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谁推动了冯子材复出？

1885年春，冯子材在友军配合下，接连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此为中法战争中方最辉煌的战例。冯子材此次复出，主要出于谁的推动？人们多将功劳归于张之洞。笔者新发现两封密函证实，推动冯子材复出的关键人物，其实另有其人。

钦州冯子材旧居 叶嘉良摄

冯子材与湘军关系

冯子材（1818-1903）一生跌宕起伏，退而复出，若全面介绍其生平过于繁复，此处只谈与本文直接相关的部分。冯子材，号萃亭，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曾参加天地会起义，后受“招安”，跟随广西提督向荣“追剿”太平军，从广西一直追到江苏。向荣死后，改隶属悍将张国梁，守卫江南大营。1860年，太平军第二次击破江南大营，张国梁死之，冯子材接统这支两粤孤军，退守镇江，归曾国藩节制，与曾国藩部下有不少交道，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著作中多有记载。

1862年9月13日，曾国藩致函彭玉麟：“群贼来援金陵，图扑镇江，均在意中。曾缄嘱冯萃亭坚守镇城，不必浪战。”1863年初夏，冯子材从镇江致函曾国荃，建议“先剪枝叶”“并攻老巢”；曾国荃回信感谢“垂注殷拳，感泐无既”，并告以忠王李秀成仍在天京城内，太平军援军十多万人从溧阳、句容赶来，不久必有大战。两个悍将之间，密切互通消息，也都关心对方安危。7月23日，曾国藩答复曾国荃，冯子材从镇江来信，“求调之助剿”，也即主动请战，希望帮助曾国荃围攻天京。曾国荃想独揽首功，没有答应。1864年1月24日，曾国藩致函彭玉麟：“常州克复之说，初见于冯萃亭来信，旋即知其不确。”

1864年12月4日，冯子材请假回粤，到广东巡抚署拜会郭嵩焘“军门办事似尚有条理，宜胜统将之任也”。27日，郭嵩焘草拟奏折，请留下冯子材督办东江军务。（《郭嵩焘全集》第9册第36页、第40页）两天后，他与总督毛鸿宾会衔上奏朝廷。当时太平天国馀部李世贤转战闽粤边，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急需将才，要求留下冯子材对付太平军。

这份《请暂留冯提督办理东江军务片》，给冯子材及其部下很高评价。奏折内称：“臣等正在筹商间，适广西提臣冯子材请假回粤。臣等接见再三，询悉军营情形，所言皆有条理，其管带将弁，多属质朴能耐劳苦，规画大局，亦中肯要。该提臣籍隶廉州，去家日久，随即回籍省墓。合无仰恳皇上天恩，饬令该提臣冯子材暂留粤东，督办东江军务。如蒙俞允，臣等即咨会该提臣，无俟假满，赶即驰赴大埔、饶平之交，择要驻扎，责成堵剿漳州大股踞逆。”（《郭嵩焘全集》第4册第257页）因容县、岑溪、信宜等处“贼势蔓延”，冯子材没有到东江，而是受命“肃清”两广交界的“贼寇”，随后回归本任。出于利益考量以及地域、语言、文化差异，湘军人物未必跟粤军冯子材亲近，但对他的作战指挥能力仍予肯定。1883-1884年间，阻碍冯子材复出的主要是淮系与“清流”。

郭嵩焘

李鸿章、张佩纶的排挤

1864年，李鸿章攻克常州，冯子材随之攻克丹阳，为湘军最后攻陷天京扫清了道路。两人本来都算是曾国藩手下，在配合作战时期，李鸿章对冯子材尚有客观认识。同治元年，李鸿章复函徐淮道吴棠：“冯萃亭军门在京口苦守数年，似尚可用。”（杜宏春《吴棠行述长编》第74页）后来出于淮系利益，诋毁不遗余力。1883-1884年间张佩纶极力排挤冯子材，一是帮李鸿章巩固淮军在广西的势力，同时也与他力荐徐延旭密不可分。

徐延旭早年任广西太平府知府时，曾遭冯子材弹劾，两人因此结怨。后来，此人坐上“直升飞机”，从湖北一个道员连升三级，跃登广西巡抚宝座，全靠清流人物吹嘘扶植，其中出力最多者是张佩纶。光绪四、五年间，冯子材参劾淮军将领赵沃，新任广西巡抚张树声袒护赵沃，冯子材不得已称病，张树声顺手推舟让淮军将领黄桂兰接任广西提督。

