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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奶奶的扇子”：近代中国社会的时尚、性别意识与消费主义

常方舟

2022-03-02 15:31

20世纪初，欧美羽扇开始传入中国，这种羽扇与魏晋南北朝的本土鹅毛羽扇大相径庭。因为它多为女士在舞会上使用，隐藏在舞会交际扇语背后的现代性别意识和消费主义亦随之传入。在近代中国社会，扇子成为社会性别结构的一大参与者，被塑造为女士必备的时尚单品，消费主义在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与欧美扇语流行背后的商品逻辑相一致。被客体化的扇子折射了男性主体的观看欲望，制造出近代小资产阶级女性的生活幻象。从20世纪20年代一部本土改编的社会戏剧《少奶奶的扇子》当中，或许可以一窥其端倪。

英国作家王尔德曾经创作过一部题为《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的作品。1918年12月，名媛沈性仁把它完整地翻译成了中文，定名为《遗扇记》，刊登在群益书社出版的《新青年》上。之后，这个剧本又出过好几个汉译本，一开始影响并不很大，后来由当时刚过而立之年的近代剧作家洪深改译，并把里面的外国人名也都做了本土化的处理，组织排练演出，就引发了国人的广泛兴趣。1924年8月，该剧由上海戏剧协社在上海举行首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视为当时掀起的“爱美剧”（爱美为英文Amateur的音译，爱美剧指非营业性质的业余演剧）潮流的一大胜利。

上海戏剧协社《少奶奶的扇子》剧照。上海戏剧协社于1921年12月成立。以《少奶奶的扇子》的演出为标志的演剧实践，标志着中国现代戏剧形态的真正形成

洪深版《少奶奶的扇子》和王尔德的原著一样，也分为四幕，故事大意为：资本家少爷徐子明准备为自己的爱妻瑜贞举办20岁生日宴舞会，并且特意邀请了一位交际花金女士参加。瑜贞则怀疑丈夫和金女士有染，心生隔阂，愤而投奔有心勾搭她的闲散人员刘伯英。金女士看到瑜贞留下的信件之后，连忙赶到了瑜贞准备跟刘伯英私奔的旅舍，想要阻止瑜贞。这时，听到流言蜚语的徐子明也带人赶到了旅舍。还没来得及离开的瑜贞和金女士只好躲藏起来，不想瑜贞却把徐子明赠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一把翡翠柄的扇子遗落在了桌上。看到爱妻扇子的徐子明遂大失所望。此时金女士挺身而出，主动承认说是自己错拿了瑜贞的扇子，暗示是自己和刘伯英有染。瑜贞趁乱逃脱返回家中，和丈夫徐子明重归于好，而金女士为保护瑜贞，甘愿名誉受损，黯然离开。原来，金女士就是瑜贞的亲生母亲，二十年前她抛下了自己的丈夫和女儿跟人私奔。徐子明知道了金女士的真实身份后，原打算在生日宴上把她介绍给瑜贞，促成母女相认，后来又因为旅馆事件认定她不改旧习，对她极度厌恶。王尔德的原作背景是英国的上流社会，剧本就在这里戛然而止，而洪深给这部剧添上了一个光明的结局，成了一部社会喜剧：有个叫吴八大人的金女士的追求者，向徐子明解释说自己将要和金女士成婚，那天在旅舍，金女士原是为了等待自己说明答复。最后各方尽释前嫌，皆大欢喜。

《少奶奶的扇子》这台话剧首次确立了完整的导演制和排练制度，洪深不仅担任导演而且兼饰剧中的刘伯英一角。剧作采用一把羽毛扇作为串联全剧人物和情节的重要线索，展现了新时代女性挣扎在爱欲纠葛和家庭内外之间的困境，它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都市上海所取得的成功绝不是偶然事件。扇子作为这出剧目的重要道具，在第一幕一开场瑜贞和刘伯英的对话中就出现，到第三幕旅舍场景中一跃成为牵动人心的关键，第四幕的还扇戏，又掺杂着母女二人在第三人在场情况下难以言明的依依惜别之情。在这部洪深改编的剧目当中，扇子可以说是现代女性情欲化的外显。

