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科院《报告》：减税降费力度不减，为何部分企业获得感不强

近年来，政府减税降费力度不减，为何部分企业仍感觉成本压力大？2月22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企业成本调研报告》（下称《报告》）认为，在新发展阶段，企业成本不仅包括实体交易形成的成本，还包括虚拟的风险成本。各种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都会内部化为企业的成本，导致企业成本不断上升。   

自2015年底中央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围绕“三去一降一补”，中央和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降成本为市场主体纾困，助力企业渡过难关，成为政策实施重要发力点。   

《报告》认为，减税降费成效明显，企业税费负担整体下降。一是宏观税负明显降低。以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来看，从2016年的17.5%降至2020年的 15.2%，下降了2.3个百分点。二是，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切实达到了减轻企业成本负担、激活微观主体活力的目标。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发布会上说：“在社会分工和国际分工不断深化背景下，每个企业都会受到不确定性和风险事件的影响。这意味着，企业成本不是决定于已经发生了什么，而是取决于未来可能的损失，也就是取决于风险。”所以，企业的风险预期决定了成本预期，当外部环境越来越不确定时，企业成本就会上升。在宏观层面公共风险扩大的时候，它也会转化为交易成本，内部化为企业成本。

《报告》称，2020年新冠疫情就是一个最现实、最直观、最鲜活的案例。为应对疫情这一公共风险，企业必须采取各种防控措施，比如，保障复工复产的投入、采购疫情防控物资、执行隔离政策等等，这些都会转化为企业的经营成本、管理成本。这充分说明，当外部环境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或公共风险水平上升时，企业成本会出现普遍上升态势，企业、投资者、消费者等微观主体还会因看不清未来趋势而改变其行为模式，具体表现为：对研发、投资等活动保持更加谨慎的态度，更倾向于等待、观望，这些都将导致宏观经济整体收缩。 

此外，《报告》还认为，企业个体风险会外部化，导致所有企业承压。房地产行业已出现这类风险。头部企业引发的债务风险，产生了链条式传导，不仅使关联地产商受损，也带来房地产业投资预期的改变，致使房地产业出现断崖式下行。同时，引发金融机构风险敞口加大，地方财政也受到牵连，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收减少。另外，治理转型与发展转型不适配，也会导致整体成本上升，尤其是政策的合成谬误、分解谬误，多重政策目标冲突引发企业预期不稳，抬高经营成本。

“政策预期不稳，其实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导致企业成本上升。”刘尚希在发言中强调。他说，当前的一些政策从各个部门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是正确的，也是及时的，但是把各个部门的政策合起来看，发现是有问题的，给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是上升的，而这些政策既有经济政策，也有非经济政策。非经济政策比如关于环境、教育、安全等方面的政策，这些非经济政策都可能对经济运行以及经济预期带来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就会导致企业成本上升，企业感觉到压力，拿不准，不知道怎么办。所以，降低发展成本的关键在于公共风险管理，就是我们防止市场的风险公共化，或者一些国家的风险全球化。”

当前，学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研究降低企业成本的思路、措施都是从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用能用地成本、物流成本等实体成本分类出发的。《报告》认为，对企业来说，分类管控成本也许短期有效，但从整个供应链观察，上中下游的企业成本与利润是息息相关的，对一个经济主体是成本，对另一个经济主体来说可能就是收益。因此，研究下一步降成本的政策措施，实体思维逻辑显然是不够的。探寻企业成本的源头，实际是虚拟的风险成本在推动。实体要素成本和虚拟风险成本相互影响。

未来，该如何降低风险成本？《报告》认为，企业成本管理主要针对要素，比如控制人工成本、财务成本等。政府降成本要着眼于降低整体性风险。如果以政府成本管理替代企业成本管理，企业就会过度依赖于政府的“大礼包”，企业自救的愿望下降。政府不能从实体要素出发降成本，比如，用特惠贷款的办法试图降低某类企业融资成本，从局部来看，有一定效果，但从整体来看，会导致金融资源的错配，反而加大发展成本。再如，用降低社保缴费的方式降低人工成本，短期人工成本降下去了，但长期成本还会上升，按下葫芦浮起瓢。只有通过不断的体制机制改革，才能减少资源错配，防范整体风险，实现发展成本的整体降低。

在具体防风险，降成本的建议上。报告认为，一是加大制度创新的步伐，社会化改革和市场化改革协同推进；二是完善两级治理体制，调动“防风险”的两个积极性；三是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四是做好政策预期管理，对相关公共政策进行强制性的风险评估与审查；五是数字赋能，打造数字化防风险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