1883年初，北宁之役丧师失地，广西巡抚徐延旭拿问，广西提督黄桂兰自杀，朝廷急于安排广西文武大员人选。淮系此时把广西认作自己的“领地”，结果，李鸿章老部下潘鼎新接任广西巡抚。

1883年5月24日，张佩纶上奏《制敌安边先谋将帅折》，其中有“请易广西文武大员”一条，刻意将冯子材排挤出局：“提督冯子材老病骄满，不戢其军，虽有前功，宜令退位。”（《涧于集》奏议卷三第25-28页）7月22日，清政府果真将冯子材解职，以年轻的苏元春署广西提督。张佩纶这份奏折一石二鸟，排挤冯子材只是其中之一，通盘考虑是扩张淮系势力，挤压湘军，故奏折第一条是要求将署两广总督曾国荃踢走，让张树声回镇广州，这样两广都抓在淮系手里。

1884年3月27日，李鸿章致张佩纶：“电旨调冯萃亭出关接统，冯在越颇有威名，年逾七旬，未知能受此劳苦否？前剿土匪，今御夷兵，难易迥别。昔在江南共事，稔知其驭军无纪，攻战无略，又不若琴轩远矣。”“琴轩”即潘鼎新，是跟随李鸿章多年的淮军将领。李鸿章之意，是以潘鼎新移任广西巡抚，接统黄桂兰所部军队，不令冯子材染指。4月6日，张佩纶复书李鸿章：“粤西提督急须出群之才，若公书缓至，属之大树，文武不和，又蹈徐、黄覆辙矣。”李鸿章则认为：“冯必不出，出亦无用。”（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第362-363、368-370页）

李鸿章说冯子材在江南的时候，军队无纪律，进攻缺乏策略，比潘鼎新差远了。潘鼎新为李鸿章淮军旧部，此时署湖南巡抚，不久调任广西巡抚。张佩纶所说“大树”指冯子材，借用东汉大将冯异典故。冯异为人谦退，诸将论功时，他远离争论，独坐树下，史称“大树将军”。从张佩纶书信判断，朝廷让潘鼎新接任广西巡抚，是听从了李鸿章的意见。

张佩纶

邓承修献策

北宁之役战败后，1884年3月16日，户科掌印给事中邓承修上奏，请启用冯子材办理后路防务：“前广西提督冯子材在粤西十余年，功勋宿著，熟悉边情，徒与徐延旭龃龉，遂甘废弃。可否饬令该员招募旧部随同张树声协理后路防务。该员志行侃直，必能竭忠荩虑，无负厚恩。”（《邓承修文集》第78页）

自1865年起冯子材任广西提督多年，1869-1879年三次出关平定撤退到越南境内的“叛军”，这一份入越作战经验，在同时代诸将中无出其右。邓承修力荐冯子材，有十分充分的理由。

10天后，朝廷颁下上谕：“冯子材边情较熟，著传知该提督速赴关外，接统黄桂兰所部，认真整顿，力筹战守，毋稍迟延。”朝廷接纳了邓承修的建议，还赋予冯子材新的权力，让他接统黄桂兰的部队。黄桂兰本是广西提督，接统他的部队，意味着如无意外冯子材将复任广西提督。这个计划一旦实现，将大大削弱淮系在广西的势力，李鸿章、张树声对此万分不满。3月31日，张树声致信李鸿章：“冯必不出，出亦无益，未稔当事以为何如？”表面是个疑问句，实际张树声已上达朝廷，阻止冯子材复出。

3月27日张树声上书总署称：“冯子材赋性忠勇，而治军纪律尚非严整，洋式枪炮尤所不谙，能治越南之土匪，不能当西国之精兵，边防大计不可再误。”（《张文襄公（未刊）电稿》）这种上下其手的文章，明眼人当可一眼看穿。冯子材长期在江南、广西、越南作战，对使用洋枪洋炮豪不陌生，张树声刻意加以诋毁，就是要压制两次弹劾淮系人物的冯子材。

4月27日，张树声就冯子材问题覆奏朝廷，说冯子材自称病况加重：“……现接冯子材文开，提督仰奉恩旨，本应速整出关，惟自去年因病开缺，回籍调理，现在旧伤未愈，疝病重加，乘马足软，难以支持，恳请转奏。”（《张文襄公（未刊）电稿》）

