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城市需要什么样的创新：亚马逊和谷歌的启示

过去两年，我们身边很多颇受欢迎的人气书店，在电商竞争和高昂租金的双重压力之下举步维艰，而旷日持久的新冠疫情成了压垮很多书店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大洋彼岸，纽约文学界的地标、创立于1927年的斯特兰德书店也陷入了困境。于是，纽约市民发起了拯救书店的行动，书店一个周末的销售额就接近20万美元。

纽约市民上一次为斯特兰德书店集体发声是在2018年的年底。当时，从线上书店起家的电商巨头亚马逊，刚刚宣布了在纽约建立第二总部的计划。而钟爱书店的纽约市民，则希望通过保护包括斯特兰德书店在内的老建筑群，来防止这里变成光彩夺目但昂贵不堪的创新综合体。

正如美国城市社会学家莎伦·佐金在其新书《创新之所：城市、科技和新经济》中所说的，这一事件“代表着城市经济中传统和创新之间的竞争”，人们对亚马逊落户纽约的反对以及斯特兰德书店的“保卫战”都是其缩影。“这场斗争深植于地方，并塑造着城市特色。它影响着社区的外观和感知，影响着居民的就业机会，影响着城市应对变化、增长和陷入停滞时的能力。”

《创新之所：城市、科技和新经济》，莎伦·佐金 著，钟晓华、周蜀秦 译，格致出版社2021版

纽约亚马逊第二总部计划为何破产？

2018年，一个拥有5万名员工、投资高达50亿美元并宣称将创造2.5万个就业岗位的科技巨头第二总部，吸引了北美两百多个城市加入竞争。纽约市向亚马逊提供了近30亿美元的税收优惠、5亿美元资助以及土地和基建方面的支持，希望吸引亚马逊入驻纽约长岛。

然而，当这一秘密策划被公之于众时，迎来的却是广泛的愤怒。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在这一计划公开之前，已有一些亚马逊员工在长岛购买了公寓，批评者认为这将助长附近的房地产投机行为。地产研究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长岛的房价在计划宣布后的五周内飙升。更加刺激公众神经的是：前不久，一名来自芝加哥的对冲基金创始人，以2.38亿美元的价格买下了纽约有史以来最昂贵的公寓。

批评者还指出，亚马逊第二总部创造的就业机会仅限于少数高技术岗位，而广大的中下层民众无法从中受益。尤为讽刺的是，亚马逊承诺给新总部附近的居民提供30份工作。莎伦·佐金评论道：“这个数字即使不是侮辱性的，也会让人大笑出声”。

加剧交通拥堵，造成房价飙升，并让许多附近的居民流离失所……亚马逊未能回应这些担忧，“如果亚马逊不想帮助底层的纽约人，那么它就不配得到高层给它的补贴”。

经济方面的影响只是一方面，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共谋”更令纽约市民愤怒。市议会议员吉米·范布拉默嘲讽道，“当杰夫·贝佐斯（亚马逊创始人兼CEO）需要 30 亿美元时，州长和市长很快发现了这一点”，“州长和市长密谋与贝佐斯达成协议，将其他所有人排除在外。这是‘一个房间三个男人’（指权力精英的密谋对民主制度的伤害）的最佳案例”。

几名纽约市议员还提出了立法倡议，试图禁止纽约市在未来的任何经济发展计划中签署此类保密协议，“保密协议被用作规避公众监督的操纵工具。通过让公众蒙在鼓里，像亚马逊这样的公司能够肆无忌惮地掠夺公共财政，同时也让当地官员同意极不受欢迎的开发交易”。

这是一个“多输”的结局。政治人物和企业的密谋损害了纽约市和亚马逊的声誉，而计划取消后双方的互相指责更使它们的公众形象进一步受损；纽约也错过了巩固其并不稳固的科技中心地位的机会，事实上民调显示支持这一计划的纽约市民比反对者更多。

谷歌如何将创新低调融入纽约社区？

同样是在纽约，去年9月，谷歌宣布将以21亿美元的价格购买曼哈顿的圣约翰码头，将其作为谷歌哈德逊广场园区的核心，也是谷歌在加州之外的最大办公地点。这是新冠大流行期间美国最大的一笔办公楼收购项目。与亚马逊不同的是，谷歌没有将其总部的拓展变成一场“饥饿营销”式的恶性竞争，而表现得更像是一个合作伙伴，让人们对于企业和城市的未来有更加美好的愿景。

在宣布上述计划之前，谷歌已经向纽约的非营利组织提供了超过1.7亿美元的捐款。而在其新址所在的哈德逊广场附近，谷歌支持了一家即将开放的博物馆，并提供捐款以帮助为学生提供的新的教育计划。谷歌还向儿童艺术博物馆提供捐款，以帮助推出新的儿童艺术教育数字节目，并为艾滋病、癌症和其他严重疾病患者提供免费的营养餐和其他服务。

