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徐皓峰：不愿正面去描写任何东西

2015年底，北京电影资料馆大楼前往来人群行色匆匆，只有一个头发花白的高高胖胖的男人站在院子里淡定自若地抽烟。

“您甭在院子里抽烟了，坏肺。”我说。

“没事儿，抽烟的人都不怕雾霾。”他满脸认真地回答。

烟头的红火星在迷蒙成雨的霾里起伏几次，最后终于被掐灭。男人缓步走进屋子，有人迎上来说，“徐皓峰老师您好”。

那天徐皓峰出版《坐看重围》，当天也是他导演的电影《师父》的首映。2017年4月初，徐皓峰出版《处男葛不垒》，同时他的电影《刀背藏身》也杀青了，4月中旬见到徐皓峰的那天，他给学生拉了一下午雷诺阿的一个黑白老片儿，跟记者面对面坐下以后，他又悄悄燃起烟，掉在桌子上的几星烟灰，他都小心捏起来。

《处男葛不垒》中收九篇小说，最早的一篇《流氓家史》为徐皓峰写于大三暑假，《者名演员郭国林》则写于2006年冬季。徐皓峰将这些作品形容为“青春期的某种痛苦与愤怒之作”。“这里面的痛苦之处就在于写这些文字的人彼时就希望追求人世的完美，他怀着这样一个巨大的动力，见到了种种不如意时，就生起一种青春期的愤怒，他要揭露要改善。”

徐皓峰说话慢条斯理，神色常淡定诚恳，即便是说起戏谑荒诞的事，也总给人一种其所言非虚的错觉。你总觉得他性情温和敦厚，且其行文又洗炼雅致，书中偶尔说起唐突的故事和道理，让人第一反应却是将信将疑地先接受下来，而非跳脚指责“净瞎说！”

虽然有时候徐皓峰的确在一本正经地瞎说。

写作中的分寸感

《洞玄子》一书说：男人在妻子经后一至三天行房，他将获得儿子；四至五天行房，他将获得女儿；五天后行房，那么他所做的都是白费。

——《处男葛不垒》

“我作为一个写字的人，我对文字其实是不信任的。我一看到有人正儿八经地去写一个事儿我就觉得是虚假的，我自己就不愿意正面去描写任何东西，我总觉得正面描写是在说假话。当我要表达一个意思、一个真实感受的时候，我就会用旁敲侧击的方法，不对它做出一个最准确的描述，而是比最准确的状态偏一点，这样反而能更好地反映这个东西，这是我所认为的写作中的分寸感。”徐皓峰说。

“在一百多年的时光里，每到山花盛开，山谷中满是驮了妇女的毛驴，毛驴挂着铃铛，当山下铃铛响成一片，山上的和尚便知道春季已猛烈地到来。”徐皓峰在《花园中的养蛇人》中写。

“我的父亲在一九七九年死去时，我有个不敢确定的记忆，在被推进化尸炉的瞬间，他的身体猛然脱离他的头颅，一跃而起，飞奔而去。”徐皓峰在《劫活》中写。

“母亲是个清华学生，理科，来到北大想感受一下文科大学的气氛，却见到了父亲。多年的犯罪生涯使父亲的气质十分沉静，母亲一眼望去，他像郁达夫，他像徐志摩，像普希金，像雪莱。”徐皓峰在《流氓家史》中写。

徐皓峰的文字充满了跳跃和戏谑感，像是一泓泉水注入山岩，你眼看着它从这儿进去，但很难猜到它最后会从哪儿流出来，故事行进过程中满是盎然的兴味和跃然眼前的意象，并充满了转折。

而徐皓峰早期文字中的荒谬感，读起来很博尔赫斯。

徐皓峰说：“文学实践之初，给我影响比较大的有博尔赫斯；当然还有卡夫卡，王小波等等。但是他们对我的意义不是一个文学的意义，更多的是给我一种观察事物的方法。他们教给我怎样去理解世界和观察事物，他们打开我的思路以后，我常去找人做采访，和人聊天，他们教给你的所有经验只有在你拿着和现实碰撞的时候才有意义，就像你拿着一把手枪，手枪的牌子是博尔赫斯，你只有拿着这把枪去和黑帮交锋，它才具有意义。”

