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神光顾最频繁的柏林，如何借古老传统重生

对现代人来说，城市，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语词。城市不仅是我们生活和行动的空间，也是塑造我们思维和世界观的场域。

早在数个世纪前，已有人醉心于探究城市伟大之理由。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思想家、修士乔万尼·波特罗在16世纪末著有《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一书。他认为城市之伟大有赖于经济之繁荣发展，城市之统治基础在于其自身财富，而财富的积累则依靠劳动和生产。这一思想预示了此后马尔萨斯的理论及其他相关政治学、经济学流派的诞生。

波特罗著作问世一百多年之后的18世纪，人类历史迎来了工业革命，技术飞速革新，工厂大规模生产，社会财富积累增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扩散，城市人口数量陡增，始于西欧的城市化加速，产业结构急遽变动。自此，城市已不再只是地理上的空间区隔，同时成了时间的象喻。城市故事成了一则关乎生长和富足的童话，成了梦想的缩影和未来的代名词。这个故事延续至今，多少人仍在梦中一遍遍重温，一遍遍追寻。

时至19世纪中叶，面对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及其溅起的肮脏环境、不古人心等罪恶水花，出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的整体性批判。在《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马克思勾勒了19世纪欧洲城市资本主义光怪陆离的图景。在物阜民丰的许诺和商品琳琅的假象背后，隐藏着对城市产业工人赤裸裸的压榨与剥削，隐藏着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残酷宰制。在马克思主义对城市的批判和对革命的诉求之下，一种新的现代想象出现了，它起于城市、行于城市，最终要通向世界大同，通向一个不再有血泪的“无忧宫”。

新近出版的《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中的故事，大约始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仿凡尔赛宫而造的“无忧宫”建成之前的三个世纪。作者罗里·麦克林从15世纪中叶一幅古老的画作开始，讲述柏林这座城市的故事。这幅名为《死亡之舞》的古画中，一人与死神携手共舞。画中此人，正是全书第一个主角康拉德的父亲哥特菲尔德。哥特菲尔德是“爱情歌手、流浪诗人和王子的封臣”，因带领柏林人公然违抗“铁牙”勃兰登堡藩侯弗里德里西，被迫逃往他乡。十年后，他重归故里，在“铁牙”面前纵情高歌。弗里德里西深知其艺术天赋，但哥特菲尔德仍因曾经的违抗之举惨被治死，枭首示众。康拉德继任父职后，谨言慎行，但艺术的基因并未泯灭。在他生命最后的岁月中，身居要职的康拉德由于登台吟诵时未按惯例和要求而纵情高歌，最终也难逃厄运。和父亲一样，他也被“铁牙”处死，但他的英雄事迹却广为流传，成为“不屈不挠的柏林人”之象征。这种“被杜撰的叛逆精神”蕴蓄于“从未成功地发动过一场革命”的柏林人心里，以至于许多年后，作为演员的奥尔巴尼来到柏林，“毫不怀疑这座城市曾经产生过英雄，也不怀疑让这座城市名闻遐迩的反抗精神”，并将此视为“德国古老的传统”。

但在历史流经柏林之处，弥漫更多的是死亡的影子。“几个世纪以来，死神光顾最频繁的，莫过于柏林”，“所有的军队都来往穿梭于柏林”，这座城市“从宗教战争到冷战一直位于欧洲意识形态斗争的中心”。权力对生命的压抑、政治上的保守对艺术上的激进的扼杀，使柏林一再陷于战争、专制和死亡的漩涡。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哈伯出于爱国主义和民族情结，不惜屡屡滥用科学协助德国发动化学战毒死敌军。他从不过问道德与否，以致曾经的好友爱因斯坦离他而去，而他最终也因犹太人身份，不得不辞去要职离开故土。他晚年“反复思索生命的意义”，探寻何以使他如此“身心俱损”，却终无所得。麦克林认为，“哈伯的野心是德国领导人的写照”。

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受到影响的除了科学家，还有艺术家。当艺术主审希望将头等奖颁给为穷人和平民的困苦悲痛呐喊的版画家、雕塑家凯绥·珂勒惠支时，德皇愤而不允：“用自己手中的笔来评头论足当权者的艺术家，必定要遭到制裁”。“德皇不允许艺术家们直抒胸臆，不希望他们打破传统，不希望他们自由自在”。德国历史上数次共和制、君主制之争，都以后者的完胜而告终，已很能说明问题。

