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李鸿章：不同的志节，不同的人生

本文选自《左宗棠与李鸿章》

作者：徐志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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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毕生以孔孟儒学立身，李鸿章始终以纵横术应世。左宗棠将才气、学识、阅历、血性融会一体，李鸿章凭才气、阅历两把撒手锏拼杀于官场、商场、洋场。其最终结局也有如云泥之壤，引人深思。

左宗棠由民间草野书生入仕，儒学的忠孝廉节，是他十分明显的一根信仰主线。左宗棠迟至四十岁才出山办事，中年后又迅速发迹平步青云，朝廷待他的恩荣、典赏，每每逾越常规，这让他感恩戴德，竭力思图回报，当然不愿再利用名位、声望来谋求个人利益。

作为先秦儒学的忠实信仰者，左宗棠在童年时习得儒学的诚意、正心，将忠、孝、廉、节作为信奉，规牢了他毕生的忠心。他为官办事的手段、方法，依靠的是孔孟儒家加申韩法家。前者是他的理想主义，后者是他的现实主义。左宗棠如此总结他这种融理想与现实为一体的人生心经：“造物所忌者巧，万类相感以诚。”

崇朴、尚诚、明强，左宗棠对事业、对朝廷的忠心，某些时候达到近似愚忠的程度。

当一个人对一门学说忠诚到完全无我的程度，便可以称为信仰。左宗棠忠于儒学大于忠于朝廷。这从他同治十二年（1873年）大胆冒犯慈禧太后的心意，不惜将慈禧太后安插的亲信、乌鲁木齐提督成禄拉下马可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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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左宗棠办事的动力源在儒学信仰，李鸿章办事的动力源则在官阶势利。

跟草野民间成长的举人左宗棠不同，李鸿章早年考中进士，仕途虽然也遇到一些艰阻，但在同龄人中已算最为顺畅。

学问优长的李鸿章，跟曾国藩、左宗棠最醒目的不同，偏偏就是他最不相信道德文章，他因而最终成为一名“不学无术”的权臣。这大概跟李鸿章早年科场十分顺畅存在一定关系。从心理学角度看，人往往缺什么才补什么，越是拥有，越不珍惜，李鸿章后来的经历，能充分印证这点。

年轻时“以诗言志”，梦想“拜相封侯”的李鸿章，毕生有一种强烈的出人头地的冲动欲望。在官场上钩斗，在战场上厮杀，积半辈子生命经验，李鸿章认为自己找到了价值归宿，人生不过是及时享用，什么道德、学问，都是教育别人时才用的，人生的真相，只有势与利是真的。而权势与利益似乎对李鸿章格外垂青，三十九岁出任江苏巡抚时，曾国藩便请他在富得流油的上海、苏州征税，用以支援湘军军饷，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一旦势利兼具，天资豪迈的李鸿章骨子里免不了有一种鹤立鸡群之后沐猴而冠的心理。因为内心没有义理的归宿，他特别在意外界眼光，每以世俗的标准为标准，势、利两方面的条件一旦具备，他开始迷醉于漫无节制的虚荣，似乎这是作为生命体的人唯一实在且靠得住的东西。

随着年齿日增，权势日益煊赫，不信朝廷、不信老师、不信书本的李鸿章，耽逸习气和虚荣心暴露无遗，这为他成为晚清衰世的“裱糊匠”铺垫好了最后一级台阶。这也是三人志趣的截然差异：“曾国藩拼命做学问，左宗棠拼命办事，李鸿章拼命做官。”

官本位的“实用主义”取代一切，头顶没有信仰，内心没有自律，带来后果也需要自己内心慢慢消化。梁启超在做《李鸿章传》时，也忍不住要批评他“不学无术”。

曾国藩晚年时，曾以自身多年阅历、心得提醒李鸿章，要他切记，“即数十年办事之难，难在人心不正、世风不淳，而要正人心，淳世风，实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漠之中，使其后来者为之应和”。

这等于给他指明了儒家士大夫肩任变局的道路与方向，一二个仰望头顶星空的人，凭借自己的学理洞见，可以为自己的国家、民族找到出路，让千百个应和者呼应跟从，实现个人的时代使命。

因此，对李鸿章学问新旧驳杂，内心漂浮游移，成色不纯，他个人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用得着梁启超那句评价：“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

比较之下，左宗棠则有所不同：四十八岁前，左宗棠因太平天国时势而起，属“时势所造就的英雄”；四十八岁到七十三岁，左宗棠主动谋国，事实上变身成了“造就时势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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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历史从来不能假设，但我们可以依照逻辑最合情合理地推断：从1853年到1901年，中国如果没有李鸿章，他所承担的职事，一定有能力大致相当的人替代；从1852年到1885年，如果没有左宗棠，他所选择的事业却将不见于历史，因为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替代他。

