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竞合︱何必僵着呢：从美国解密档案看尼克松访华

1969年1月，有着“反共斗士”之称的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 Nixon）就任美国总统。为让美国尽快摆脱越南战争的泥潭，并应对强势的苏联，尼克松在上台之前就开始思考如何与中国缓和关系。

入主白宫后，尼克松很快便指示基辛格推动与中国最高层之间的接触。1971年7月，基辛格实现秘密访华并与中方展开谈判。翌年2月，尼克松最终得以访华，中美签署《上海公报》，促成两国关系的缓和。

迄今，美国政府已解密大量有关中美关系“解冻”过程的档案资料，笔者也曾访问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国家档案馆，调阅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的涉密文件。在尼克松访华50周年之际，回顾这段历史中的一些细节，有助于认识当年中美打破两国关系“坚冰”的不易。

1972年2月，北京，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帕特·尼克松登上长城。  人民视觉 资料图

一、应对中苏冲突

1968年8月，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尼克松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绝不能忘记中国，我们必须寻求机会与其谈判，就像和苏联谈判一样……我们不可以只是静待其变，而必须设法促其改变”。

尼克松入主白宫后不久，便开始了调整对华关系的努力。1969年1月，尼克松看到一份国家安全委员会呈送的报告，其中提及波兰政府高官的一个看法，即“美国很清楚如今中国人反苏胜于反美，美国正在寻求与中国缓和关系的可能性” 。尼克松认为这种看法相当“有趣”，他即刻指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全力营造出一种美国政府正在‘寻求与中国缓和的可能性’的气氛”。尼克松还特别提醒基辛格，必须“私下完成此事，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能走漏风声”。

当时，中美尚处于敌对状态。虽然两国之前已同意于1969年2月20日在波兰华沙重启大使级会谈，但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认为，美国不应在华沙会谈中做出妥协，尤其是不能在台湾问题上有所退缩——如果美方示弱，不仅会损害亚洲盟友对美国的信任，还可能促使日本等国走上承认“共产党中国”的道路。

当年3月，中国和苏联在边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这起事件给中美关系带来了重要转机。4月，尼克松让美国驻苏联大使雅各布·比姆（Jacob D. Beam）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Alexei N. Kosygin）传话，“美国并不想看到（中苏）两方冲突，而且一定不会利用它们当前的困难关系”，“如果（美中大使级）会谈继续，或者是美方和中国人发生其他联系，美国会继续像上一届政府那样，向苏联进行通报”。

事实上，尼克松政府却试图利用这场中苏冲突。1969年6月，基辛格在写给尼克松的报告中明确表示，“为了使苏联让步或者牵制它的行动，我们可以使苏中相斗以便谋利”。尼克松则对美国国务院高官称，美国可以通过采取“对华主动”令苏联感到不安，从而促使苏联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当年8月，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尼克松对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表示，美国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是因为不满中国对于邻国的态度而并非因为其“对内政策”；“我们的政策是与苏联搞好关系，同时，如果中国方面改变其对于邻国的政策，我们也希望打开与他们的交流渠道以发展两国关系”。尼克松表示，美国并不想卷入中苏冲突，也不会“加入围堵中国的集团”。他还称，美国希望罗马尼亚成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联系人。

除了罗马尼亚，尼克松还访问了印度、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这些国家对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倡导的“亚洲集体安全”构想非常不满，不仅菲律宾和泰国明确反对，出乎尼克松意料的是，连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表示反对。令他感到不安的是，很多亚洲国家领导人担心美国会选择与苏联联手“反华”。通过这些访问，尼克松感到，亚洲国家“最怕的就是苏联，它们并不想让苏联充当自己的保护人”。

尼克松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从该国总统叶海亚·汗（Yahya Khan）那里得到的信息则是，中国十分担心美国、苏联和印度对其构成围堵之势，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也不想打仗，但一旦爆发战争中国会不顾一切地坚决反击。

8月13日，中苏在边境地区再次爆发武装冲突。基辛格后来回忆说，当他打开地图的那一刻，就很快明白这一冲突绝对不可能由中国挑起，因为新疆冲突发生的地点离苏联的铁路终点只有几英里，而离中国的任何一个铁路站点却有几百英里。