洪深对自己的改编本适合演出极其自信，对把扇子作为核心线索更颇有自得之意：

编剧尚有一秘，即台上应用之物件，其与情节之转折有关系者，用一次不如用两三次，而喜剧中尤不妨多用。本剧中之扇子，其正用，仅在第三幕末，为逼金女士不得不出头耳。然而一路用来，却成线索，说明此扇乃子明赠夫人之寿礼，引起刘伯英崇慕之言，一用也。徐夫人愤语，欲持之击人，二用也。落扇拾扇，见金女士气度之大方，应付之圆活，三用也。在刘伯英处，为诸男人寻得，几酿大祸，四用也。藉还扇金女士再至徐宅，五用也。索扇为酬，两心默契，六用也。最后金女士托代拿扇，一语笼络住吴八大人，七用也。（《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2期）

《少奶奶的扇子》剧照。1928年唐瑛在洪深导演的话剧《少奶奶的扇子》里担任主演。此为当时登出的海报

根据现存的诸多史料和剧照，不难发现剧中的核心道具扇子是来自欧洲的羽扇，而非传统羽扇。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全球贸易市场的发展也把中国的折扇制品带到了欧洲。中国折扇因其别具东方风味在17世纪初至18世纪意大利、法国等的宫廷和上流社会中风靡一时，备受青睐。但在19世纪末，由鸵鸟毛制成的羽扇在欧洲大陆风行一时，女士参加舞会都会随身携带羽扇。王尔德作品的原文虽仅作“扇子”（fan），文中人物所用即当为此种欧式羽扇。作为改良新戏，《少奶奶的扇子》在首演之后轰动一时，好评如潮，全国各地的学校和剧社纷纷排演，如南开女中、上海南洋女子中学、复旦剧社、中国旅行剧团等都曾在各地剧场演出过此剧。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剧中使用的重要道具羽扇也引发了新一轮的流行热潮，导致各地扇行的新式羽毛扇都被顾客抢购一空。在观看演出的时候，名媛淑女占据了包厢的大部分座席，她们手中也经常挥舞着一把雪白的羽扇，和舞台上的道具交相辉映，制造出一道别样的风景线。1925年，《少奶奶的扇子》还被导演刘别谦搬到了大银幕，首次拍成了电影。三年后洪深自己也把这部剧拍成了电影。

当时小报曾载逸闻一则：知名女星白杨曾在某场演出中饰演剧中女主角瑜贞，有两位女性粉丝看了第一场演出后因感觉剧中“所用扇子不美”，还特地赶赴女主演白杨下榻处奉上两柄精美的羽扇，可算作本土最早的粉丝应援扇了。剧中这柄失而复得的羽扇既是“少奶奶”们命运的物化象征，也昭示了现代女性出走与据守的两难抉择，由此对剧外的女性观众产生了极大的精神触动。

著名报人周瘦鹃看完首演后，就多次在自己主办的杂志上撰文推荐给读者，并在回忆这出剧目的文章当中说：

生平爱美，在禽类中最爱孔雀，最爱孔雀的毛，我紫罗兰庵的壁上和瓶子里，都将孔雀毛做点缀品，而我尤其爱一柄孔雀毛的扇子，摇摇飏飏的摇到我心坎上，直摇得我心儿醉了。二三年来，这一柄哀感顽艳的扇子，憧憧心头，兀自不能忘怀。这是一柄甚么扇子啊？喏，便是那爱美剧《少奶奶的扇子》。（《上海画报》1927年8月）

