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米尼奥罗：去西方化到底是什么

2017年5月11日，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瓦尔特·米尼奥罗在清华人文与社会系列讲座上开讲。瓦尔特·米尼奥罗为阿根廷出生的符号学者，曾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求学，师从罗兰·巴特和热拉尔·热奈特。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世界和殖民世界，致力于探讨全球殖民性、知识的地缘政治、边界思考、多元性等核心概念。

本次讲座以“去殖民化后的去殖民性及冷战后的去西方化”为题，提出了“殖民权力矩阵”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揭示了现代性、殖民性以及全球化作为一种叙事的虚构性。与此同时，在分析了从1500年开始的西方文明霸权，以及如今霸权的坍塌和世界的失序之后，米尼奥罗尝试提供一种解决方案：基于多元化和多极化的另类出路，以及超越西方建构的主体性之外的一种新的主体形成可能。

殖民权力矩阵：西方文明的历史基础

瓦尔特·米尼奥罗讲座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殖民权力矩阵（the colonial matrix of power,the CMP），即他所说的殖民性。在米尼奥罗这里，殖民权力矩阵是一个由不同领域、层次以及涌流构成的复杂的管理和控制结构。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或者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类似，殖民权力矩阵这个理论化的概念能够帮助没有理论基础和背景的“裸眼”群体看见平日不可见之物。

但和上面两个概念不同，殖民权力矩阵是诞生于第三世界的概念，诞生于南美洲的理论-政治斗争中，诞生于学术界和公共领域的交界中。

理解殖民权力矩阵的前提是，理解殖民性（coloniality）是一种和现代性密不可分的组成。因此，我们常说“现代性/殖民性”，这里的斜杠意味着殖民性是现代性的组成部分，没有殖民性，也就没有现代性。与此同时，当我们强调“全球殖民性”的时候，意味着全球性的现代化只是可见的一半，另外被藏匿的一半则是全球殖民性。

接着米尼奥罗简要回顾了一下现代性的历史。他认为从1500年至今，现代性是一种利用改宗、进步、文明、现代化、发展、市场民主等保障幸福和救赎的话语。这种话语和殖民性逻辑密不可分，共同影响现代世界中的诸多分类：政治、经济、宗教、认识论、审美、种族、性别主体等等。

现代性的一个预设前提是存在一种普世历史，而现代化推动者的职责所在便是尊重这种不可阻挡的命运。这种假设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基督教神学意图以及西方启蒙运动时期的世俗意图中均有体现。同时，现代世界的各个领域是密切相关的，在没有理解一个领域和其他领域的关系以及对于其他领域可能产生的后果之前，全面理解任何一个领域都是不可能的。比如，要理解经济和政治领域，同时也要理解经济和政治与宗教、种族、性别等其他方面的关系。但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是隐蔽的。

导致殖民权力矩阵不可见的原因有二，其一是权力矩阵的参与者的胜利者叙事；其二是他们对于自己的道路是唯一的、是人民应该遵从的道路的笃信。而“西方化”，则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的游戏规则在殖民权力矩阵的各个领域建立起来，包括统治阶级的主体形成过程。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是什么让殖民权力矩阵的各个领域黏合起来？这就牵涉到权力矩阵的不同层次。在各个领域中，有不同层次的管理和控制。为了让被统治者相信一个决策或者公共政策是为了每个人的利益，现代性的叙事在各个领域的各个层次上发挥了最大的效用。比如历史上的神学原则和哲学-科学真理，还有如今的主流媒体话语中的“专家”。他们对于一个领域了如指掌，但对其他领域以及他们彼此如何相互联结一无所知。

在这些领域以及管理和控制的层次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宽泛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中，不同领域被定义，他们之间的关系被合法化，被授权。我们可以把这些领域自身称为对话的“内容”，被“阐明”之物。与此对应的，更为宽泛的层次则可以成为对话的“术语”，或者“阐述过程”本身。

更进一步来说，更宽泛的层次其实就是“知识”层面。它是由参与者、语言和机构组成的。机构主要包括大学、博物馆、研究中心（智库）、基金和宗教组织等。参与者则由训练有素的政客、银行和公司的CEO、大学校长、博物馆总监等等。这些权力矩阵的参与者对于世界和社会没有统一的看法，就像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样。

差异的共性是所谓的“右派”和“左派”之间的对话内容。至于语言，则是六种欧洲帝国主义语言：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以及启蒙运动以降的德语、英语和法语。母语为其他语言的人如果想加入权力矩阵的对话，则必须使用规定的语言。

知识在权力矩阵的各个领域占据优势性地位：它处于被阐明的地位，在那里对话的内容被确立，同时它也处于阐明的内容的地位，在那里它规定着对话的术语。知识的去殖民性（decoloniality）因此意味着改变知识生产、转化和传播的原则和假设。而与之相对的，去西方化（dewesternization）则意味着对对话的内容加以反驳。

因此，“被阐释的内容（对话的术语，现代性的修辞）”散发出来的涌流充当了殖民权力矩阵的粘合剂。这些涌流把所有领域黏合起来，也把不同领域和参与者、机构黏合起来。在这里，主体性和主体形成的问题便浮现出来：殖民权力矩阵中包含了对于特定主体和机构的创造，但权力矩阵也有自己的命运，塑造着、扭曲着管理它的人的主体性。

