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 | 故宫140件文物在午门呈现明清“海上丝绸之路”

北京故宫博物院昨天起对外展出的“紫禁城与‘海上丝绸之路’”展，系故宫首次利用院藏品举办的反映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型展览。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悉，此展览共展出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各类文物珍品140件（套），主要来源于明、清两代贡使往来的礼品、外国传教士带来的礼物、臣属的进献、宫廷采购与定购、奉旨由宫廷或地方作坊仿造的舶来之作等，包括陶瓷、书画、图书、玉器、金银器、珐琅器、钟表、科学仪器、武备、家具等门类，反映了明、清两代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与互动。

造型别致。鼓腹，下承以翻卷的四蹄形足，上配以倒置的荷叶形盖，盖顶置叶蒂形抓钮。口沿两侧各置一柄，柄呈三爪形向下弯曲。通体以青花装饰，腹部和盖表面均凸饰叶形开光花卉纹。

此件汤盆是为适应欧洲人饮食习惯而特制的器皿，系欧洲国家定烧之物，属于专门用于外销的产品。葡萄牙里斯本梅代罗斯和阿尔梅达基金会收藏一件清代乾隆时期粉彩叶纹开光花卉纹双耳带盖汤盆，造型与之相仿。

古老的丝绸之路打开了中国对外往来的门户。宋元以降，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等特产，通过中国东海、南海港口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销往海外，随帆远播，加强了中国与东亚、东南亚、西亚、北非等地的友好往来。随着15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中外贸易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销往海外的中国特产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同时出现了根据国外要求来样加工制作的产品。与此同时，域外的科学思想、工艺技术、仪器、医药以及香料、宝石等生活用品也漂洋过海，被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其中一些还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宫廷，融入王朝政治和宫廷日常生活，甚至对宫廷艺术产生影响。

2017年5月9日，值“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即将在北京举办之际，由故宫博物院主办的“紫禁城与‘海上丝绸之路’”展在故宫博物院午门西雁翅楼展厅正式对外展出。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悉，此展览系故宫博物院首次利用院藏品举办的反映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型展览，共展出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各类文物珍品140件（套），包括陶瓷、书画、图书、玉器、金银器、珐琅器、钟表、科学仪器、武备、家具等门类。这些文物主要来源于明、清两代贡使往来的礼品、外国传教士带来的礼物、臣属的进献、宫廷采购与定购、奉旨由宫廷或地方作坊仿造的舶来之作等，以扬帆远播、西风东渐和交互参酌三个板块，反映了明、清两代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与互动。

展览于2017年5月9日正式对公众开放，2017年7月8日结束，展览不单独售票，凭故宫博物院门票即可参观。

“军持”是中国古陶瓷中一种常见的造型奇异的器物，是梵语“kundikā”、兴都斯坦语“kundi”的音译，意即“水瓶”。本为印度佛教徒饮水、净手或饭后漱口使用的器皿，汉代以来随佛教传入中国后，历朝均有制作，材质有金、银、铜、珐琅、陶瓷等。宋、元以来，瓷质军持也曾被用作贸易瓷大量远销东南亚地区，品种有绿釉、黑釉、釉里红、青花、五彩等，多为民窑产品，主要产于福建江西、广东等地区。军持销往域外后，当地人在军持口、流等处加饰金属装饰，既美观又起到保护作用。

扬帆远播

明、清宫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域外输出的产品，其中既有中国对外输出的瓷器，也有类似宫廷赏赐品的输出文物。

中国瓷器作为代表性产品远销亚洲、欧洲、非洲等地，成为全球化贸易商品,流通于世界各地。一方面，中国瓷器改变了东南亚、南亚人以蕉叶、木器、陶器为饮食用器的习惯，被伊斯兰地区人民视为聚会餐食中的上乘用器，被欧洲贵族视为显示身份的象征，竞相购买和拥有；另一方面，中国瓷器引发了日本、荷兰、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竞相仿制。清宫留下的物品中有大量当时赏赐给各国使臣及传教士的同类礼品，这些礼品有些是由宫廷造办处制作，有些是由各地臣属敬献，通过皇帝赏赐的方式向域外传播。它们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欧洲并大受追捧，以至于在欧洲掀起强烈的“中国风”，影响深远。