但左宗棠同样存在自己的问题，这在他崛起的起点上已经决定。作为草野民间成长出来的独立士人，他独有的“清气”与个人素质中的“明澈”，让他的家国事业理想能够取得空前绝后的大成功，却很难有第二个人能够跟进与延续。因为，能有他那样的天资禀赋，又同时遭逢崛起机遇的人，万中无一。

左宗棠四十岁前潜居民间，结识了不少奇人异士，加之他本人童年时性格孤异，导致他日后所赏识或提携的人才中，办事能力超强是共同的，但个性大都失之偏狭。这也是他用人的一个瓶颈。

以史实辅证，他所赏识的甘肃文人吴可读，是一个为了让慈禧还政光绪而不惜“尸谏”的人，吴氏其人，让人多少感觉失之迂腐；左宗棠在甘肃贡院四千考生中发掘、栽培的解元安维峻，其人霹雳正义，时人议论失之刚烈。

因此，虽然左宗棠与李鸿章在生时栽培、提携起来的各地督抚级官员同为十二人，但在影响身后人才，尤其是改善官场生态环境方面，与曾国藩比较，左宗棠与李鸿章一样，都存在程度上的不足。因为左宗棠门生政治才干普遍短缺，他们为官清正廉明，却不懂得把握国家权力，李鸿章的门生袁世凯便乘势而上，袁世凯秀才出身，其功利实用之心，比老师李鸿章有过之而无不及。李鸿章去世当天，清廷即发布任命书，袁世凯出任代理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此后，宣统皇帝退位这样的国家大事，也由袁世凯一手操持了。

放进中国大历史中对比观照，左宗棠主要事功在军政，在用官、治民方面，他虽然也取得诸多成功，但跟历史上的改革家王安石、张居正作为类似，一代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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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去探求左宗棠改变后世学问、陶冶风俗人情，其最见现实功效的地方，在于他开启了中国近代理工技术“实学”风气之先。左宗棠为官理政后，将中国传统“实学”与西方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交替运用，为中国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奠定了第一块基石。无论是他同治五年（1866年）在闽浙总督任上创立福州船政局，还是其后督办陕甘军务期间创办兰州制造局、甘肃织呢总局，均起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而甘肃织呢总局作为中国首家民族轻工业企业，试图通过工业化来解决民生困境的方向，事实上成为此后中国工业发展方向的参照，历史意义更为深远。

同时，左宗棠将英国的公园第一个引进到甘肃，在兰州总督府边创建“节园”。其现代理念与民生意义，到今天依然没有过时。

左宗棠去世二十年后，八股取士取消。他当年所习的理工技术知识，成为所有新式学堂传授的主课。对三千年来一直缺乏科学知识与科学精神的中国人，左宗棠无疑抓准了晚清大变局的历史走向，在知识与技术的层面，无意中起到了先知与拓荒者的作用。

比较去看李鸿章，在中国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艰难转型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里，李鸿章通过“洋枪队”将西方现代武器装备的军队学来，用于改造大刀长矛的旧式军队，对促进中国传统军队全面向现代化军队转型，起到了先驱作用。他在洋务运动中不限于军事工业，诸如铁路、电报、矿务、银行、股票，全面引进，为农耕中国向工业中国迈进，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作为词工文臣出身的官员，他能够突破自身固有的局限，准确把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向，在器物与社会的层面，无疑也起到了引领与推进的作用。

左、李相似的性格特点，均才高气大、目标远大。对于这点，《清史稿》作者赵尔巽曾有过写实的评述：

李鸿章“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

左宗棠少年时代“喜为壮语惊众，名在公卿间。尝以诸葛亮自比，人目其狂也”；中年以后“锋颖凛凛向敌矣，士论以此益附之，然好自矜伐”。

就个人特质而言，两人不同之处在于：

李鸿章生平自负于才气，将自己看得高人一头，对部下习惯以金钱、官爵之类利益刺激加以笼络，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得到他们的心。因此，那些自持风骨、自重操守的人才，均不乐意附从他，替他出力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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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同样自负于才气，少年时代曾被人看作“狂生”；待中年出山办事后，他的才气转化成进取的锐气，刚毅过人，身先垂范，部属对他都发自内心地敬佩，自愿鞍前马后跟从他，效死疆场，建功立业。待左宗棠位高权重、声名显赫之后，也免不了顾盼自雄，以“天下第一”自居，虽然“惕励”如他，内心仍能保持足够的清醒与克制，但多少给后世留下一些话资。