西方霸权的终结

在了解了西方现代性的修辞术以及这些救世话语给出的承诺后，瓦尔特·米尼奥罗转向当今世界的失序以及造成目前这种混乱的原因。瓦尔特·米尼奥罗认为这种原因可以在全球殖民性中找到：16世纪开始的不请自来的欧洲人以及他们发起的大规模的奴隶贸易，以及由此带来的当下世界范围内的主导统治形式（现代民族国家），经济类型（经济殖民性），大学和博物馆，媒体和娱乐业。

米尼奥罗认为美国在2003年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和大约在1532到1580年间发生的欧洲对于印加帝国的入侵并无二致。它们只是西方化的漫长历史中的两个瞬间。这种“复制”和权力矩阵的持久性密切相关——一种作为救赎和移民性即统治、驱逐和压迫的殖民性逻辑。值得注意的是，权力矩阵的历史并非线性的。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异质性的历史-结构的集合，这个集合联结了西方文明建立的历史中的不同地域和不同瞬间。它是一个为了创造大同世界秩序的全球性的构想。但它失败了，这种失败是当下世界失序的主要原因。

从2000年左右开始，西方文明（美国和西欧，也即是现在的欧盟核心国）开始对权力矩阵失去领导地位。首先有必要回顾历史。1500年到2000年之间，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基本上对世界上剩下的部分为所欲为。从十六世纪他们在大西洋的据点开始，到英国和法国针对西班牙帝国所起的争端，再到以创立现代世俗资产阶级国家告终的宗教战争，到一战，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再到美西战争等等。

米尼奥罗强调了全球性（globalism）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区别。他认为最近三十年对于全球化的频繁使用和新自由主义信条，以及苏联解体密切相关。全球化因而成为了现代性修辞中的新自由主义版本中的一个关键词。全球化为弱势国家应许了一种未来：没有边界，一种新型的发展——不再通过工业化，而是通过市场扩张、消费主义以及民主。最重要的是，“全球化”被当做一种历史中的既定事实，像现代性一样，全球化被作为一种 历时性的本体论而非人为构想贩卖。用全球性取代全球化的目的是指出全球化作为权力矩阵一部分的虚构性。

冷战后的去西方化：改变对话的内容

米尼奥罗接着谈及出路：如何面对如今的失序，出路何在？米尼奥罗认为，为了回击长达五百年的西方文明侵略，非西方国家一直努力与西方统治脱钩（delink），这体现在去西方化和去殖民性的不同努力中。与此同时，为了维护西方文明遗产，美国和西欧各国也在努力地再西方化。在这两种力量的不断博弈中，我们抵达了如今的失序状态。

米尼奥罗认为，重建世界秩序的另类出路不可能来自制造了如今这种乱象的西方国家。美国和西欧各国也许能够处决萨达姆和卡扎菲，但这可能是单边行动的绝响。乌克兰和叙利亚很好的说明了这点，西方已经不能为所欲为了，作为现代性修辞术一部分的和平承诺充满了潜在的维持西方统治权的意愿。

如今的世界将不会是冷战格局的重演。冷战格局本质上是两种西方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对立。去西方化不能被放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框架中，就像它不能被放入新自由主义框架中一样。新自由主义主张世界的均质化以及国家角色的弱化。不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去西方化并非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方向和连接点。它是一种鼓励与西方统治下的资本主义脱钩的方向，同时也是一种把形态各异的在地历史联系起来的连接点。

解决问题的答案必须来自参与去西方化的国家，来自在去殖民性中浮现出来的全球政治社会，而非全球殖民权力矩阵的制造者和管理者。

去殖民化后的去殖民性：改变对话的术语

那么，作为“大众”一分子的我们，在民族、人民都变得次要的全球不适的情况下，能够做些什么呢？米尼奥罗认为，“我们”能做的是去改变对话的术语，这和由去西方化所推动的改变对话内容是平行的。

为了改变对话的术语，我们必须从一个假设开始：即通过对于殖民权力矩阵的建立、管理和控制，西方已经无法为他们制造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相反的，他们应该放弃他们领导世界的需要，并且在世界和平中起到关键作用。今日之世界不再需要一个“领导者”。去西方化在国家层面、金融层面逐渐发生。去殖民性在政治社会的层面逐渐浮出水面。

我们可以把自己看做全球政治社会的一个行动分子。我们的武器就是能够并且也应该改变对话术语的那些知识。我们需要将控制着全球殖民权力矩阵的那些自认为是真理的阐释推翻。这种阐释同时也认为所有不遵守这个规则和违背“真知”的人，都应该被监禁、被牺牲、被边缘化、被否定、被妖魔化。

我们的目标应当是加强推动多极化的动作，这包括和西方化的主体性脱钩：胜利者、成功人士、第一名、世界领袖，以及所有其他现代性和它的余波——全球性所创造的、所推崇的、所巩固的社会角色。与“我思故我在”和它的继承者们脱钩同时也意味着和自我被形塑的那种生命游戏脱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