与艺术家一同受到压抑的，还有女性。麦克林在书中对女性主题同样不吝笔墨。几处女性华章中最先出场的是莉莉·诺伊斯，她故事看似只是一个平凡的弃妇的故事：男人带着儿子在一个夜晚离去，从此音信全无，没有依靠、没有生活来源的莉莉独木难支，终至沦落，不免一死。在莉莉独自一人的这段时间里，唯一与之相伴的是只猫头鹰。莉莉死后，这只猫头鹰“就像莉莉一样，神秘地消失在茫茫黑暗之中”。故事的最后，麦克林写道：“在这个脏乱的小院里，不到一个星期，莉莉的遭遇就被淡忘了。不过有关她的故事，就像呢喃的清风，很快便吹遍整个莫阿比特。”作者列举了莉莉终局的三个版本，继而写道：“每一个版本都折射出柏林人的恐惧、希望和理想，提醒着人们，生活必须要有意义，而且，他们，正如我们一样，都生活在故事里，生活在现实中，生活在时间长河之中。”就如全书一开始对康拉德的评述一样，莉莉·诺伊斯在此地也成为了一种传说，成了柏林人的一种精神旨归，成了另一种“德国古老的传统”。只不过，这一次的主角是女性。

书中的世界步入了臭名昭著的纳粹时期，通向了布满铁丝网的柏林墙。我们能在这一时期找到《意志的胜利》的导演里芬斯塔尔、纳粹元首希特勒及其重臣戈培尔、柏林墙的修建者沃纳，等等。从遥远的从前吹来的死神之风，飘散在柏林上空，处处是死尸的气息。尽管出现过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名字，然而这些都只不过是吉光片羽。诚如本书一开始奠定的基调，一侧是驱散不开的权力的迷雾，一侧是伺机而出的艺术的激情。古老的柏林，走过几个世纪，依然不断重复着他古老的故事。尽管在序幕中，麦克林不止一次提到“柏林，却总是变化无常”。然而，这种“变化无常”却总是以现实权力的幻觉与虚构艺术的真实之间的博弈为常态。

终于，走过了五个世纪的柏林，迎来了改变。在最后一章《伊尔丝·菲利普斯，在另一个柏林》中，作者记录下某位男画家的一段话：“他们，我指的是那些纳粹党卫军、集中营的看守，甚至包括那些看守柏林墙的卫兵，与我们是一样的。如果真的不同，我想那才是更糟糕的。如果我们是他们，身处他们的时代，我们不会与他们有什么不同。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认为德国人有可能再度成为纳粹……如今的德国已经和从前大不一样了，它的身份已经被那些灾难深重的事件永远重塑了。但是，这些在今天看来如此恐怖的事件，我们，他们，我，都有可能成为其中的一员。”不忘历史，缅怀历史，才能历经灾难而获重塑。此间被重塑的不只是一座城市，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面对自己国家和民族历史的态度，即面对自身存在的态度。

麦克林以饱蘸深情的笔调写道：“现代德国正以一种勇敢、谦卑、感人的方式对自身进行民族心理剖析。这一痛苦的进程在德国显而易见，我们可以从柏林的大屠杀纪念碑，犹太人博物馆，斯塔西先前的霍恩施豪森监狱以及威廉大帝纪念教堂的焦黑墙壁——教堂于1943年被盟军的炸弹摧毁——体会到这一进程……最明显的例子就体现于‘绊脚石’纪念碑上。‘绊脚石’纪念碑或许是德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纪念碑。大约有四万个铜质的‘绊脚石’纪念碑分布在五百座城镇的大石块中。这些纪念碑上镌刻着纳粹期间受害者的名字。”

作者说，此次进程的核心思想是弗洛伊德的观点：所有被抑制的（或者至少没有说出来的）情感，除非将其公之于众，否则将会像毒疮一样溃烂。是的，那些曾经打下了传说烙印而被印刻在人们内心的德国古老传统，曾为遮天蔽日的强权所抑制，今日正成为一种新的传统而萌生。那些逝去的“男人、女人以及无数默默无闻的人”并非随同他们死去的躯壳一般消散于历史的间隙、时间的风烟，而是仍在纪念碑上或人们的心灵深处被镌刻和铭记，以另一种方式生还。这不只是这些人的生死故事，这也不只是柏林这座城市的生死故事，而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死故事。

为了社会的心理健康，同时也为了个人的心理健康，过去的残暴行径必须公之于众，必须承认忏悔。这是痊愈的首要条件。对历史的追认、缅怀与忏悔，或许是真正能通往“无忧宫”的必由之路。正如作者在本书扉页援引的克里斯塔·沃尔夫的句子所说的那样：“往事并不如烟，甚至从未远去”！我想，或许这就是麦克林此书之于今天生活于城市中的我们所具有的最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