通过比较左、李这点，大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少年自负式的意气，是成大事者需要具备的一种强烈自信的资质。毕竟，成年后事业道路无论顺逆，事实上都充满了坎坷，遍布着荆棘。少年意气是一个人建功立业的朦胧初心，是出人头地的原始动力，它可以支撑着人在事业的道路上不畏艰巨、义无反顾。

在个体修养气质上，左、李最根本的不同，可以借梁启超评价李鸿章的一句话做参照：“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

以才气、学识、阅历、血性为标尺度量，李鸿章缺少学识、血性；左宗棠四点同时备于一身，每一点都达到相当的程度，确如他早年的自励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左宗棠童年与少年阶段接受“忠、孝、廉、节”的文化浸染，这一文化对人核心的影响，在保养了人天性中的羞恶之心。

每个人良知中的大义情怀、正义品格，不来自别处，正来源于天性中的羞恶之心。即是说，羞恶之心是激发个人血性的源泉。

性格刚直、大义行世的左宗棠，称得上是三千年来湖南最具血性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二十一岁会试时作诗关切新疆安危，二十四岁时题写“身无半亩，心忧天下”，便是内心血性激荡的结果。他四十岁出山，以民间人士身份毅然担当湖南一省安危，六十三岁时不畏艰巨率师收复新疆，直至抬棺出征，也是血性激励下的大义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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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本书开头，就才气而论，李鸿章二十岁那年表现的诗文才气，已经高出左宗棠。他的办事才气，在合作剿捻时也表现得至少不输于左宗棠。李鸿章独立领军虽然比左宗棠晚出两年，但他的军事阅历也几乎可以跟左宗棠比肩，他悠游官场、周旋洋场的阅历，似乎比左宗棠更为丰富。尤其是，左宗棠晋升东阁大学士一年之后，李鸿章顺利晋升文华殿大学士，两人同处在内阁宰相的显赫位置上，李鸿章在最高权力中枢内长袖善舞的能力，也似乎要比左宗棠胜出一筹。

但令人惊异的是，跟左宗棠创始中国近代海军、收复新疆、护卫台湾、开创“中国第一家机器国货工厂”等无数功勋卓著的事功标签不同，李鸿章身后，很难找出一个明确的代表性功业来代表自己。即使抛开他签订的近三十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不看，李鸿章也几乎很难找出令后世口口流传的功业以供传颂。

李鸿章身后形象如此驳杂，他的个性特征同样令人难以概括。

比较去看，左宗棠的性格特征十分鲜明，时人概括为“刚直”，他自认为是“忠介”。

本书中以“机灵”称谓李鸿章，只是他性格中的一面。曾国藩当年称他“性情高傲，心高气盛，急躁、傲慢”，说的也都符合后世观感。

李鸿章擅长政治手腕，毕生不乏政治投机，却很难说他“圆滑”，因为关键时刻他能担事；李鸿章以“痞子法”办外交，以“纵横术”应对列强，劳心劳生，疲于奔忙，却又很难称得上是卓越的外交家。民间有一种戏称，说他是卓越的“斡旋家”，姑妄言之。

站在心理学的角度说，一个人的性格、学识与他的行事作为，往往具备逻辑一致的贯通性。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一个人是怎样的性格，具备怎样的学识，基本就可以判断他会做什么事。至于事功大小，全凭个人才气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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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之所以为伟人，在于他性格、学识、行为全部贯通，三者配合天衣无缝，且将之发挥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有时甚至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

君主能达到这个境界，是一代圣主；重臣能达到这个高度，是一代名臣。普通人之所以是普通人，固然是因为才气有所缺乏，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性格、学识、行为混杂，内部逻辑彼此冲撞，自我损耗掉了。

以李鸿章“八千里外觅封侯”的浩荡才气，“性情高傲，心高气盛”的性格，以理学“诚”字立身的学识，却有着“痞子法”“纵横术”的作为，其内部不但逻辑混乱，而且剧烈冲突，有如一架正翱翔万里的飞机，一边油门加到最大，一边刹车踩到底，在高空翻滚跌宕。

这时再回看前面说的“曾国藩拼命做学问，左宗棠拼命办事，李鸿章拼命做官”，左、李各自得失，我们或许又会有新的发现。

血性于人虽然有强弱之分，但对每个人而言都不可缺失，因为有血性的人才有信念，甚至信仰。信念与信仰一以贯之，有如纲举目张，可以让人自我理顺性格、学识、行为三者的关系，而不至于逻辑混乱，自我冲突。

作为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臣、名臣，缺学识又少血性，这大概正是李鸿章身后受世人诟病的修养气质方面的根源，也是他进入中年后一度由重臣滑向权臣的个人素质方面的原因。前述李鸿章个人的诸多问题，大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