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房思琪式强暴的权力结构，项飙谈东北海外工人

房思琪式强暴背后的权力结构

台湾作家林奕含在写就《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自杀的消息，近日在网络上引发轰动，因为她这部唯一出版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是描述她未成年时代遭到补习班名师诱奸的自传性故事。林奕含在生前的一次访谈中说，“作为一个小说的写作者，这个故事它折磨，它摧毁了我的一生”，让无数人扼腕。舆论很快聚焦于“红颜薄命”、“文学辜负了林奕含”、“遭遇性侵者的自杀干预”。同时，这一事件也引出了不少女性开始吐露自己被性侵的故事。

在众多关于“文学辜负了林奕含”、“自杀干预”的讨论之后，微信公众号“女权之声”发出《从林奕含到阿廖沙，不是每个性侵者都能大声呼喊》一文，把问题直指性侵背后的权力关系。

林奕含在访谈时所说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看似耸人听闻，却潜藏着一个庞大的数据：美国司法统计局早年的数据显示，仅1992年一年全世界就发生了380万起性侵、50万起强奸案。这种慢性且隐形的暴力，仍然存在在任何国家、任何种族、任何宗教之中，存在在你我身边，甚至可能从未减少。强奸在中国虽是重罪，然而人们时至今日仍对这项罪行仍然讳莫如深。而如果性暴力事件的当事人之间还存在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受害人所要面对的暴力和艰难更要升级。这种复杂性包括了直接的利益关系，有时候更包括更加难以描述的情感、精神因素。

小说中，房思琪第一次被老师性侵后，让自己不痛苦的方式竟是“我要爱上他”。在这种封闭、力量不均等的关系下，对抗成本之大也许超过绝大部分人可以承受的范围。而这对抗成本的制造，在“女权之声”这篇评论文章的作者合子看来，也许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都难以脱责。

林奕含自杀后，有人说她过于敏感细腻，受文学所害。而另一位女性在自述中说：“因为我的性格不软弱，因为我是夜店咖，因为我爱玩爱闹，因为我看上去不可怜，所以大家认为被班主任的父亲性侵不是什么。”她遭遇的则是另一重困境，这也许不会让她去死，但伤害绝不因此而更少。然而旁观者似乎总能找到理由责备受害者。阻碍这些受害者发声的，是对女性的性的污名，是受害人反遭羞辱的社会压力，是被要挟的前途、学业、工作，是缺失的申诉渠道，也可能是被强行剥夺的自我。

微博名为大师姊的作者在微博上的一篇《车头灯来回杖打她》同样把问题引向了权力系统。在大师姊看来，思索如何干预自杀，是一个陷阱：在巨大的不公正下，只谈论微观的干预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不是她能怎样，而是权力上位者要怎样？

学界对于性侵问题的研究上，在历史脉络中有这样三个方向：性侵是异常的性；性侵是暴力；性侵是权力主宰(domination)。近年来，后两者渐渐占据主流。这其中“权力主宰”所带来的压迫更是让她们噤声，甚至不得不反过来责怪自己的原因。权力是一张社会常规、社会地位、社会资源、文学技能（即她说的“巧言令色”）所织就的大网。这张大网让人无处可逃——从性侵的具体施行者，逃到回避问题的父母那里，再逃到网络上带有莫名恶意的陌生人那里，都是受到一样的伤害。

在大师姊看来，我们对弱势群体说教太久了——诸如那些“只要活下去就是好的”，但是却没有人对权力上方的人说教。说教的话术里，只有概念，却没有同理心，只有对故事的苛责，却没有对痛苦的感同身受。林奕含的困惑正在于：为何权力上方的施暴者对自己给他人造成的伤害从不细思，还喜滋滋地把这些当作自己的人生成就？为何受害者则需要背负如此沉重的心灵包袱，需要去书写，去探求，一遍遍撕开自己的创口，不死不休？

