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亚（四一）︱黑龙会朋友圈：1912年的“亚洲”想象

1912年7月，明治天皇驾崩。明治时代的终结，标志着日本来到了“现代”的转折点。就在前一年，日本终于完成对所有不平等条约的改正，成为名义上与欧美殖民帝国完全平等的国家。国内方面，大正民主亦初露曙光。

在此前后，一种原本在野的、抵抗性的意识形态开始走上前台，提出日本应有不同于欧美的历史使命。这就是“亚细亚主义”（或称泛亚主义），它提倡所有亚洲民族应团结一致、反抗欧美殖民霸权，同时也标榜日本在区域的领导地位。亚细亚主义最具代表性的团体是黑龙会。1912年前后，黑龙会的朋友圈遍及东亚，深度介入日、中、韩三国的政治走向。

反思日本曲折的现代化道路，人们常常提到的一个词是“脱亚入欧”，并把其思想源头归于1885年发表在《时事新报》上的《脱亚论》。不过，认为日本殖民扩张是出于对亚洲的唾弃而与欧洲为伍，这种说法需要商榷。首先，《脱亚论》并没有提过“入欧”。这篇小文被认为是福泽谕吉所写，可福泽一生都没使用过“入欧”一词。其次，直到战后被重新发现、解读，《脱亚论》并未产生过特别的历史影响。再者，文章发表的背景，是朝鲜金玉均领导的开化党政变的失败。而福泽谕吉本人，则是金玉均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就算福泽倡导“脱亚”，他眼中的亚洲也是一个复杂的符号，其中失望与希望交织。在整个明治时期，日本精英群体都在一种复杂纠结的心态中，借定义亚洲来重新定义自己。

明治时代的政治方针，大致是内政上强化集权，外交上（对欧美国家）韬光养晦。但融入殖民现代体系的同时，社会精英对这套体系带来的内外弊病也日益不满。从1870年代开始，呼吁改革的声音逐渐汇集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潮流，称为“自由民权运动”。其主旨，是强调引入宪政机制、创制宪法和国会、保证言论和集会自由、减轻地租，以及修改不平等条约。早期自由民权运动，参与者十分多元，既包括一些对政府政策不满的官员大臣，也包括前藩阀武士、农民、记者和知识分子。政府对自由民权运动采取强硬镇压的态度，致双方矛盾激化，在1880年代出现了像静冈事件、大阪事件那种暴力革命的苗头。到了1890年代，运动逐渐走入低潮，参与者后来分化出自由主义者、民粹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等。

其中也包括亚细亚主义者。他们主张日本应当协助朝鲜和中国的改革，合力抵御欧美的扩张。其代表性理论家，是樽井藤吉。樽井出身商人家庭，早年修习国学，后因组党从事政治活动，遭明治政府逮捕入狱。出狱后的1892年，他出版了《大东合邦论》。此书接受种族竞争理论，认为日本、中国、朝鲜是“单一种族”，在和欧洲那样的异种族社会竞争时，必须团结亲和。其基本诉求，就是日本与朝鲜平等合并为一“大东国”，与清国“合纵”抵抗白种人：“今日白人所以呈毒爪锐牙者，欲为宇内之贏秦也，我黄人甘为六国乎？余复何言哉！不甘为六国乎？征秦之策不可不讲也。”《大东合邦论》以汉文写成，目的是要影响朝鲜和中国的士人。它发表后，在东亚地区引起很大反响。

东亚亲和的思想在日本一直有市场，军界、政界、媒体都有人鼓动。比如1880年成立的兴亚会，以及1898年成立的东亚同文会，都由和政府关系密切的上层人士牵头，以设立学校、研究机构的方式，增强东亚三国之间相互学习和了解。这些组织得到外务省等官方机构的资助。到了20世纪初，思想界也出现形而上的亚洲论述，比如美术家冈仓天心在美国发表的《东洋的理想》。其开篇即声称：“亚洲为一（Asia is one）。”冈仓认为“亚洲种族”最大特性，在于对“终极、普世”的热爱，这种精神让亚洲成为世界主要宗教的发源地。而地中海和波罗地海地区的“海洋民族”，则更强调特殊性，强调生命的践行方式而非终极结果。日本就是亚洲所有文明的集大成者。这篇发表于日俄战争前的论著，成为亚细亚主义最著名的美学、哲学源头。

也有一批民间行动者，不满足于调查学习或坐而论道，积极介入东亚国家的内部事务，推动革命和改革。在自由民权运动高潮期，平冈浩太郎、头山满等成立了以旧福冈藩士为骨干的玄洋社，宣扬“敬爱皇室、爱戴本国、固守人民主权”。三国干涉之后，玄洋社一批国家主义者出于对列强（特别是俄罗斯）的不满，又以内田良平为核心，成立了黑龙会。

内田良平是平冈浩太郎的外甥、头山满的得意弟子，也是樽井藤吉“合邦”理念的拥趸。以他为主干的黑龙会汇集了一批想法接近、能力超强的活动家，自诩“东亚先觉志士”。黑龙会名称来自于中俄界河黑龙江，其早期的政治主张就是日俄开战、将俄国逐出东亚。

为准备战争，内田良平修习俄语，并只身赴俄远东及西伯利亚探查，回国后在会刊和媒体上详细介绍当地情况。1904年战争爆发，黑龙会在韩国和中国东北发动民间力量，修铁路、探军情，援日反俄，终于实现了其战略构想的第一步。黑龙会同时也收集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情报，并联络清、韩异见人士，谋划推翻清政府、策动满蒙独立以及日韩合并。在内田的努力下，黑龙会影响力渗透到军方、政界，开始从在野走向前台，影响日本大陆政策。亚细亚主义从理念变成实践之时，也由国际主义变为极端民族主义。

