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光华院长：可考虑以国债置换地方债，释放地方投融资活力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   澎湃新闻记者 周頔 摄

2月24日，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联合举办的“2022年两会前经济形势和政策展望分析会”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院长刘俏谈及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时表示：“短期我（有些）悲观，但对于中国2035、2050长远的经济发展形势，我非常乐观，非常有信心。”

刘俏指出，由于很多不利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今年的经济增长压力确实很大。他表示，越是在这个时候，越需要把本质问题找出来，应把宏观政策发力点所锚定的变量，从短期的简单增长目标转换成中长期国家经济核心增长力领域。

刘俏谈道，在完成工业化之后，中国要保持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应对全要素生产率（下称“TFP”）下降，就必须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能，需要对基础核心行业进行数量巨大的投融资，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

对于政策措施，刘俏建议，可以采用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考虑以国债置换地方政府债务，释放地方政府投融资活力。同时规范投资，强化市场化资源配置，新增资金投入关键领域和节点行业。

提升增速需要数量巨大的投融资

谈及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刘俏对比了1987年与2017年中国生产网络的变迁。在越发密集的生产网络中，那些明显增多、越发突出的中间节点行业成为了关键。

它们意味着什么？刘俏表示，意味着在过去三四十年的发展中，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以市场为基础的交易活动，通过国家政策，大量投资汇聚到这些节点行业，带动上下游出现了很多市场主体，最终形成了1.5亿个微观经济单元。他们把各个行业用市场化交易的方式连接在一起，而发生在节点行业的技术变革和冲击通过生产网络传递，产生了可观的溢出效应和倍数效应，从而带动着中国经济增长。

然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从十年前开始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开始超过美国，自此一直蝉联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同时，GDP也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速开始下行。

对此，刘俏用Robert Solow提出的索洛模型进行了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由资本的增长、劳动力的增长和TFP的增长来解释。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我国的TFP增速是很高，但在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之后，第三产业（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开始逐渐超过第二产业（制造业）。

“一个国家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就很难继续保持很高的TFP增长，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底层逻辑。”刘俏指出，要保持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应对TFP下降，就必须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在他看来，拉动TFP增速最需要的是数量巨大的投融资，而“再工业化”、 “新基建”、碳中和等基础核心行业领域，都可能成为TFP增速的来源。

建立基于广义价值而非GDP的政策体系

刘俏在研究中发现，政策空间大的国家，即使信贷上升速度快，未来出现金融风险的几率也不高。当一个国家投资效率较高时，政策空间对防范金融风险的作用更为显著。

刘俏指出，传统的投资率、杠杆率衡量以GDP为锚，过高估计了投资率和金融风险爆发的可能，会导致政策制定者在面临不利经济状况的时候采取过度谨慎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政策的失当，反而加剧了危机爆发的风险。

刘俏认为，整体价值比较大的国家，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比较大，而当采用积极的政策回应时，往往能够避免金融危机的爆发。由此，刘俏提出了新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基于广义价值而非GDP的政策体系。

刘俏再次强调，我国目前仍需要大量投资产业变革过程中大量的关键领域、节点行业。而如何构建新的投、融资体系，则是宏观政策体系需要直面的重要问题。将宏观政策锚定我国的整体价值（CV）而非GDP，这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积极实施提供更为开阔的空间，这在目前经济结构剧烈转变、新旧动能交替的大背景下极为重要。

与此同时，刘俏还指出，我国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不应局限于当期的GDP或是当前GDP增速，而应该转向几个“有利于”：有利于新动能的出现，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有利于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速，有利于1.5亿个大中小微和个体工商户保持活力；长远讲，有利于国家整体价值的提升，有利于形成强大的国家核心竞争力。

对于政策措施，刘俏建议，可以采用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考虑以国债置换地方政府债务，释放地方政府投融资活力。同时规范投资，强化市场化资源配置，新增资金投入关键领域和节点行业，包括双碳目标、中小企业扶持、共同富裕、新基建（5G/6G、地空天通信网络）、生育福利、基础研发、美丽乡村、人力资本投资、新型城市化和公共服务体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