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26导弹新型号疑似亮相，“核常兼备”曾引发外界讨论

2017年5月9日，国防部新闻局在答记者问时首次证实火箭军近日在渤海某海域进行新型导弹武器作战检验。

火箭军往海里打什么？熟悉火箭军装备的军迷朋友们想必都能猜出这是一次反舰弹道导弹飞行试验，因为靶船在海上，自然要由陆向海发射。而且，能称之为新型导弹的显然不是“东风-21D”这种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制的型号，而应是我国在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首次展示的“东风-26”的反舰型号。

2015年的9月3日，由“东风-26”组成的第二炮兵（当时尚未改制为火箭军）核常兼备导弹方队从天安门前缓缓通过。这是该型导弹的首次公开亮相。作为一款核常兼备的导弹，意味着它可以灵活换装具有不同毁伤效应的战斗部，实现“一弹多用”。

我国第一种“核常兼备”导弹

按照央视在阅兵式当中的报道，“东风-26”是我国第一种“核常兼备”导弹，也就是既可以投掷核弹头也可以投掷常规弹头。有读者可能会问，“东风-21”也包括核导弹型号和常规导弹型号，为什么不是“核常兼备”？笔者认为，这与导弹的通用化程度有关。

“东风-26”的设计思路应该更接近于我国常规战术地对地导弹及火箭弹广泛采用的“一弹多头”设计，将不同弹头的接口等硬件实现通用化，以实现快速更换。反过来讲，“东风-21”是无法通过不同型号间的互换弹头来实现功能转换的。为了实现不同的作战目的，“东风-21”各型号从总体设计上就完全不同。加之研制时间跨度大，各型号采用的技术也不尽相同。

首先，“东风-21”四个型号仅发动机壳体材料就各不相同。基本型的两级壳体均采用合金钢，增程型的二子级壳体换成了玻璃纤维增强树脂基材料，更晚的型号可能用到了芳纶纤维增强材料。其次，几种弹头的硬件接口也不通用。最后，不同型号的飞行控制、制导和弹上电气等分系统也存在差异。因此，即便不考虑软件方面的差异，四个型号仅硬件方面就无法实现互换；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东风-21”系列完全是四种截然不同的型号。

引发“误判”实为伪命题

我国在研制“东风31”时，首任总师曾提出“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的“三化”思路。这个思路经过实践已成为我国第二代战略导弹的顶层设计核心，而“核常兼备”就是对这一思路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这种进步也一度引发了外界对中国新一代弹道导弹作战运用策略的疑问。

西方学者对“核常兼备”最大的质疑是这种设计更容易引起误判。他们的观点是，中国如果在与其他有核国家的常规战争中使用东风-26常规型号打击对方，由于世界上其他四个有核国家都奉行“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进攻型（或积极防御型）核战略，他们在东风-26的常规弹头落地之前就会发起“预警反击”，即不从毁伤效果判定是否遭遇核打击，仅根据远程预警雷达或天基红外预警卫星提供的导弹来袭警报发射核导弹，因为这些探测手段根本无法从弹道上区分这是一次常规打击还是核打击。由于中国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反击型核战略，一旦有其他有核国家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中国会坚决实施核反击。这样一来一往，两国的常规战争就会升级为核战争。

实际上，这种意外核战争的论断并非针对中国的“理论创新”，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国也曾面临这样的问题，并给出了答案。美国的“战斧”远程巡航导弹也是一种“核常兼备”武器，为了避免误判，美国干脆规定在对苏联作战时用核战斗部“战斧”，对其他国家作战时则使用常规战斗部“战斧”，并将这一划分告知苏联。这种“去常规化”的对苏打击策略虽然从根本上消除了误判，但也降低了美军作战的灵活性。

此外，苏联的SS-21近程弹道导弹和美国的“潘兴”-II中近程弹道导弹也是核常兼备的武器，但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误判的风险。这是因为这两种武器只部署在北约和华约的前沿，用于在战争初期打击对方浅纵深内各类高价值目标，在战时会采取“集火进攻、重点打击”的大规模短促突击发射模式。这样既不存在打击欧洲以外国家时引发误判的可能，也不存在零星试验飞行引发的误判（试验不会在盟国进行，只会在两国本土的靶场）。但针对如何区分常规型号与核型号的问题，美苏两国的处理方式很不“人道”。具体而言，就是降低战术核武器的使用“门槛”，使之可单独或结合常规武器用于进攻或防御，从而将之同战略核武器区分开来。

具体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东风-26”显然不会引发误判问题。中国政府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向全世界公开发布的《声明》中已经说的很清楚：“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这意味着中国绝不会在与有核国家的常规战争中首先使用核武器，因此实施打击任务的“东风-26”必然是常规型或反舰型，只有在核反击作战中才会使用核型号。

实际上，由于美苏等国奉行进攻型核战略，他们使用核武器从理论上讲是没有“门槛”的，完全可以在战争初始阶段就实施核打击。因此，他们所谓的“质疑”与“误判”无非是把“打第一枪”、主动升级核战争的罪名推给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