冯子材真病乎？非也。两广总督张树声、广西巡抚潘鼎新皆淮军嫡系，此时复出一定受压，讨不到任何好处，还容易代人受过。与其复出无所展布，不如装病以待时机。7月22日，奉旨“冯子材准其开缺，回籍调理”。若非次年有大人物挺身力荐，一锤定音，冯子材可能就此归隐田园。

冯子材

彭玉麟一锤定音

郭嵩焘为曾国藩重要幕僚，提出创建湘军水师的首要智囊，也是彭玉麟衡阳同乡知己之一。1879年，郭嵩焘提议绘“光绪四逸图”，把彭玉麟、丁日昌、阎敬铭和他自己列入“光绪四逸”，交情绝非泛泛。

彭玉麟常年率领湘军水师在长江中下游作战，同时期冯子材一直在江南，曾镇守镇江数年之久，早期两人或未蒙面，却一定会相互关注。在最后围攻天京的时候，曾国藩让曾国荃、彭玉麟率领水陆两军，冯子材则充任配角，攻克丹阳，扫清天京外围。

中法战争初起，朝廷即命彭玉麟以兵部尚书身份“办理广东军务”，率领湘军进驻广东，地位在两广总督之上。1884年3月25日，朝廷接到彭玉麟奏折，同意广东“西路团练并令冯子材实力筹办”。这份上谕十分简略，对冯子材顺便一提，并不太重视。清代一遇地方有事而朝廷兵力有限时，经常会提出办团练，但多有名无实，最多能约束乡民、保卫家乡，不能作为主力作战部队。如1883年张树声檄前船政大臣黎兆棠办广府团练，彭玉麟即认为“不过奉承故事，虚壮声威”而已。（《彭玉麟集》第二册第402页）8月11日，张之洞致信冯子材，请他将团练密加部勒，派定营官，一旦有警，带二三营赴越，用作“牵制”。朝廷与张之洞都对冯子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面对中法战争越来越严峻的形势，彭玉麟反复筹思，于8月20日致函张之洞、广东巡抚倪文蔚，提出了扭转战局的重大建议：

朝廷既主战，饬滇、桂两军进越，似粤东不可不可有兵助……昨夜细思，有一妥着，仅为我公并□豹帅熟商之。前广西提督冯子材萃亭军门，老将也，现总办钦、廉团防事务，本钦州籍，部下旧将尚多，于越南相近，人地相宜，路径最所素习。莫若请冯萃亭就近选择其旧部良将，招募十营、八营，赶急成军训练，一旦奉到明发谕旨，即奏派此军由钦、廉小路进发，一面先知会岑、潘两帅及刘永福，分三路进兵，趁此时越中法兵抽调往闽，其未可失此戎机。特求我公妥商□豹帅。如以为可，速挈敝衔名公函飞达冯萃亭定夺。（《张文襄公（未刊）电稿》）

彭玉麟之意，冯子材本是钦、廉土著，人地相宜，不如请他招足十营、八营，与云贵总督岑毓英、广西巡抚潘鼎新“三路进兵”。把冯子材与岑毓英、潘鼎新相提并论，彭玉麟心目中冯的分量极重，只是当时饷需紧缺，故而小心翼翼地提出让冯招十营、八营。

8月25日，彭玉麟接到朝廷准备让张树声带领淮军入越作战的消息，写信给张之洞，要求不动淮军，他本人亲率湘军入越，原来虎门等地的防守任务，由张之洞另募新军填扎。这是彭玉麟一贯“不要命”的个人风格，也是一种政治姿态。实际上，朝廷不会让彭玉麟、张树声这样的重臣宿将亲临前敌。8月27日，经反复筹思，张之洞等确定了“牵敌以战越为上策”的战略方针，也即从西线越南战场发起大规模反攻，东线闽台战场取守势。反攻作战需要大枝生力军，而此时在广西、越南边境的中国军队，此前表现皆不理想，湘、淮、桂军连遭败绩，士气低落，当地恶性传染病（所谓“瘴气”）也让客军大大削弱了战斗力。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湘军方友升部2000人，因染“瘴气”死亡者即达1500人。扭转战局的关键，在于物色具有出色带兵能力、曾入越作战的将领，召募能适应水土的两粤士兵。冯子材的重要性逐渐凸显。