纹章瓷具有私人定制的特性。16世纪初，葡萄牙人来华不久，即开始在中国订制绘有西方贵族象征意义纹饰的瓷器——“纹章瓷”。他们将代表欧洲军团、王室、贵族、宗教、城市等标志的徽章绘于瓷器表面，以示专用和纪念，因此又称“徽章瓷”。17世纪后期“纹章瓷”开始盛行。康熙时期纹章瓷主要以五彩和青花为主，雍正以后，绘有纹章的粉彩瓷器成为主流。纹章瓷属于来样加工产品，制作精美，既有中国传统制瓷工艺的特点，又带有欧洲各国艺术特色，从纹章瓷反映的信息可以确定瓷器的烧造年代。此盘的纹章是荷兰范·斯宾（Van Spaen）与 范·霍根多普（Van Hogendorp）家族的徽章组合。范·斯宾家族与范·霍根多普家族均为荷兰贵族。瓷盘的主人是范·斯宾男爵（乔安·弗雷德里克·威廉，1746-1827年）与其妻萨拉·乔安娜（1755-1828年），此盘可能是1785年两人为了庆祝铜婚纪念而专门定制的瓷器。荷兰阿姆斯特丹博物馆藏有一件同样的徽章瓷盘，器形为花瓣口，应属于同一套瓷器。

展览展出的明万历青花开光花果松鹿图盘，即为明代晚期大量用于外销的一种青花瓷——“克拉克”瓷的典型代表。盘内壁以8个莲瓣形开光装饰，开光内绘花果纹。内底绘松鹿纹。由于这种青花盘的装饰风格与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截获的一艘葡萄牙大帆船所满载的中国青花瓷的风格一致，而这种大帆船在葡萄牙语中被称作“Caraack”，转成英语为“Kraak”，翻译成中文即“克拉克”。因此，人们遂将这种装饰风格的瓷器统称作“克拉克瓷”。

当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将截获的葡萄牙商船上的瓷器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进行拍卖，引起大批富豪贵族的关注，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也竞相购买，几天之内，所有货物被一抢而空，荷兰东印度公司获得巨额收益，一时间中国生产的克拉克瓷震惊整个欧洲。

克拉克瓷流行于明末清初时期，主要产地为江西景德镇、福建漳州地区，以盘类为多，另有碗、罐、瓶、壶等。纹饰以满绘开光图案、开光内绘折枝花果、瑞兽等纹样为特征。因莲瓣形开光颇似盛开的芙蓉花，故日本人称其为“芙蓉手”。明末清初时期，克拉克瓷是中国销往海外的大宗商品，也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主要商品。克拉克瓷不仅流行于欧洲各国，而且在东南亚、日本也有大量发现，说明深受海外欢迎。

画面用精细的笔法表现了乾隆时期外国和各地少数民族人物形象。

乾隆十六年（1751年），皇帝下令各地督抚命人绘制所辖领域外国和少数民族人物形象画稿送至军机处，所画内容包括各国﹑各民族男女之状貌﹑服饰及生活习俗等﹐并附文字题记。宫廷画家丁观鹏等人根据交来的画稿重新绘成手卷，乾隆二十六年（1761）完成。本卷为第一卷，共有外国形象27组，新疆、西藏少数民族形象32组，每组人物上方均有汉文、满文介绍。

“英吉利国夷人”形象为一男一女，人物上方的题跋曰：“英吉利亦荷兰属国夷人，服饰相似，国颇富，男子多著哆啰绒，喜饮酒。妇女未嫁时束腰，欲其纤细。披发垂肩，短衣长裙，出行时加大衣以金缕合，贮鼻烟自随。”

乾隆皇帝在卷首语御题诗中引用秦始皇时期天下“车同轨，书同文”典故，指出清朝连续几代太平安乐，四海同春，各国、各民族委派使节前来朝拜，是一种人类和天下之大同。

西风东渐

明清之际，西洋传教士和有技艺特长之人长期供职于中国宫廷，反映西方科学和文化的物品大量进入宫廷，宫中到处闪现西洋奇器的身影，构成中国明、清宫廷独特的西洋景观。包括与西方科学知识有关的图书、钟表仪器、医药等种类多样的西洋物品既反映出当时西风东渐以及中国融入世界的历史脚步，也承载着中国宫廷内中、西科学和艺术持续接触、碰撞以及不断交流、融合的历史进程。

