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知识｜85年前，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为何在杭州召开国务会议

据浙江新闻客户端5月15日报道：据浙江省档案馆资料记载，85年前的今天，即1932年5月15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杭州召开国务会议，调整了国务委员的分工，制定了重要事件处理方案。今天被誉为韩国“国父”的韩国独立运动元勋金九先生也参加了会议。

韩国的国务会议为什么会在杭州召开？

历任韩国驻沪总领事上任后必访杭州

杭州有一个地方不仅在韩国的知名度远超中国，甚至还是韩国历任驻上海总领事上任后的必访之地，它就是位于杭州长生路55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杭州旧址纪念馆”。

穿过西湖边商场周遭喧闹的人群，一片老建筑群呈现眼前——暗灰色的砖墙、褪了色的赭色玻璃窗，身处闹市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杭州旧址纪念馆静落于此。

进门是一间不大的会客厅，也是临时政府会议室，房间的一边挂着当时的大韩民国国旗，另一边是当时临时政府3位国务委员的照片。再进去是厨房，二楼则是两个卧室。

纪念馆副馆长吕旦介绍，这里其实就是一处典型的老杭州民宅。大隐隐于市，把临时政府地址选在热闹城市中，看起来危险，其实相对比较安全。当时周围的居民并不知道，这里进进出出的是韩国的革命人士，更想不到这个简陋的民房里是一个国家的临时政府。

2014年9月1日，国务院发布了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杭州市政府拨巨资修建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杭州旧址纪念馆”名列其中。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为何迁到杭州

1905年8月，战场主要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接近尾声，日本击败沙俄，朝鲜半岛完全为日本控制。

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当时国号为“大韩帝国”的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韩国人民并未屈服，在韩国各地乃至中国、远东、美洲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复国运动。其中大批韩国抗日义士来到了中国上海，并在1919年4月建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副所长陈辉说，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时，日本的压迫和围剿加上内部的派系斗争，临时政府处于极为艰难的状况。“这个时候他们的经费十分匮乏，甚至连房租都交不起，政府要员有时要去菜场拾烂白菜叶子充饥”。

1932年4月29日，侵华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役祝捷大会”，并庆祝日本天皇的生日“天长节”。突然，韩国青年尹奉吉两手一挥，将两颗炸弹扔到检阅台上。一声巨响撼天动地，爆炸声中，侵沪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伤重而死，日本驻华公使、驻上海总领事、日军第九师团长、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等一批在沪的军政要员被炸伤。

这是日军侵华期间，高级官员和将领集体死伤最多的一次。1945年9月2日，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代表日本政府签署向盟军投降书的日本外务大臣走路一瘸一拐，他就是在尹奉吉虹口义举中被炸伤一条腿的重光葵。

尹奉吉的义举是金九直接策划的，这惊天的一声响，使得困难中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和金九在中韩抗日义士中威信大增，但也招致日军的疯狂报复和毁灭性的打击，日本军警特务到处抓人，成立已13年的临时政府再也无法在上海立足，其中一批要员流亡到了浙江。金九等人在辛亥革命元老、曾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褚辅成的帮助下，在嘉兴海盐等地避难，1932年5月，临时政府由国务委员金澈、车利锡、宋秉祚等人转移至杭州的清泰第二旅社，在32号房间设立了临时办公处。

4天后，时任财务部长的金九也到了杭州，住进了当时位于邮电路上的聚英旅社。之后两天，临时政府成员们在“办公处”开了国务会议。

除上海和重庆外，杭州是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大陆驻扎时间最久的地方

“1932年6月经国民政府的介绍，临时政府办公处又迁到了长生路湖边村23号，就是现在纪念馆的这个位置。”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副所长陈辉说，为了躲避日本侦探的跟踪，临时政府不停变换地点，“我们专门寻访过这些地点，加起来至少有18处，比如今天的思鑫坊、五福里等”。他们住过的所有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房间附近至少有3个门同时开着，万一遇到跟踪，马上可以转移”。

临时政府在杭州期间，得到了中国民众和政府的同情和支援。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的浙江人陈果夫，还派部属萧铮专门到杭州帮助解决所需的各种问题，包括财政支持，为他们培养军事人才等。最高当局还从德国召回罗霞天等人回国秘密保护他们。

在浙江期间，临时政府经历了最艰苦的岁月，但也是韩国独立运动走出低潮，转入重振复兴阶段的转折期。1935年10月，就在5位国务委员弃职，临时政府面临解体时，金九等人在嘉兴南湖游艇上举行非常会议，使得情况转危为安。

“七·七事变”后临时政府又辗转多地，最后于1940年到达重庆，直至抗战胜利后，主要成员回到国内。

据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资料，韩国临时政府在华的时间，除最开始的上海和最后的重庆之外，杭州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大陆驻扎时间最久的地方。

浙江军民曾冒死保护金九避难

“当年在上海，3块大洋可以让一个普通人生活一个月，而日寇悬赏60万大洋捉我父亲。中国人民不为金钱所动，从上海到嘉兴到海盐，到处受到中国人民的保护，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精神。”1996年，韩国国父金九的儿子金信将军在浙江海盐寻访父亲故迹时激动地说了这句话。

“虹口爆炸”事件炸死了那么多军政要人，日军恨透了金九，悬赏60万银元买他的人头。1932年5月20日，辛亥革命元老褚辅成冒着生命危险，掩护金九和其他几位要员及其家属，从上海紧急转移到他的家乡嘉兴，一个多月后转移至褚的儿媳娘家海盐暂避。

金九在海盐装扮成来访友的广东商人，因为不会说中国话，他和一个淳朴忠厚的船娘假扮夫妻，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

据载，金九回国后，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常常叮嘱儿子金信，要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有机会一定要找到这些中国恩人，感谢他们的忘死相助。

后来，浙江女作家夏辇生以中国船娘与韩国国父的传奇故事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船月》，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在该书的第十章第7节有这么一段话，在金九遇到危机时，一个普通浙江百姓说“鬼子要抓的人，肯定是好人！是好人，我们就得帮他。哪怕有天大的难处。”

（原题为《85年前的今天 韩国国务会议为什么在杭州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