彭玉麟画像

十八营出征

9月2日，冯子材复信给张之洞，抱怨办理团练经费不敷，力陈入越作战需重用粤勇，“粤勇之于越南，不独服其水土烟瘴，且又人情风尚无不熟识。……由子材就近幕勇，连关外粤军一万五千人，均交子材统带调遣。”（《冯宫保（子材）军牍集要》卷九第10-13页）冯子材之前带兵规模都在15000人左右，他希望恢复到他平日带兵的正常规模，张之洞对此深感不满。

张之洞在给广东布政使沈镕经的信中说：“冯萃亭军门致雪帅书，意甚不满，至少亦须廿营。雪帅谓所言有理，鄙人亦谓其有理。……但巨饷如何筹法，冯全不体谅鄙人苦处难处……”（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39页）张之洞正为筹款头痛，向沈镕经诉苦，责怪冯子材不体谅其难处。

10月26日，压制冯子材的主要角色、原两广总督张树声在广州去世，彭玉麟抓住机会，开动游说工作。11月24日，彭玉麟在给程桓生的信中说：“兹商湘帅，……奏请前广西提督冯子材，现办钦、廉团练，即于团练中精选十营，即由钦、廉十万大山入越，助桂军以谋北宁及海防省地。”“湘帅”指张之洞，号香涛，彭玉麟习惯写作“湘帅”。给冯子材增兵到十营，是一种折衷办法，此事出于彭玉麟主动，说服张之洞赞成。张之洞听了彭玉麟的计划，觉得甚有道理，但仍心存疑虑，11月22日曾发电报给广西巡抚潘鼎新征求意见：“冯虽老，闻未衰；旧部多，成军易；由钦往，到越速；在越久，水土习；用土人，补遣便。将才难得，节取用之。惟此举甚否有益？”最后一句，活画出张之洞的忐忑不安之态。

张之洞最终同意了这个方案，让冯子材招募十营赴越协剿。在当天给冯子材的咨文中称：“贵提督老成宿将，熟习边情，囊年剿平越匪，威望远播。……务于文到二十日内成军，迅速启行。”11月29日，总理衙门告知朝廷意旨：“彭玉麟等电陈派冯子材、王孝祺分统出关助剿，所筹甚是，著即督饬速进，军火、粮饷源源接济。”（《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第5719页）至此，慈禧批准了彭玉麟提出的折衷方案。

冯子材对彭玉麟十分感激，却不能接受统带十营出关的计划。12月8日，他从钦州给彭玉麟回信：

……今蒙会衔委任，召募出关，而所部仅有十营，不敷展布，恐难迅速成功。即令仰赖福威，能否报捷，究未有十分把握……若照此勉为办理，又恐难以见功，廑怀莫慰，则材出犹不出也。……与其旷日持久，所费不赀，究竟无济于事，不若大张挞伐，早奏肤功。……据目前局面，纵不能增至三十营，亦必须凑足二十营，庶有拏手，不致进退维谷。当乞尊裁。万一不能添，材惟有竭蹶图谋，尽其力之所至已而。此意未敢迳制府、中丞，便中祈为婉述，藉达鄙忱是荷。（《张文襄公（未刊）电稿》）

冯子材的要求十分“出格”，要求增兵至三十营，至少也要二十营。对长期担任广西提督的冯老将军来说，他平时带兵规模都在15000人（三十营）上下，让他带5000人（十营）也太委屈了。更重要的是，此时30多岁的苏元春坐在署广西提督位子上，若不掌握大部队，老将岂不是变成小年轻的“跟班”？为谨慎起见，这封信只写给彭玉麟一人，希望在说动彭玉麟后，借助他数十年军旅生涯的重望，说服张、倪两人。12月30日，张之洞复函表示，同意增加到十八营：“十营为数略少，以饷绌故。兹复竭力图维，勉筹八营之饷，以厚军力。”两天后，或是考虑书信太慢，又补发一封电报：“粤东饷绌万分，十营已甚为难，今尊函既谓不敷展布，准添八营，自腊月半起支。此乃力排众议、百计罗掘，阁下须谅鄙人苦衷，早立奇功，以慰期望。”（《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26册第65-66页）

2月11日，张之洞《提督冯子材起病片》称“寻访钦州来省文武官员，佥称病已就痊，精神矍铄……该提督亦来函称，自回里后调理数月，病体渐痊。维时海防日急，屡奉进兵越南之旨，因该提督百战宿将，熟习越情，当经电奏派令出关攻剿。”冯子材本无病，若有的话，也是心病。