这正是权力的不对等造成的困境——权力上方的人是不需要解释自己的，国王有权杖就足够舒适了；只有处于权力下方者才需要给自己一个解释，因为他们有痛苦。这个世界还会向权力下方者抛出种种自相矛盾的问题，让她（他）们走在刀山上。如果她没有死，那么她的诉说，就像最近的某位女性一样，不知道又要遭受多少无端的窥探、质疑和嘲讽。作为旁观者，我们需要提醒过彼此，不要成为刀山上的刀片，不要以看人走刀山这种史前的野蛮为乐。每一句刻薄无心的质问，每一个无情冷漠的颜色，都是杖打她的车头灯。而作为权力上方的人，必须要用绝大多数精力来管制和慎用自己的权力，不应该明知双方智力情商不对等之时，滥用手上的权力。事实上，没有绝对的权力上方，所有人都在权力之网中，就像被压迫的穷人还可以回家打老婆。所以，对权力约束的自我规范和互相督促是如此重要。

当林奕含的自杀被解读成因为个人的情感纠纷而选择轻生，即“为了他死”而不是“因为他死”时，这似乎成为一种对权力上方男性的恭维。在一个把主宰、占有和屠杀假名之为爱的世界里，男女关系仍然是奴隶制。而林奕含是“因为他死”，因为这个系统而死，她所面对的黑暗不是她个人的，而是这整个结构。

项飙谈东北问题

本周，人类学家项飙的一篇访谈（采访者：任其然）在知识界引起广泛讨论。项飙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开始关注北京市郊的浙江村，并以此完成了其硕士论文《跨越边境的社区》；他在牛津读博期间转而关注流散海外的印度程序员，写就《全球“猎身”》一书；自2000年开始，他的研究目光又转向了东北的海外劳工。从人的跨区域流动，到跨国界流动，项飙的学术兴趣似乎一直在“流动”上，在他看来，流动同时具有保守性和非保守性：它一方面会形成新的规则，从而挑战和改变旧做法。但这些新的做法，不一定形成质的突破变化，它往往又会很快形成新的等级关系。

“东北成为中国新的非法移民输出地”这个说法在欧洲广为流传，项飙在去辽宁调查后发现，实际情况与人们在欧洲想象的“拿到买断费的自由流动的下岗工人无序涌向国外”的状况完全不同——这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流动过程。

项飙进而提出了“工作洞”的概念。流动到海外的务工者像跳到一个洞里面，发疯地工作，咬牙积蓄，把自己扁平化为一个纯粹的劳动者和积蓄者，从而能够达到跃进式的积累。所以在项飙看来，当他们把自己单面化为一个经济人，其他很多社会行为、伦理道德，以及中国语境下的“人情”这些东西，都简化了。这其实是现在新秩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把那些东西给抽干，然后一切都以利益计算作主导。这对务工者而言是一种积累或者说投资策略，就把自己的生命、时间、精力，金钱进行投资。从经济视角上看，他们是超无产者，然而从他们的主观意识上，他们一心想要逃离产业工人这个身份，把工作看作暂时需要忍耐的“工作洞”，跳出后回到自己的镇上买房子、做小生意。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在社会和政治行为上非常坚定地在模仿小资产阶级。“工作洞”的想象，同时也制造了一种从一个洞跳到另外一个洞之间的那种“自由人”的感觉。这种向上流动是一种对自己“命”的逃避，是不认命、但是认输。而项飙提倡的则是“要认命不认输”。所谓“认命”，是不把自己出生的家庭、所做的工作看作是要逃避、要超越的东西，而是要充分拥抱住并质询为什么你出生的家庭会是这样？你究竟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东西？不认输，就是不要放弃自己的努力，去改变不合理的现实。

九十年代下岗潮发生时，东北经历了如此大规模的下岗，过程却异常平稳。项飙认为这个问题是被“兜住—消化”这一模式中被解决的。下岗开始后有一个过渡的过程——他们有几年在再就业中心，接下来几年到社区上拿低保。然后鼓励他们去买房子，让中间一部分人变成小业主。这样慢慢把下岗工人消融到普遍的社会底层群体、弱势群体里面，再慢慢地就消融到普遍的城市人口里面了。原来的自我意识消解掉了，这样社会矛盾也就没了。在没有说法的前提下，把问题慢慢用很细微的方式消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