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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这天，上海总商会成立

2022-02-23 07:5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董鸣亭 More城读

上海总商会·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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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上海滩风起云涌，多少人物和故事如黄浦江之水滔滔不绝，你来我去，永远有说不完的故事。

让潮水回到公元1902年2月22日，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五那天，上海总商会成立了。

作为近代中国成立最早的“商业首脑机关”的上海总商会，它的诞生寓意着上海开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它从依附于清政府到脱胎于清政府，最后彻底推翻清政府，为光复上海和振兴上海经济，并推动了全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开启了中国工业革命的先驱。

上海总商会

自《辛丑条约》签订以后，英国率先提出修订商约，拟定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公元1902年5月8日——6月5日将在上海正式开议，英方代表马凯事先征询了英国商会及在沪和各商会的意见，提出了以24个条款为主体的一揽子修约方案，争取谈判的主动。

当时的中国没有商会，中方代表盛宣怀无处咨询，也没有商业法规可作依据，意识到建立本国商会已刻不容缓。

盛宣怀

光绪二十七年末，盛宣怀召集上海绅商严信厚、郑观应及上海道台袁树勋等人共同磋商，决定在短期内筹备设立商会，并任命严信厚衔命筹办此事。

委以重任的严信厚以中国人的思维方法，选择了正月十五这天为大吉大利的日子，召集各业董事七十余人聚议，宣告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也是上海总商会的前身。

成立商业会议公所

会上，严信厚受委任，出任总董兼总理，也是上海总商会历史上的第一位会长，那天正好是公元1902年2月22日，似乎是一切和和满满，好事成双。

但好事多磨，上海总商会几经改组，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几位商业会议公所的元老向上海军政府（沪军都督府）呈请备案，军政府接受立案并划定铁马路（今河南北路）天后宫（原清政府出使行辕），作为商业公所的办公地址，也就是现在赫赫有名的宝格丽酒店，上海人称它是上海总商会旧址，也曾是上海人最喜欢的足球队的俱乐部——申花足球队。

上海人总是把最好的地方赋予给自己最喜欢的人和事。

第一任会长严信厚

严信厚

曾经风光无限的申花足球队，给上海人带来很多的喜和忧，作为一个城市的雄性代表之一，成败不论英雄，只求你曾经努力过，上海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同样，上海总商会自成立以来，先后有几位会长出现，我们也不论成与败，毕竟他们是我们的前辈，曾经呕心沥血为上海的经济发展倾注了无数的心血。

严信厚（1838——1907），字筱舫，浙江慈溪人。早年就读私塾，辍学后在宁波鼓楼前的恒兴钱铺学徒，1855年赴杭州，在著名红顶商人胡雪岩开设的信源银楼任职，深得胡雪岩的器重。

1872年，胡雪岩向李鸿章举荐，严信厚得候补道，加封知府衔。并委派严信厚去办理天津盐务。严信厚在天津十年，事无巨细，尽力尽责、左右逢源。他在管理时自己也开设了同德盐号，遂积聚万贯家财。

由于盐商进出都是大笔买卖，钱款汇兑依赖票号，票号中间截取手续费，于是严信厚在上海创办源丰润票号。“源丰润”分号遍设天津、北京及江南各省重要城市共10余处，形成汇兑结算的网络。

不久，严信厚活动的重心也从天津移至上海。其间，他被派为上海道的道库，惠通官银号经理，掌管上海道的公款收支事宜。同时被聘为华新纺织新局协理。嗣后，又受盛宣怀委派，筹备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任首届总经理，成为商界一言九鼎的人物。

中国通商银行

清政府在上海物色主持商会的人物时，严信厚进入了盛宣怀的视线，反过来讲，上海商界也少不了如严信厚这样既有工厂、商号，又有银行、票号的人物。

对于上海总商会，严信厚是衔命而办，他拿出自己在南京路上五昌里的房屋作为会所。

称严信厚为“中国商会第一人”，实是对他为建立商会制度不朽贡献而作的评价。

历史不会辜负任何一个人，同样，一位后继人为上海的金融发展和资助孙中山革命，为当时的总商会书写了一部《商法草案》，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具有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法规文献。

投资大王李云书

李云书

李云书（1867年—1935年），名厚祐，浙江镇海（今宁波市北仑区）人，清末荣禄大夫李梅塘的长子，清末民国实业家，李云书也官衔四品分部郎中。

自祖先李也亭于1822年来到上海创业，以沙船起家，后办钱庄和开发房地产，李云书继承李氏家业，创办东方轮船公司、投资经营奉锦天一垦务公司，他投资的事业包括金融、地产、铁路、地产、绢丝业、保险业、船业、运输业等。

1924年，出任上海总商会特别会董，并早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当选上海商务总会总理（会长），又秘密加入同盟会，带着他的两位兄弟李徵五、李薇庄一起，为推翻满清政府出钱出力。

李云书在总商会任总理任上最大的贡献，是邀集海内外各埠商会代表，共同讨论并拟定了《商法草案》。

上海商会会董合影

1907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大会上，他报告并发起讨论《商会草案》的三点理由：一是华商与洋商贸易，洋商有法律保护，而华商无之；二是华商与洋商贸易，彼此无一定之法规，故不免有不公平之结果；三是政府颁布商事法令，每不与商人协议，较多拂逆商情之处，故恒有窒碍难行之事发生。

