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冲击：经济利益真能阻止战争？世界变得越来越危险了？

当地时间2022年2月25日，乌克兰基辅，乌军在当地严阵以待。  人民视觉 图

当地时间2月24日，普京宣布在顿巴斯等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俄乌战争骤然爆发。虽然目前俄乌战争仍是东欧地区的局部战争，冲突的爆发不仅将对世界政治产生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且凸显了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分析假设的根本性问题 。

美国或将在欧洲投入更多资源

首先，俄乌战争爆发最重要的战略影响是冲突把西方势力牵制在欧洲。美国拜登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不愿意对俄乌的冲突进行任何类型的军事干预，连军事撤侨的可能都被排除。部分对华强硬的美国战略界人士还特别撰文呼吁拜登政府应该避免卷入俄乌冲突，集中军事力量在台海对抗中国。近日的采访中，拜登也再次表示不愿接受任何美俄军队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

然而，拜登并不能在真空中随心所欲的进行决策。随着俄军攻入乌克兰，西方媒体必将24小时向美国国内播送。由于战争在欧洲发生，主流美国社会也一定会因为移民与欧洲的文化族群联系对战争格外关注，对乌克兰格外同情。另外，战争势必动摇北约盟友以及全球各地美国的盟国对美国安全保障可靠性的担忧。美国国内鹰派，尤其是共和党人也势必猛烈抨击白宫在乌克兰危机中立场“软弱”，“对俄投降”，“抛弃美国价值观”。

为了应对来自国内舆论和海外盟友压力，无论是否愿意，拜登政府以及2024年后的继任美国政府都很有可能在欧洲投入更多军事、外交资源，强调美国的军事和政治存在。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或将无法实现全面转向印太地区的战略意图，可能形成在东欧与俄罗斯对峙、在亚洲遏制中国的长期态势。部分西方政客和媒体明知不可为，还来挑拨游说中国制裁俄罗斯，也不过是企图影响国际舆论的伎俩。

两个需要重新审视的基本认识

乌克兰冲突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看待各种国际问题时的两个基本认知。第一，在各国决策中，战略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孰轻孰重？在冷战结束后的三十多年来，包括中国在内，无论是舆论还是学界的认识都倾向于认为，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各国政策均以经济利益为重。然而，近年来，在中国、俄罗斯，西方国家之间的博弈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为重”的基本认识越来越脱离国际政治的现实。首先，国家间即使有紧密的经济贸易相互依存关系，冲突依旧可以迅速恶化。近年的中美关系是如此，今天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也是如此。即使俄罗斯与欧洲在能源贸易中高度相互依赖，即便俄罗斯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大规模冲突依旧爆发。其次，占据世界经济要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惧于将自己的经济资源武器化，打压别国发展，“惩罚”在国际、国内政策上持不同立场的国家。当前西方利用其对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以及半导体产业链部分环节的控制，不惜损害本国企业利益，发动经济打击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些现象说明，与过去的认知相反，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中，安全战略利益，乃至意识形态问题都可以压倒经济考量。

第二，俄乌冲突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作为世界政治主流趋势的“和平与发展”。在后冷战时代，公众和专家往往在面对任何国际危机时，条件反射式的结论都是“打不起来”。一般的认知是，某个具体的地缘政治冲突：无论是伊核问题、朝核问题、格鲁吉亚、克里米亚、还是顿巴斯，都不值得打一场成本高昂的战争。无论军事力量如何部署，领导人做出怎样的警告，这些言行都被解释成外交博弈中的信号。按照这种“值不值”的计算，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不可能发生，难道为了奥匈帝国王储的死，为了波罗的海边的小城但泽，值得打两场导致亿万人丧生的战争吗？

地缘政治的核心是错综复杂的历史民族情感和国家荣誉问题，不能简化为某个地区的经济、资源或战略价值。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地，尤其是苏联解体带来的历史问题一直存在，由于北约屡次东扩，颜色革命屡次发生，历史矛盾不断激化。如今乌克兰试图加入北约，乃至扬言发展核武器成了冲突最后的导火线。所以，国际发展与合作确实是长期历史趋势，但目前世界也在步入一个冲突与对抗占上风的时期。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未来的安全，乃至生死存亡都取决于一个国家是否能及时意识到国际冲突恶化的严重性、紧迫性，并随之做好准备，而这些准备不仅是军事、经济方面的准备，也是心理和认知层面的准备。

如何应对冲突风险加剧的环境？

在冲突风险剧增的环境中，究竟要如何准备？

首先，在当下，核威慑还是能够补偿国际常规军事力量的不平衡。为什么俄罗斯敢挑战军事、经济力量远超自己的北约？这不能仅仅理解为俄罗斯领导人有胆量，或者西方国家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俄罗斯获得在乌克兰军事行动自由的底牌是核力量。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在2月早些时候的记者会上就承认，他完全明白俄罗斯和北约集团的常规军事实力根本无法比拟。但是俄罗斯拥有世界第二大的核武库。所以，无论在乌克兰的战争进展如何，在最坏的情况下俄罗斯总是可以威胁将冲突升级到核层面从而制造僵局。因此，核武器及其发射载具的数量和质量都必须达到一定规模才能打破部分西方战略界先发制人、“解除武装”核打击的幻想，真正实现稳定可靠的核威慑。

其次，应对西方国家将经济要冲武器化的趋势，其他国家需要建立现行国际贸易、金融体系之外的平行市场。比如，应对西方国家对于SWIFT等世界金融要冲的控制，受制裁、潜在受制裁的国际市场主体可以试验使用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进行结算，这样既可以规避传统金融机构，也可以减少贸易受到制裁方追踪的风险。

（张洵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系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