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刊文：相亲不该成为两代人自说自话的“罗生门”

近年来，年轻人的相亲方式新变化，吸引着媒体和公众的目光。新型相亲平台与日俱增，曾经的媒妁之言变成了互联网中的各个细分市场；相亲节目层出不穷，各大电视台和数字平台似乎也找到了吸睛的“收视密码”；在一些大城市中，每到周末便热闹非凡的相亲角，也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少年轻人对相亲这种传统形式并不买账，甚至还会抵触与抗拒。他们对此有所排斥的原因也很简单：一方面，过于看重外在条件的相亲文化，使得相亲逐渐演变成对财富、学历和家庭背景等的衡量。这一过程，使很多人都觉得相亲一点都不浪漫，缺乏培养感情的基础。另一方面，相亲过程中，两代人在婚恋观念上的差异也凸显出来。在现实生活中，不乏年轻人为了躲避父母催婚而不敢回家，甚至因这些问题与父母谈崩、使亲子关系降至冰点的状况。

虽然相亲并非新鲜的话题，但当越来越多95后、00后进入相亲市场，传统的相亲文化开始出现变化。通过相亲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也投射出代际间关于亲密关系和家庭观念的差异。

无论是在农业社会的血缘宗族结构，还是工业社会的核心家庭结构中，家庭始终兼具情感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双重角色。不少老一代人常挂在嘴边的“凑合搭伙过日子”的逻辑，暗含着他们的一种潜在认知：家庭的本质，更多是一种经济社会关系的结合。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环境的改善，年轻人对于精神生活有了更高追求，希望跟另一半有更多灵魂和情感上的共鸣，而绝不只是“搭伙过日子”。对比各大公园的相亲角和面向年轻人的新型相亲平台，不难发现：父母更热衷于参加的相亲角，是用“学历+收入+资产”等标准，精准量化每一个个体，从而追求利益层面的精准匹配；而新兴相亲平台的参与者，则更愿意展现爱好、个性和生活愿景，希望寻找到“三观一致”的伴侣。

在《中国式相亲》《新相亲大会》等近几年热播的相亲类综艺中，不少都会邀请父母甚至祖辈亲人参与相亲过程。节目中，一些父母不仅“越俎代庖”地替子女选择潜在的相亲对象，还会搬出自己的人生经验作为论据。当嘉宾在学历、收入和工作类型中存在长辈眼中的“硬伤”时，争论甚至冲突就不可避免。

这类现象就凸显了两代人之间的核心矛盾。与父母相比，年轻人成长在经济富足、社会开放且个体意志得到释放的时代，婚姻和家庭关系已经不再是个体社会化中的必然阶段。美国社会学家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在《单身社会》一书中，就揭示了年轻一代在家庭观念层面的激烈变革。对于情感和精神层面的诉求，使得他们对于进入亲密关系和婚姻会存在更多理想的期待。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今，年轻人的父辈大多出生于上世纪60至70年代，住房、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压力，使得他们在经验层面更多会从利益衡量和价值匹配的角度，谋划子女的婚姻和家庭关系。在这一代人看来，家庭作为利益共同体和避风港的地位还是牢不可破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相亲在两代人之间的冲突绝非一道简单的“是非题”。“可计量”的相亲或许能带来生活的保障，但却不保障情感的满足；罗曼蒂克式的相亲呈现了鲜活的个体价值，但在亲密关系走向深入时，仍然不得不面对社会现实的挑战。围绕这个问题产生的冲突和争论，投射的是不同代际、不同群体对于“何以为家”的差异化理解和期待。

这份理解和期待关乎面包，也关乎理想。一边是饱经社会打磨的父母，一边是踌躇满志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如果一味固执己见、缺乏沟通，那么他们在相亲这个问题上，很容易变成自说自话的“罗生门”。但两代人若能尝试跨越自己的时代和经验局限，在移情与共情的视角下理解对方的诉求和想法，也许会让相亲这个过程变成代际沟通的一座桥梁，推动两代人达成“何以为家”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