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作家写下少女时代被性侵经历后自杀：谁杀死了房思琪？

这几天，台湾的一部名为《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小说从台湾火到大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这部小说题材的残酷——《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讲述的是一个13岁的国中少女被补习班老师诱奸的故事；也在于该书的作者林奕含，一位出生于1991年的年轻、美丽、才华横溢的台湾女性，在该书出版不到3个月的时间后，于2017年4月27日上吊自杀。林奕含自杀前几日的一个访谈视频在微博点击率突破千万，网友们不愿意相信：这个在视频中平淡、冷静、温柔陈述一切的女作家，最终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直到林奕含去世之后，她的父母才向媒体袒露真相：《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林奕含的“自述”，她在少女时期曾遭遇补习老师的诱奸。现实生活中的林奕含，是台南名医的女儿，高中学测获得“满级分”，考入名校医学系之后休学重考进入名校中文系——表现上看，她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可实际上，诱奸事件后她长时间陷入精神疾病之中，并始终未能走出。直到这时，读者才恍然明白林奕含之前接受访谈时所说的一句话的沉痛分量：“这个故事折磨、摧毁了我一生。”

林奕含遗憾地告别人世，但她所书写的房思琪式的悲剧却不该再重演了。即便林奕含悲观地认为，“那些从集中营出来幸存的人，他们在书写的时候常常有愿望，希望人类历史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在书写的时候，我很确定，不要说世界，台湾，这样的事情仍然会继续发生，现在、此刻，也正在发生”，我们却不得不追问：是谁杀死了房思琪？

魔鬼与升学主义

毫无疑问，最首要最关键的罪责，就是房思琪的补课老师李国华。这个世界上是存在恶魔的，他们没有人性，没有感情，他们矫揉造作，谎话连篇。作为一名补课老师，李国华一而再再而三地将魔爪伸向了那些不谙世事的女学生。恶魔可怕，更可怕的是恶魔的“聪明”，他洞悉了每一个被他侮辱、蹂躏的女学生的性格和心理，“对症下药”地欺骗、操控以及甩掉她们。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女学生掉入老师的魔爪？这让人想起了早前关于教师和学生是否能够谈恋爱的话题，反对者的理由是，教师与学生之间其实隐藏着一个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教师可能会利用他的身份、权威、职权等令学生“臣服”；即便这可能会伤害“真爱”，但却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伤害”（何况，如果是真爱，也可以在结束师生关系后开始恋情）。无论是根据台湾真实事件改编的《不能说的夏天》还是《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师生恋中都存在着这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但又不仅仅是如此。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作者林奕含更将批判锋芒指向了升学式教育。在以升学为唯一目的的教育体系中，每一个学生都是笼中的困兽，她们压抑痛苦，同时精神世界高度封闭。整个教育评价体系反复告诉她们：你要考好成绩，你要得到老师的表扬。因此，学生们极易对老师产生一种过度依赖和信任，她们渴望从老师的眼神和话语中得到认可和赞许。这为李国华提供了可乘之机，他将对学生的诱奸转化为对学生的“考验”和“爱护”。

于是，就像林奕含在书中写道的：“他把如此庞大的欲望射进美丽的女孩里面，把整个台式升学主义的惨痛、残酷与不仁射进去，把一个挑灯夜战的夜晚的意志乘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再乘以一个丑女孩要胜过的十几万人，通通射进美丽女孩的里面。壮丽的高潮，史诗的诱奸。伟大的升学主义。”

缺席的教育和社会歧视

李国华代表的魔鬼和权力体系诱奸了房思琪，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可为何悲剧开始之后能够不断持续？“诱”何以长期存在？房思琪为何没有告诉父母？

整个家庭的功能在这起诱奸事件中，是缺席的。首先是关于教育和性教育。整个社会对女孩子的品行教育是一致的，即女孩子要乖巧、要懂事、要听大人的话、要讨人喜欢，这种刻板式的规训导致一些女孩在受到侵害时，首先想到的不是自我保护，而是因为自己没有达到对方的要求而感到抱歉。就像房思琪，当老师第一次侵害了她时，她却在为此道歉。

父母给予子女的性教育更是匮乏。在小说中，房思琪曾试图与母亲谈论性教育的话题，母亲的反应是这样的：“妈妈诧异地看着她，回答：‘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所谓教育不就是这样吗？’思琪一时间明白了，在这个故事中父母将永远缺席，他们旷课了，却自以为是还没开学。”

无论是对女孩子的教育还是性教育，其共同指向的是，整个社会体系对女性道德和性的压抑——女孩谈论性是可耻的；女性失贞是可耻的；在一段男女关系中，即便女性是受伤害的一方，该为此负责的依旧是女性——谁叫这女孩贱、淫荡呢。

小说中，房思琪也曾试探性地跟母亲说，学校里有一个女学生和老师在一起了。母亲却说，这么小年纪怎么这么骚？更赤裸残酷的案例，来自于小说中另外一个伤害者郭晓奇。她曾被李国华诱奸，在被李国华甩掉了，她自我堕落来自我疗伤，最后选择休学。在父母得知了李国华诱奸她之后，他们的反应是愤怒，但针对的不是李国华，而是自己的女儿：“你以为做这种事你以后还嫁得出去？”“你跑去伤害别人的家庭，我们没有你这种女儿！”他们与李国华夫妇和和气气地在饭店里喝了饮料，一边忙着道歉，一边在回家的路上暗自庆幸，“好险没有认真争，大饭店喝个饮料就那么贵”。