8月14日，尼克松召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M. Helms）在会上通报了苏联对华军事部署情况。尼克松在他的私人会议记录中清楚地写下“苏联30个师——全副武装”的字样。在这次会议上，尼克松明确称，“苏联，而不是中国，才是更有侵略性的一方”。他甚至表示，“在苏联和中国的战争中如果任由苏联撕裂中国，那就是对我们利益的侵犯”。尼克松还提出，美国要从“双边关系”角度思考对华政策。

8月底，尼克松让赫尔姆斯故意向外界透露有关苏联武力打击中国的情报以及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情况。9月5日，美国副国务卿理查森（Elliot L. Richardson）在美国政治学学会举办的会议上称，虽然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与美国无关，但边界武装冲突却不一样，美国“不能不考虑，这一冲突的升级将会给国际和平和安全带来严重冲击”。根据苏联高级外交官舍甫琴科(Arkady Shevchenko)的回忆，苏联领导人最终没有冒险进攻中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无疑是它被警告说，美国将会大力进行阻遏”。 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Anatoliy F. Dobrynin）从华盛顿发回莫斯科的消息称，对中国进行这样的打击美国不会袖手旁观，这会导致苏美之间的严重对峙。

9月9日，尼克松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Walter J.Stoessel）与中国外交官建立直接联系，并传达美国希望改善美中关系的讯息。9月下旬，美国决定调整美军在台湾海峡的巡防，希望借助台湾问题对北京释放缓和关系的信号。这些动作很快被苏联方面察觉。10月20日，多勃雷宁在和尼克松的会面中警告美国不要利用苏中冲突，声称“任何这一类的想法都注定是打错了算盘”。对此，尼克松回复说：“让我们看看亚洲的未来，25年后的亚洲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呢？中国会成为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美国不可能不去接触中国啊。”

二、尼克松访华

从1969年年底开始，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接触进程开始加速。基辛格以“秘密外交”的方式，借助巴基斯坦、罗马尼亚等渠道，逐步打通了中美高层之间的直接联系。

1970年12月6日，巴基斯坦渠道最先传来中国愿意接待尼克松总统特使的消息。1971年1月，从罗马尼亚渠道传来中国的消息，“美国对台湾的占领是中美之间的唯一障碍，如果美国希望解决这一问题并提出某种方案，北京愿意接待美国特使”。

1970年4月初，中国领导人同意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乒乓外交”进一步推动了中美之间的接触。7月上旬基辛格借道巴基斯坦秘密访问北京，与周恩来围绕台湾问题等展开多轮谈判，双方还就尼克松访华进行磋商。7月15日，尼克松正式宣布他将在1972年5月前访问北京。

1972年2月，尼克松准备启程前往中国，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段旅程正像很早以前在地理上发现新大陆的航行一样不可预卜，并且在某些方面一样危险。” 显然，对于这次中国之行，尼克松有些焦虑。出发前（2月14日），他将法国传奇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请到白宫，希望从马尔罗那里更多地了解中国以及中国领导人。

送走马尔罗之后，尼克松和基辛格进行了一场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基辛格非常直白地向尼克松表示，美国应该 “全然不带感情地玩均势游戏”。他认为，中国人在一段历史时期后比俄国人更加可怕，20年后尼克松的继任者应该考虑如何依靠俄国打压中国，但是“现在要让它在次大陆上发挥作用，首要的是抗衡俄国……它还不具有全球性的政策，也没有全球性的力量，这一点对我们很有利”。