西洋钟表曾作为西方传教士的礼物，敲开了进入中国宫廷的大门。

明代万历时期利玛窦曾赠送两座自鸣钟给万历皇帝，得到一片赞赏。自此以后西洋钟表逐渐进入宫廷，其中以英国、法国制造为主。这些钟表利用机械学、动力学原理巧妙设计，以水法、转花、西洋人物等机械转动配以计时，既精美又华丽，具有典型的西方装饰艺术风格，更具有陈设效果。乾隆皇帝尤其喜爱西洋钟表，更要求清宫造办处制作精美的御用时钟。

清宫西洋仪器主要包括天文仪器、数学仪器、地学测量仪器、绘图仪器、光学仪器、医学仪器、机械仪器等。这些仪器在清代宫廷中起到了实际观测和学习之作用，清代宫廷成为接纳和吸收西方先进科学的最高中枢区域，也成为西方科学传播的主要平台。清宫造办处在西方传教士的指导下制作了一批科技仪器，与原有的中国传统仪器相比，大量采用了西方近代科学理论，提高了仪器的精密度和科学化，从而推动清代宫廷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在中国古代，天象一向被认为与王朝政治密切相关，因此天文历法由国家统一颁布。西洋传教士所进贡的各类天文仪器，为王朝制定历法、树立清王朝的正统观念发挥了重要作用。

展览展出的浑天仪系清钦天监官员、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于康熙八年（1669年）制作而成。仪器上的水平圆圈为地平圈，刻有度分，与地平圈垂直相交的为子午圈，刻有四象限子午圈以内的各环分别为黄道带、黄道圈、赤道、白道，皆刻有度数。地球安设在通轴的中心，上刻有“亚西亚”、“欧罗巴”、“阿美利加”、“利未亚”等当时五大洲的名称。

作为宫中的一种小型天体演示仪器，旋转浑天仪可以演示太阳、月亮围绕地球转动的情况，并可表现出日、月蚀现象。

交互参酌

西方科学技术在宫廷内的应用，主要表现在工艺原料和技法的输入、造型和纹饰的接纳、西洋绘画在宫廷中的传播等方面，此乃西风东渐在明、清宫廷进一步扩展的结果。而西方王室贵族将房间装饰成中国风格，刮起崇尚中式建筑的中国风，则是东风西渐的体现。

部分展品：

金星玻璃烧造技术源于欧洲，乾隆年间清宫造办处在西方传教士的指导下烧造成功，并制作出许多宫廷赏玩和实用器，装饰工艺以镂雕、圆雕为主，以写实风格表现，金光闪烁，富有皇家气息。

珐琅工艺于12世纪由阿拉伯地区传入中国，元代得到一定发展，明初宫廷虽已逐渐重视，但其制作技术尚未成熟。15世纪，掐丝珐琅工艺取得长足进步和发展。康熙时期，欧洲传教士带入宫廷的铜胎画珐琅器受到皇帝喜爱，遂令内务府造办处专门设立珐琅作进行仿制，先后制作成功了铜胎、金胎、瓷胎、玻璃胎、紫砂胎画珐琅器。初创时期，画珐琅料全部依赖西洋进口，雍正时期，雍正皇帝命宫廷造办处自行试制珐琅料，雍正六年研制成功，自此画珐琅器所用彩料从依赖进口料为主转为自产为主，用于各种质地珐琅器的制作。

壶呈葫芦式，以黄金为胎。壶身置有铜镀金龙首流和如意形曲柄，壶下置有铜镀金錾莲花纹底座。通体以蓝色珐琅为地，饰掐丝珐琅缠枝莲花纹，并作多处开光，开光内分别彩绘仕女和山水、花蝶图等。壶身多处镶嵌珍珠和珊瑚。外底錾有阴文楷体“乾隆年制”款。

此件执壶同时运用掐丝珐琅和画珐琅两种工艺做装饰，这两种工艺都是从西方引进的技术，前者大略在元代，后者大约在明末清初。

这些文物为我们打开了一道历史之门，让我们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贸航线，更是联系古代中国与世界文明的纽带。这种往来和交流，体现出当时最高层次的文化碰撞，也是王朝政治和宫廷日常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