同时，谷歌还宣布将继续投资于培养下一代技术人才，并确保纽约人能够公平地获得优质教育、培训和资源。“与谷歌一起成长”计划正在帮助为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人创造新的技术工作途径，已有数千名纽约人完成了培训并得到了技能证书。谷歌还与纽约州立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合作，将谷歌的培训证书添加到他们的课程中，作为免费在线培训计划的一部分。

“我们在纽约的园区投资，将使我们有能力在未来几年将我们在纽约市的员工人数增加到14,000多名，我们期待继续成为纽约市充满活力的社区的积极组成部分”。谷歌通过成为城市社区的积极成员和伙伴得到了纽约市民的接纳。

我们的城市需要什么样的创新？

近年来，为了应对危机和促进增长，城市开始更多地参与和推动创新经济的发展，“创新综合体”在世界各地大量涌现。过去，纽约并不是一个以科技和创新闻名的城市，“相较其金融和传媒等传奇产业，以及广博的艺术和文学积淀，新经济的名声相形见绌”。而如今，创新景观已经在纽约兴起，使城市经济重新焕发活力。

在《创新之所》一书中，莎伦·佐金深入分析了纽约如何成为创新产业的新高地，通过对风险投资家、创业者和经济发展部门官员的访谈，以及对编程马拉松、技术交流会、创业加速器、风投办公室和布鲁克林旧船厂改造的观察，她探索了纽约成为创新之所的崛起之路，并指出这一过程的最重要推进器——由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组成的“三螺旋”伙伴关系。“创新地区、联合办公空间、孵化器和加速器不仅仅重塑了城市地理，它们也构成了一个由关联产业、交流社群和培训项目组成的生态系统”，这是创新经济在城市中生根发芽并焕发活力的关键。

不过，创新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科技如何塑造或重塑城市‘权力精英’的故事”。创新综合体“既是工具性的，又是意识形态性的”。“创新综合体形塑了城市，增加了城市对于全球资本的依赖，虹吸了公共补贴，并产生了新的精英阶层”，亚马逊第二总部遭受的反对声浪就是对这一过程的集中反抗。

“建设新经济是一场把控变迁叙事的斗争”——这是莎伦·佐金观察纽约的创新综合体之后得出的最有力的结论之一。“创新综合体越成功，城市就越不宜居”，“面向技术工作者和富裕消费者的场所营建，削弱了该地区对无家可归者、少数族裔小企业主和拉丁美洲青年的友好度”，城市公共空间“贵族化”和住房“绅士化”的趋势正在蔓延。

纽约“尝试利用既有的嵌入性资源满足新经济的需求，而不将‘本地’人口排斥到社会底层”。当然，亚马逊第二总部的事件也反映出，这一过程的实现并不容易。不过在这一事件之后，美国地方政府的此类经济发展计划已经开始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督，显示了创新正朝着更少“克里斯玛”（个人魅力）、更多民主的方向迈出第一步。

世界许多大城市都和纽约一样，正在经历创新经济对城市变迁叙事的重塑过程，然而并非所有城市都像纽约一样有足够的勇气和底蕴对科技巨头说“不”。“最大的问题是：谁在掌控创新？”如中国学者钟晓华、周蜀秦指出的，在创业大咖的心灵鸡汤泛滥的今天，“创新何为”“科技为谁”的议题尤为重要。我们“必须将变迁的叙事从个人创业转向为了所有人的创新”，“每个人都必须在决策桌上占有一席之地”。

作为曾经在互联网经济最高潮时刻加入这一行业的从业者，笔者在云集了百度、腾讯、联想、新浪、网易等科技巨头的中关村软件园工作和生活了数年，纽约市民对亚马逊的担忧让我也感同身受。创新综合体给城市带来繁荣景象的同时，如何避免交通、环境、房价特别是本地文化的负面影响，让新技术和新业态与城市社区良性融合，是一个值得中国城市和科技企业思考的问题。

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城市，千篇一律的宽阔马路和广场以及浮华的玻璃幕墙写字楼组成的新科技园区遍地开花，现代性带来的同质化特征不断破坏着“地方”的意义，真正的本地文化被边缘化，而那些重金打造的所谓特色景区只是“过去真实社区的品牌化的商业复制品”（文森特·莫斯可语）。这就是加拿大学者爱德华·雷尔夫在《地方与无地方》一书中批判的“无地方”现象，具体表现有“迪士尼化”“博物馆化”“未来化”和“乡村都市化”等等。当现代性把我们根植在地方之中的历史与意义连根拔起的时候，当“无根性”从技术本身蔓延至人类身心的时候，我们又将何去何从？

（作者王翔为浙大城市学院城市大脑研究院青年领航学者，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城市数字治理，都市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