尼克松也关心如何在利用中国的同时对其给予足够的防范，以及如何避免盟友指责美国“背信弃义”。尼克松称，“我们不能在美国的世界角色这一问题上显得充满歉意，过去不能，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至于美国将会怎么做，我们也不能过于坦率和友善”。尼克松特别强调，应把台湾问题和越南战争“联系起来”。他还试探性地希望基辛格在《上海公报》的台湾问题部分加上“条约义务”这些字样，以显示美国对盟友的承诺。基辛格认为这根本不可能，而且还会惹怒中国领导人。基辛格对尼克松说，此访“将是中国人对我们真诚度和可靠性的一次检验；这个检验将决定他们未来政策的走向。”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半左右，尼克松的专机抵达北京。他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检阅了三军仪仗队，军乐队演奏中美两国国歌。尼克松到达钓鱼台国宾馆一个小时后，周恩来便赶到宾馆通知说，毛泽东要马上会见尼克松。

尼克松后来回忆当时走进毛泽东书房的情况时说，“他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落座之后，毛泽东便说，“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 随后，毛泽东看似不经意地谈到了“蒋委员长”（蒋介石）。他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他不赞成（尼克松访华）”，“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跟他做朋友的时间长得多。”当尼克松表示要就台湾、越南、朝鲜半岛问题交换意见时，毛泽东打断了他，表示对这些“烦人问题”没有多大兴趣。

根据美方公布的档案材料，毛泽东对尼克松上任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如下评述：“现在的来往从打乒乓球算起只有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来有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来往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毛泽东说，“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人们会说话的。一次没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你怎么办啊”。

三、《上海公报》

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尼克松和周恩来举行了多次会谈，重点围绕台湾问题以及中美联合公报的相关措辞展开协商。2月22日，尼克松阐述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会再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没有支持将来也不会支持“台独”运动；当美国从台湾地区撤军时，不会鼓励日本进入台湾地区，也不会鼓励日本支持“台独”运动；美国支持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不支持蒋介石政权“反攻大陆”。尼克松强调，美国在台驻军的三分之二与越南战争相关，一旦东南亚局势稳定，这些驻军就会撤出，剩下的三分之一会在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出现进展的时候逐渐减少。尼克松称，“自己无法抛弃老朋友”。周恩来则回应说，“不愿意‘丢掉’老朋友，其实老朋友已经丢了一大堆了”，“你们希望和平解放台湾，我们只能说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我们要和平解放，蒋介石不干怎么办？”

2月24日，尼克松与周恩来再次举行会谈。针对美国对北京武力攻台的担忧，周恩来明确表示会为和平解放而努力。尼克松希望在公报中采取“模糊策略”，他称，“我所需要的是我们的公报用语存在一定的‘活动空间’，起码不要让台湾问题在未来的两三个月，或者未来两年、三年甚至四年中成为一个大问题，让我去做那些能够实现我们目标的工作”。尼克松表示，“我不相信我们的部队永远驻扎在那里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在我掌权期限内，会将剩余的三分之一兵力全部撤走。”但是，他希望中方不要逼迫他在公报中讲明这一点。尼克松表示，假如“拟出的公报让我们的反对者抓到辫子而大做文章，说美国的总统飞了一万六千英里只是为了对台湾背信弃义，那将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在未来几个月中受到伤害”。尼克松想要中方相信他的口头保证。他表示，“我已经决定的这项政策——我不需要任何纸上的东西——是基于我们自己的利益，也是基于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意愿”。

陪同尼克松访华的基辛格也一直向中方官员强调白宫面临的国内政治压力，他希望中方能够明白，“在这个问题（台湾问题）上，我们可以做的要多于我们可以说的”。2月27日下午，中美双方发布《上海公报》。有关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这份公报的最终表述是“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走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1972年3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美上海公报的通知》，其中称：“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在国际上震动也很大。总的来说，对公报的反应是积极的，大都认为这标志着中美关系有一个新的开始，国际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这表明，毛主席邀尼克松访华的英明决策，在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壮大自己方面起了重大作用……达成的协定还是纸面上的，能否实现还要看美国今后的实际行动……对外表态要谨慎从事，要照顾到四面八方，不给敌人以破坏中美会谈成果的借口。说话不要过头，特别是不宜由我正面宣传上海公报是我们的胜利、美国的失败。……中美会谈时，美方希望双方要有所克制，以保持有利气氛。现在，有了一个上海公报，形势同过去总有所不同，今后一段时间，除非有新的情况，我方将基本维持目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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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昊，系“澎湃”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