事实上，不仅仅是台湾，也包括世界上的很多地区，每年发生的针对未成年的诱奸或强奸案数量都非常惊人，但最终的报案比例却非常低，甚至不到10%。这一方面是因为受害者的“无知”，但另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舆论对于受害者的不宽容和歧视。在刻板印象中，受害者可能自己也有问题，比如穿着太暴露啦，性格太妩媚了；一旦事件被他人得知，受害者及其家族的“名誉”和“清白”很可能就毁了。直到今日，抱这一观点的人仍不在少数。

社会中对弱者的隐性歧视，无处不在，除了对女性，也包括精神病患者。书中房思琪最终“疯了”，父母都将这视为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们立即从大楼搬出来，“离开大楼的那天，房妈妈抹了粉的脸就像大楼磨石均匀的脸一样：没有人看得出里面有什么”。而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一名精神疾病的患者，林奕含本人也遭遇了种种误解和歧视，比如她因抑郁症去申请不参加期末考试，却遭到系主任的质疑，“精神病的学生我看多了，自残、自杀，我看你这样蛮好，蛮‘正常’”，林奕含不无愤怒地想，“是不是我今天衣衫褴褛、口齿不清、60天没有洗澡去找他，才会相信我真的有精神病”？所谓的健康人对于精神病患者真是“无知到残暴，无心到无情”，这是整个社会仍旧严重缺失的一课。

是文学辜负了她

台湾不少读者曾质疑作者：为何房思琪还要爱上诱奸者？

不得不承认，房思琪爱上了李国华，包括李国华的才华。作为一名热爱文学的少女，房思琪早慧、细腻而敏感，在李国华将魔爪伸向她之前，她对李国华是仰慕的。在遭到李国华的蹂躏后，在她每一次痛苦和动摇之时，李国华的吟诗作赋、伤春悲秋，让他成了一个落寞的文人，“老师现在是把最脆弱的地方交付给我”，而她则是他的知音和拯救者。她与李国华在一起的快乐，是一种享受文学“美”的快乐，“文学的生命力就是在一个最惨无人道的语境里挖掘出幽默，也并不向人张扬，只是自己幽幽地、默默地快乐”。

但“文学就是对着五十岁的妻或十五岁的情人可以背同一首情诗”，在房思琪洞悉了李国华的浮夸和虚伪后，她其实已经发现了文学的虚假和巧言令色，文学的美是虚伪者的包装，是丑陋灵魂的最后遮羞布。即便她明白了这一切，她却不得不继续相信李国华的落寞，继续相信他的温柔和纯情，否则她的屈辱和坚持算什么，否则她将“自贱”到自己都无法忍受。可终究房思琪无法说服自己，她走向了精神崩溃。

那么小说之外的林奕含呢，她是如何看待这起事件的？她说，“整个故事最让我痛苦的是，一个真正相信中文的人，他怎么可以背叛这个浩浩汤汤已经超过五千年的语境”，这五千年的语境即诗以言志，“思无邪”。可即便李国华背叛了，他的思想体系、他说出了的话仍旧是“美”的，因为文学的语言、修辞和各种各样的譬喻。因此，林奕含说她想借李国华扣问的是，艺术是否有巧言令色的部分？或者艺术从来就只是巧言令色而已？

房思琪经受不了这样的叩问，所以她“疯”了，故事以外，林奕含最终也没有经受住这一叩问，她选择了自杀。她太热爱文学了，她将心爱的文学视为信仰，最后却发现，文学的美是可以虚构的、诡辩的，李国华就是借此欺骗了房思琪，而房思琪甘愿受骗。甚至包括她自己的书写本身也是如此，书中那所谓的真实的痛苦和真实的美，也是文字建构出来的，这是堕落的、屈辱的、不雅的、变态的书写，可她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她对文学的信仰坍塌了，她成了她所厌恶的那类人。

也许有人会借此指认，房思琪和林奕含的毁灭，固然有种种更直接的凶手，但与她们各自的艺术病也脱不了干系，她们太相信文学所谓的“真善美”，她们因此受骗，也因此被摧毁。现代人面对着两个世界，一个是文字的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而那些以文学以信仰之人常常被前者所诱导，以为它才是真实的，结果不知不觉坠入了荒诞中。可纵然如此，我们也不忍心过分苛责房思琪和林奕含，说到底，是文学辜负了她们，是学文学的李国华辜负了她们。林奕含的艺术之问，深刻提醒着我们：如何处理好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文学究竟何为？每一个书写者，又该如何真正为自己笔下的文字负责？

林奕含最终并没能像她书中写的那样，“紧紧拥抱着思琪的痛苦，你可以变成思琪，然后，替她活下去，连思琪的分一起好好活下去”。但我们却必须拥抱着房思琪、林奕含的痛苦，替她们活下去，并记住她们的呐喊，让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