“这就进入到你的血拼阶段：一个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在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很生硬地去和环境碰撞，你会遇到一些真的事儿，见到一些真的人，他们会跟你讲一些你在资料中没有看到的话，一切超出你的常规想象、并激发你的大脑。在这个阶段，我自己会尽量避免和文学名著相逢，因为这个时候营养太多反而就不成长了。”徐皓峰说。

“下一个阶段其实就是我的学者时期，当时我给一个道教学者去整理文章，到他那去学习，我在他的指导下读道藏经典，那个时候我开始追求文字的简洁，我发现文字越是简洁，就越是意义丰富。道藏的大部分话都是假的，它会非常认真地跟你说，但其实说的是假的。得有道教的老师帮你甄别哪句话是真话、哪句话是假话，然后中间还有暗语什么的。”徐皓峰说。

“尝试成功之作”

2000年，得了老年痴呆症的爷爷非常肯定地说：“是我杀了宋教仁”……全家人极度恐慌，查了历史书，发现那时爷爷应该还在卖苹果或梨。过了一个月，爷爷异常坚定地说：“闻一多是我杀的……”父亲只好随声附和，但建议把“闻一多”三字改成“汪精卫”

……

但当了汉奸，孩子也没生下来。那时的国民政府提倡新生活运动，取缔了妓女，妓女们就转行做了舞女，但有个别妓女不会跳舞，失业在家，爷爷去求失业的妓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帮我生一个吧。”

他求的人多了，大姑、二姑就有了。当把这两个孩子抱回家时，奶奶寻死寻活，跳了黄浦江，却怎么也沉不下去，原来肚子里已有了东西。八个月后，父亲张金贵降生了。

————《流氓家史》

青年评论家杨庆祥说《流氓家史》是用快进的方式处理中国的现代历史，从民国时代梳理到八十年代初的做乡镇企业、做小零件卖钱，到后面写下岗、酒吧的兴起等等，他通过镜头的快进，这种中国现代历史的荒谬感和非道德性被全部展示出来。

徐皓峰的《流氓家史》充满了镜头感，故事不是线性的承续，更像是一帧帧画面的切换。

徐皓峰在谈起《流氓家史》的写作时说：“这种写法其实就是我在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编剧的基本功，我们做编剧的基础训练中的一项——就是你先别管人物要多丰富多深刻，你先建立一个情境，先建立一个关系，建立了之后再把它破掉，破掉之后就有一种喜剧的效果。我写《流氓家史》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建立、破掉、再建立，这样充满了乐趣，所以我文章写了很长，其实这就是一个技巧的操作。”

徐皓峰说《处男葛不垒》中的作品，都是他的“尝试成功”之作。

“人很难说我为了尝试创造一个作品创造一个人物，我写这些小说的时候，之前改过许多遍。有一个故事在我心中存在好几年，我想清楚了才动笔写一些；有时候为了进入一个中篇的写作状态，我要两周的时间什么都不做。”徐皓峰说。

“我一直是一个原材料主义者，就是说我的东西，不是建立在文学史、美术史或者电影史上的东西，我总是希望我的东西直接和那个现实发生关系。所以我很难成为一个很形式感的电影导演，这就跟我早年画画似的，哪怕我画的是一个毕加索风格的画，但是我那个画你让我自己评估，我必须看到很现实的一个人或者一个环境，然后根据那个东西我再编，哪怕是出来的那个形象跟实际看到的东西完全没关系。”徐皓峰说。

绘画生涯起于“逃禅”

《处男葛不垒》中有很多徐皓峰的绘画作品。

徐皓峰的绘画生涯起于“逃禅”：“我小时候跟我二姥爷习武，很辛苦，他对我的考验我常经受不住，有时候还觉得兴味索然。而且他是那种传统教学，给你上半句没有下半句，就让你琢磨，跟他习武就跟参禅似的。这对于一个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的小孩来说，太辛苦了。我是初二的时候开始正式学画画。他问我：‘今天练没练？’我就说：‘哎呀今天画了四个小时’，我就可以逃了嘛。”徐皓峰说，“我到高中三年级还断断续续有在练武，但那个练是我初中养成的习惯，不练难受，但是已经就比较懈怠了。正式停下来是在大学三年级，之后就完全没练过。”

