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不相识︱欧洲极右不是新纳粹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它对欧洲人的心理冲击是最大的。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的历史学、社会学、哲学、乃至心理学界，都对纳粹的起源与本质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因为大家隐约认识到，如不加以预防，说不定哪天纳粹还会卷土重来。

即便勒庞未能当选法国总统，当前欧洲的极右势力仍然可以说已经发展到了战后以来的最高峰。除了葡萄牙、西班牙等少数国家，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有了“比较像样”的极右党。在本届欧洲议会，除9个国家外，所有欧盟成员国都有极右代表当选，极右议员占议员总数的近四分之一。在匈牙利和波兰，极右政党“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和“法律与公正党”已分别于2010和2015年上台执政。在芬兰、立陶宛、挪威，极右党参与执政。英国独立党在推动公投脱欧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奥地利自由党候选人霍费尔在2016年险当总统；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闯入了2017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

当前的极右势力与历史上的纳粹是什么关系？这些极右党会像纳粹一样，再次给欧洲乃至世界带来灭顶之灾吗？回答好这些问题，无论对于学术研究还是对于政治实践，都至关重要。

当前欧洲极右党虽然都顶着“右翼民粹主义”、“极端右翼”、“激进右翼”等类似名号，但党纲五花八门，彼此看不上的情况也十分常见——勒庞想在欧洲议会中建个党团，居然要花一年多时间和别的极右党讨价还价。不过，既然都是极右党，在政治立场上总有些相类的地方。它们通常不同程度地支持以下主张：反体制（因而追求“草根民主”）、反文化多元主义（因而追求文化上同质的和谐社会）、反对普世的平等观（认为平等应建立在语言、种族、民族的基础上）、反个人主义（认为国家、民族、社群的集体权威比个人更为重要）。

大家担心这些党再行“法西斯”不无道理。其一，这些党的立场与欧洲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西斯政党有一些类似的地方，最明显的就是其排外、民族主义立场。其二，从智识渊源上看，当前的极右思潮与法西斯思潮也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二者对现代性的批判态度、对非理性的热情，都可追溯至海德格尔、尼采等大哲。其三，当前极右党的勃兴某种程度上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债危机的产物，这与纳粹党借经济危机上位也有共同之处。和二战之前的欧洲一样，现在不少欧洲国家中弥漫着悲观绝望情绪，流行“衰落论”。

但有大量研究表明，欧洲的选民并不把当前的极右党当纳粹看待，而只视其为正常政党。从这些极右党的实际表现看，确与法西斯政党有不同之处：

第一，法西斯政党大搞种族主义，但当前的极右党不靠“种族”来排外，而靠“文化”来排外。法国国民阵线的创始人老勒庞由于发表种族歧视言论，被新的国民阵线领导人——自己的女儿在2015年开除出党。

第二，法西斯政党推崇军事，不但对外征伐，连社会管理也滥用暴力，而当前大部分极右党对暴力避之唯恐不及。挪威2011年“7•22”大型极右恐袭案发生后，欧洲各大极右党纷纷声讨，以求和恐袭划清界限。

第三，法西斯政党上台后施行集权统治，但当前极右党虽则党内多搞“魅力型领导人”、“一言堂”、“家族统治”，但一旦进入体制内，基本还能遵守制度。当然，在欧洲政治家圈子里，极右同侪的名声仍不太好——比如勒庞“整天拿议会经费到外面搞宣传”，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搞独裁”，芬兰外长索伊尼“对外交一窍不通”。但总体而言，被纳入体制内的极右政客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并非洪水猛兽。有意思是是，极右党进入体制内后，也逐渐被“正名”，比如波兰的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就已经被一些西方媒体称为中右政党。

第四，法西斯政党高度推崇国家主义，把自己视为超越阶级的政党，希望通过全国动员从而全方位地改造国家，但当前的极右党虽然也努力“超越左与右”，但通常只是代表部分民众追求个别政策而已。英国独立党就是个例子。在英国脱欧后，这个党就已失去存在意义，陷入危机之中。

既然当前的极右党与纳粹有同也有异，那么如何能判断这些极右党是不是（或说会不会成为）新纳粹呢？

我们首先要理解当前极右党的本质诉求是什么。当前的极右思潮根植于一种“划界”的冲动，即通过民族、宗教、文化等来区分自己人和外人，并且提议要把自己人和外人区别对待。可以说，“向后看”（回到过去的边界）、“向内看”（从外界收缩）是极右党的主要诉求，也是其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最突出的地方。当前欧洲极右党并不笼统地反对削减福利，它们建议削减移民的福利，但是反对削减“自己人”的福利；它们也并不挑战民主制度，但是要重新定义“民”的构成，也就是说，不是所有“公民”都能算是“民”，而是“血统纯正”的人才能算是“民”。

极右党为什么会有这样些诉求呢？还要从极右党所处的环境说起。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逐渐进入生产上的后工业时代、价值观上的后物质主义时代、政治上的身份政治时代、地理上的深度全球化时代。这个时代不再纠缠于阶级分配问题，而讨论人的认同和价值；不再相信强权即是真理，而提倡尊重弱小和边缘；不再推崇社群纽带，而崇尚个人与全球。这些新的变化，积几十年之功，对西方民众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一方面，一部分“全球化输家”在经济上受到了损失，但是却无法再在传统的政党政治框架下讨论经济风险。另一方面，一些民众也开始对中心坍塌、基础瓦解、威权衰落、认同驳杂产生了反感心理。

极右思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如意大利学者伊格纳茨所指出的那样，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正是要回答以下难题：“如何保护自己的社群在经济上免于移民的入侵，在政治上免于跨国机构的指挥；如何在传统的社会保护网络日益瓦解的时候，追求权威的指引，追求法律与秩序；如何在生活方式日益多元的情况下，引导民众追求更高的道德水准”。

总之，当前欧洲的极右思潮是欧洲进入后现代、或说现代性晚期之后划界政治的体现。由于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今天的极右党难以重演法西斯的历史。

第一，由于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传统政党、垄断性主流媒体的式微，今天的极右党已难以再发动全民狂热的排外风潮，也不再可能利用工业化和官僚理性来执行大屠杀。极右思潮将成为多元破碎社会中“百家争鸣”的其中一家，只能承接时运偶露峥嵘。

第二，由于西方整体的扩张势头已经耗尽，当前极右党并未与“帝国主义”联姻，其“划界”的目的并不是扩张性的，而是收缩性的；并不是进攻性的，而是防御性的。极右党只是要求回到民族国家的硬壳中，而缺少塑造世界的意愿。

第三，由于后现代“风险社会”早已发展起一套严密的自我保险机制，极右思潮所导致的风险不会以高烈度爆发。英国脱欧所带来的风险，将逐渐被欧盟法律体系、全球金融体系消化。法国极右领导人勒庞的退欧意愿，也将受到法国宪法、跨国企业、欧盟机制的绵密制约。

沃格林曾说，当社群创立的政治神话面临危机、瓦解和重生的时候，社群本质或社群意义的问题就会浮出水面。欧洲极右的兴起，说明了欧洲一体化所面临的深刻困境，也说明了全球化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从这个意义上看，欧洲极右思潮的出现，对各国都是有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