同一天，彭玉麟、张之洞会奏《分遣广军规越折》称：“查前广西提督冯子材，现在钦、廉本籍奏办团练。该提督老成宿将，久官粤西，曾征越匪，威望在人，罢兵未久，旧部尚众。派令募勇十营，继因该提督力陈出疆征讨，兵力须厚，又准续募八营。计冯子材共统十八营，由钦州、上思出边入越，趋那阳一路。据报于十二月初五日到龙州，先遣八营扎思陵隘口之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111册第106页）

冯子材要求增兵，虽未能募足二十营，十八营也足够发挥了。在中法战争关键时刻，彭玉麟一锤定音，张之洞权衡利弊后接受了这个建议。冯子材一战功成的背后，彭玉麟的强有力推动居功至伟。按清代制度，荐人要负连带责任，尤其是推荐带兵大员、重要将领。设冯子才不幸战败，彭玉麟也要受处罚。

吴大瀓题冯子材画像

澄清误会

时至今日，人们多以为是张之洞“起用”“启用”“任用”冯子材而建此奇功，与他人无关。从新披露的两封密函看，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在兵部尚书彭玉麟强力推动下，两广总督张之洞同意冯子材率领十八营出关作战。”

张之洞与冯子材不仅素无渊源，还曾追随张佩纶之后，上奏朝廷举荐冯子材的死对头徐延旭。莫华生引徐宗干《归庐谈往录》称：当徐延旭任广西知府时,曾资助过张之洞的姐夫鹿传霖。“他参与举荐徐延旭,就从道义上支持清流派言官排斥冯子材的行动。后来,徐延旭失事后,参与举荐徐延旭的清流派言官陈宝琛、张佩纶都被清政府惩处,张之洞也遭到降一级留任的薄惩。所以，张之洞和冯子材开始是相斥关系。”（莫华生：《中法战争前后张之洞和冯子材关系的曲折演变》）

张佩纶、张之洞并称“清流”二张，又都是直隶（河北）人，关系至密。1884年5月7日张佩纶受命“会办福建海疆事宜”，22日张之洞署两广总督，两人相约于6月11日联袂出京，一同乘船赴津。6月21日，李鸿章带领“二张一吴”同出大沽，乘坐轮船巡阅奉天、旅顺等地炮台，观摩北洋海军、福建水师操练阵法；6月25日，在威海卫观看试演鱼雷后，二张乘坐福建“扬武”舰，行抵上海方才分手。

这半个月的时间，“二张”几乎朝夕相处，一定会对两人都利害相关的中法战争前景及部署交换意见。张佩纶对冯子材成见甚深，从常理而论也会影响到张之洞。职是之故，要说张之洞事先对冯子材会有什么好感，恐无可能。1884年秋间身在广州的高官，能对冯子材的能力作客观评估的，只有早年在江南作战的“战友”彭玉麟。

彭玉麟以兵部尚书、“钦差大臣”身份驻粤，朝廷主要是让他统筹全局、谋划战略、稳定军心民心，并指挥入粤湘军；至于具体组建冯子材“萃军”、组织饷械供应，主要责任落在两广总督张之洞身上，此乃分工如此。彭玉麟这个“钦差大臣”处于指导地位，却不是直接执行者，也就给了张之洞“揽功”的机会。张之洞七十生辰自撰《抱冰堂弟子记》，只提到他自己“特奏派冯子材军门、总兵王孝祺两军援桂”，绝口不提彭玉麟。此时彭玉麟、冯子材皆已作古，两封密函外间无有知者，可以放心打马虎眼。

彭玉麟为人谦冲有雅量，不愿与人屑屑争功。张之洞由京官外放山西巡抚未满三年，突然跃升两广总督，急需要用战功来证明其能力。对张之洞来说，放手让冯子材大干，是一场赌博，幸亏冯宫保不负所望，成就了不世之功。张之洞依靠冯子材的战功，迅速站稳脚跟，得到慈禧、醇亲王奕譞欢心。1909年，张之洞去世时，摄政王载沣选择以“文襄”为谥号，跟战功卓著的左宗棠同等，表彰的是武功而非文治，令时人错谔不置。据野史记载，张之洞临终前，与载沣有过很不愉快的交道，载沣有意加以贬抑。在他看来，张之洞一生最突出的功绩，就是中法战争中任用冯子材打败法军一事，其他工作无足称述。“文襄”这个谥号，有些无理也有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