大会最后决定，由预备立宪公会主持商会的讨论和负起编纂责任，商法必须由商人参与讨论拟订……这项活动，被后人认为是一次有领导、有组织、有明确宗旨的全国规模的民间商业立法活动。

《商法草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具有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法规文献，也是李云书对上海总商会的贡献。

一诺九鼎朱葆三

朱葆三

如果说，上海总商会是从1902年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发展过来，并依附于清朝政府的话，那么，朱葆三于1916年开始历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就是以民主选举的方式被大家选举出来的。

朱葆三生于1848年3月11日（清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初七）的浙江定海，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只是十四岁后不幸丧父，经同乡介绍来到了上海学徒。

他十七岁任总帐房和营业主任，三年后升经理。

1878年，朱葆三自设慎裕五金店，同年，开设新裕商行，经营进出口贸易。后在上海日商平和洋行当买办，并纳捐二品衔候补道。历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上海商务总会协理等职﹐成为上海工商界显赫一时的人物。

河南路桥拓宽前的原上海总商会大门

在他任职上海总商会职务期间，因《华工条约》先后发起了抵制美货的运动。

1905年8 月上旬，自鸦片战争后，一场以上海总商会的倡导下，以上海为中心，迅速在全国形成了浩大的声势。

朱葆三以五金行业代表率先在抵制美货倡议书上签字，随着他放下手中的签名笔，上海的铁业、面粉业、火油业、洋布业等代表纷纷拿起了签名笔签下了不订美货的倡议书。

同时，上海的钟表业、航运业等70多个行业相继宣布不购、不售、不代办美货。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民族气节抵制洋货的运动。

辛亥革命时，朱葆三利用总商会的名义在经济上资助革命党，并和李云书一起深入清军大营劝降，使上海不费一枪一弹光复成功。后任沪军都督府财政部长。任职期间﹐朱葆三为筹措军饷政费，呕心沥血。民间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

晚年的朱葆三曾创办上海时疫医院﹐一心从事慈善事业，1926年9月2日病逝于上海。在他逝世后，上海各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50万人参加了出殡仪式，租界以朱葆三的名字命名了一条马路，褒奖他为上海的经济发展和慈善事业做出的贡献。

赤脚财神虞洽卿

虞洽卿

1936年，租界当局为了表彰一位老人对社会的贡献，在他七十岁生日那天，以此人的名字名命了一条马路——虞洽卿路，这条马路就是现在的西藏中路。

此时，在他从15岁来到上海学徒已经整整55年了，自他踏上十六铺码头那天，因为雨天路滑，他不忍心将脚上的鞋穿坏就将鞋脱了下来，不料，当他赤脚走到学徒的店门前，不慎滑倒在地，而恰恰那天，店老板娘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赤脚财神走进店里，天下无巧不成书，虞洽卿的名字就和赤脚财神紧紧连在了一起，成为上海滩上成功人士的神话之一，在江湖上又称他为阿德哥。

上海总商会自朱葆三辞职后，阿德哥虞洽卿被公众推荐为会长，而在这之前，他已经和前任会长朱葆三为上海做出了很多贡献。比如先后发生的两次“四明公所血案”和发生在1909年的 “周生有案件”、“大闹公堂案”和后来的“宁绍轮事件”，都体现了虞洽卿的人格魅力。

清末民初，上海总商会作为上海商业社团的最高组织，其特征就是行使商事公断和协调与租界之间摩擦。

上海总商会肩负着民族大义，为民呐喊。

上海总商会大楼议事厅今昔对比

作为会长，虞洽卿在淞沪会战中任救国会会长，他号召爱国商人，将一艘艘装满石头商船，自沉于江阴封锁线的滔滔江水之中，从而构筑起了一道水上长城，使日本军舰不能快速进攻南京。

1941年，为拒伪官不当汉奸去了重庆，1945年4月24日，虞洽卿患急性淋巴腺炎在重庆去世，终年79岁。在其弥留之间，拿出黄金千两支援抗战，同年9月，中国抗战胜利，11月移柩归葬于自己的故乡伏龙山下，魂归故里。

后期会长王晓籁

王晓籁

从1902官督民办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到辛亥革命后的上海总商会，它先以一年一届选举出的总理（会长）严信厚、曾铸、李云书、周金箴、陈润等人，到1912年的2年一届的第一轮还是周金箴任会长，1914年至1916年，协助周金箴的副会长朱葆三转正为会长，直到朱葆三辞去会长一职，总商会历届会长分别由朱葆三、聂云台、宋汉章、虞洽卿、傅筱庵等人分别担任，直到1929年被国民政府取缔结束，历时27年。

虽然，真正名义上的上海总商会只有短短的几十年，也纠结了很多风风雨雨、恩怨情仇，但对当时的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从此，上海总商会和上海的一部近代史紧紧连在一起，并从上海总商会里走出了一批批爱国的商人和历史人物，为上海的发展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面孔，永远刻在历史的长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