在中国，1912年是清帝逊位、民国肇始之年。孙中山、黄兴领导的革命，终于推翻了中国实行了两千年的帝制，创立了东亚第一个共和国。革命的领导机构，是成立于1905年的中国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前，孙、黄等的活动各自为政，影响力都相当有限，而促成他们联合者，就是内田良平。头山、内田等人一直关注中国内部改革，也救助过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领袖。但看到清政府实在无力领导中国对抗西方，他们转而支持当时无钱无枪、又遭外国政府驱赶的革命者。中国同盟会整合了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海外反清组织，它的成立大会，就是在内田良平位于东京的家中举行的。

此后，日本亚细亚主义者，包括黑龙会以及宫崎滔天、北一辉等人，成了孙黄革命最重要的赞助人和后援队，帮助他们借款、运送武器。在袁世凯谋取政权后，也是他们积极支持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亚细亚主义者对中国的期待不尽一致。黑龙会的战略考虑，是促成“支那”与满蒙藏各自独立，加入到日本领导的东亚同盟中。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让他们看到某种希望，冀图以支援革命，换取孙许诺满蒙自治。当然，这个计划最后落空了。

在20世纪初的中国，反殖民的新亚洲想象有着很大的号召力，孙中山本人就深受影响。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聘请包括内田良平在内的多位日本人为顾问。虽然孙中山在20年代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民族既有欧美霸道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之本质”，提醒日本勿作“西方霸道之鹰犬”，但他提出的“大亚洲主义”思想，亦高度肯定“东方道德”的优越性、强调欧亚竞争的种族色彩。这在逻辑上与日本亚细亚主义极为一致。

1912年，韩国已被兼并两年。著名的“亲日派”人物李容九在5月郁郁而终。李容九出身两班阶层，早年加入东学党。读过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后，李深为折服，从此把振兴韩国的希望，寄托在崛起的日本身上。1904年，李容九与宋秉畯联合组织了当时韩国最大的民间团体“一进会”，并在日俄战争中动员数万会员为日军提供帮助。1905年日本设立韩国统监府，内田良平被伊藤博文统监聘为顾问，随即又成为一进会的顾问。对于内田而言，这是实现日韩合邦最好的契机，而李容九则是他重要的盟友。李曾公开表达，平生最大志向，就是实现樽井藤吉的合邦理想，他甚至给自己的儿子一个日本名：“大东国男”。

但伊藤博文反对马上吞并韩国。对他来说，一进会不过是巩固日本殖民韩国的“民意招牌”。1909年，伊藤在哈尔滨被安重根刺杀，导致合邦进程加快。在内田良平鼓动下，一进会于1910年发起请愿，要求日韩“政合邦”。日本顺水推舟吞并了韩国——这当然不是樽井当年提倡的平等联合。失去了利用价值的一进会，很快就被解散了——即使是日本，也担心这个标榜“进步”、动员力颇强的亲日团体，有朝一日成为殖民韩国的障碍。李容九深感失望：请愿合邦本是他复兴韩国的希望，却成为定义他一生的污点。他不久即住院、病亡。

黑龙会的“朋友圈”不限在东亚。1912年12月，英属印度迁都新德里。仪仗行进中，一枚自制炸弹扔进了英国总督哈丁的坐轿，致其重伤。策划刺杀的，是印度民族主义革命家拉什•鲍斯（Rash Bose）。为了躲避英国追捕，鲍斯逃到日本，经孙中山介绍，结识了头山满和内田良平。内田一边游说日本政府撤销对鲍斯的追捕，一边协助他在日本各处躲藏。最后鲍斯为新宿中村屋的相马爱藏、相马黑光夫妇收留，还娶了他们的女儿为妻。鲍斯长期在日本从事印度独立运动。二战中，他参与建立反英的印度国民军，为日本用来对抗英军。

20世纪早期，黑龙会的势力还拓展至菲律宾、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及摩洛哥等处。以“日本人和黑人同属有色人种”为由，他们甚至从30年代开始就在美国资助黑人民族主义运动，这对战后的黑人平权运动也产生了影响。

黑龙会当然不代表亚细亚主义全部的理念和实践，在它之外，日本还有很多受“兴亚”感召投身帝国洪业的人，比如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东洋史学家内藤湖南、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等。在近卫文麿政府提出“大东亚共荣”纲领后，“亚洲”成了法西斯主义的新修辞。1946年，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解散了黑龙会。这个风云一时的社团，连同其代表的亚细亚主义意识形态一起，随着日本战败退出了历史舞台。

站在战后立场，亚细亚主义常常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这些标签归于一类。可想象我们站在1912年：大正时代开启、中华民国成立、李容九抱恨而亡、鲍斯行刺哈丁……在那年前后，亚细亚主义看上去更像一个矛盾体，挣扎在殖民与反殖民、帝国与反帝、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种族主义与族裔平等之间，并不像战后看上去的那样简单。吊诡之处在于：它虽然批判殖民现代性，自身却植根于其中，无法从根本上超越之，只能以新压迫来反旧压迫，以新霸权对抗旧霸权。在这个意义上，亚细亚主义的失败不可避免：它的亚洲振兴必须以殖民亚洲为手段。尽管如此，它仍是亚洲人主动塑造“亚洲”身份的一次尝试，它的困境和失败也为今后的“亚洲”想象提供深刻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