面对江湖上盛传的徐皓峰是隐藏在民间的武术高手的说法儿，徐皓峰说：“我最多就是在簋街吃饭时，面对坏人能站出来保护一下我的责编。”

从小习武给了徐皓峰一副好身骨：“在野外画画的时候，因为体质好，能坐得住，抵抗风寒。有一次在山西画画，我就坐在比较陡峭的坡旁边去画，然后旁边还有很大的风在吹。”

出版《处男葛不垒》的时候，编辑最初跟他要他的绘画作品时，他是拒绝的，采访中徐皓峰说，“当时画的这些画都给封存起来了，封存起来后也没有很好地保管，所以有很多画颜色都变质了，或者是皱皱巴巴的。而且当年我在做形式探索，有好多其实是属于练习性的作品，可能一张画里有一笔画得非常好，我就觉得我探索到了，那张画的意义就在于这一笔，艺术家都不太希望把自己不完备的东西拿出来，所以我还是比较犹豫要不要让大家看到这些画。”

“中央美院附中的环境是非常纯洁的，纯洁到好像你在那里生活了四年，很多人对你的画、对你创造的东西完全没有感受。所以我对画家生涯有些疲惫，虽然研究画画也没有几年，自己画得也不怎么样，但是一些死后成名的大画家的心理历程我都经历了。”徐皓峰说，他在大学二年级的上半学期，主动把绘画推掉，开始写作。

徐皓峰是为了寻求一种更具感受性创新性的表达方式，主动离开了绘画。

逐利与逐权谋社会

在数亿年生物的彼此厮咬中产生了人类，每一代的人类也在大规模地互相伤害，但几千年高频率的悲剧事件，并未使人体有丝毫演变，这就说明人类的一切努力都走错了方向。我们陶醉于老谋深算的打斗，却越来越衰弱，那种不动声色地毁掉同类的智慧，并不能带来任何进化。

————《劫活》

《处男葛不垒》所收的最后一个文章是《上海九流》。

《上海九流》写了许多民国的骗子和骗术：念咒的和尚道士，二流的乡村医生、风水大师、技艺高超的伪书法家等等。徐皓峰写“一流神道二流医，三星四卜五风水，唯有相家排第六，七书八画九琴棋——这是上海九流，确立了在九流文化中汉学术、元身份、民国骗术的格局。”

徐皓峰笑谈，写这样的故事是为了获得某种保护，“跟我合作的人看到我写上海九流，就知道我也知道权谋的，他们就不好骗我了。”

“我年轻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种反社会、反习俗的风气，因为整个1980年代延续到1994年，中国年轻人受西方影响比较大，有认真看书的年轻人，但是大部分年轻人都是凭着几个词儿，或者看过某些名著的前言，就拿那个来反社会，或者想象去塑造自己的生活，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父母以及长我们十五岁以上的那代人的东西——一些繁文礼节和常规的东西，都是要破坏掉的，我们希望有一个更本真、更直率的东西。”徐皓峰说。

“所以我的小说不单是记录青春的叛逆，同时也记录当时社会的叛逆状态，我们当时是为了追求到更大更好的文明。但是为什么后来我对礼又有了兴趣，是因为从1994年以后呢，中国社会就逐渐商业化了，社会对文化的追求迅速地变为对商业的追求，我们的青春轨迹并没有贯穿下来，这个社会逐渐变成了一个逐利和逐权谋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中年以后提倡礼和规矩，都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吃过逐利和逐权谋的苦。”徐皓峰说。

“举一个例子，我大学毕业到回家决定写书这段时间，我也有过电影界的实践，我的实践经常就是写了白写，拿不到钱。你被骗了以后，大家评价的标准是：哎呀，这个制片人真聪明啊。人家不会想到一个大学毕业的小孩吭哧吭哧给你写，你最后玩一个权谋。”徐皓峰说。

（丁晓萌、竹君对此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