多元化。

哪个时代更好？“很难讲。那个‘黄金时代’毕竟有太多局限。”丘彦明思索着说，常有在台湾从事编辑工作的朋友向她诉苦，抱怨当下的行业现状让人感到困顿。对此她的态度是：“有时觉得真可惜，但知道自己无能为力。只能希望，就算要消失，也要慢慢地消失。这种现象我当然担忧，但不会愤怒。不过有时又不免兴起期待，或许走到极端后，反而会回头重拾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