虽然这部剧好评如潮，但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由于洪深版的剧本侧重表现社会教化的内容，金女士为了避免让女儿重蹈自己旧日覆辙，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誉，并以身说教，这种道德价值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未免显得偏于保守。不过，《少奶奶的扇子》也确实正面回答了“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并为所谓的“堕落”女性展开了辩护：冷心绝情的“堕落”女子其天然的母性未曾泯灭，能够做出无私的利他之举。而另一方面，养尊处优、衣食无忧但情感苦闷的女子也存在一念“堕落”的可能，“善恶”的界线本来就不那么泾渭分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部戏剧不愧是“爱美剧”标杆式的存在，把话剧从消闲的对象提升到了揭示社会矛盾的高度。

另外，伴随近代城市化进程中市民阶层读者群的崛起，当时新兴的期刊报纸等媒介在塑造流行文化方面占据了天然的优势。这些报刊争相谈论摩登女性的流行服饰，引介新家庭理念，引领现代消费观念，促进都市家庭建设。虽然剧中人所用为欧洲羽扇，但作为“少奶奶的扇子”，其所附加的欧西女性意识和文化情境也很快习染了中式纸扇。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少奶奶的扇子”一时间成为流行的时尚风物。比如，《大众画报》就曾以“妇人的恩物”为主题，摄制了“少奶奶爱用的扇子与小姐惯抱的热水袋”，把两种日常物件分别和不同的女性身份进行勾连。之所以把少奶奶和扇子联系在一起，固然有同名话剧的推动作用，但王尔德所描述的上流社会男女情事和近代国内资产阶级的情感生活也颇有相通之处。国内的不少期刊都介绍说，在18—19世纪的西班牙，受传统宗教原因制约无法在公开场合谈情说爱的女子，往往用羽扇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由此形成了一整套相当完善的约定俗成的扇语体系。这一套扇语虽然稍微显得有些水土不服，并没有伴随进口羽扇完整地被移植到本土语境，但羽扇所暗含的对两性关系的挑逗和女性风情仍然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有效接收。

《良友》杂志“扇子表情”组照。右手执打开的扇子置于腮边，表示害羞；双手紧握住合拢的扇子靠在左脸边，表示安慰之意；轻摇展开的扇子，则意为柔情似水

比如，著名的《良友》杂志曾刊出题为“扇子表情”摄影组照（1935年第108期），该组照片共七幅呈扇状，上有女子执一折扇摆出不同的动作，旁附文字说明这些扇语所对应和表示的情思。其中，只手合扇抵腮表示着沉思或追忆，展扇掩唇是含情顾盼，双手分别攥住折扇合拢后的两端，则隐含愤怒之意。

而早在两个世纪以前，伦敦的一家扇行即出版了题为《扇语》的英文专著，因此这传情扇语正源于对西籍人士的模仿和想象：“西籍人士对于传情一事，多深刻的研究，类如扇语、邮话、手帕传情等种种方法，率皆经验人语，分别译出，俾吾国有情男女，举一反三……右手执扇遮面：‘随我来’。左手执扇面：‘愿以身许’。以扇贴着耳：‘君之心大变矣’。”（《都会》1940年第21期）事实上，源自欧美的扇语体系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事实，而是为了配合扇子出售所进行的营销策略，试图通过在消费者心中建构起女性用扇形象来促进相关产品的销售。

《良友》杂志扇子广告内页。杂志不仅刊登了扇子生产制作过程的照片，还为扇子拍摄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使用场景，将佳人手中制作精美的折扇与青年劳动者手中的葵扇相比较，说明了该则广告意图表达的“人以扇分”的观念

国内的都市消闲娱乐杂志在推介扇子这一近代尚品的过程中，对此往往心照不宣，尤其着力凸显它对于女性姿容的装饰作用：“扇子是夏季的风物，不仅是为了扇风取凉，而且为了装饰的点缀。”《夏天的良友——扇子》（《良友》杂志1940年第156期）打出了好几组场景化的广告词，力图将折扇与小姐太太们的名媛形象相联结：“‘扇子好清风，时时在手中’，然而扇子在小姐们的手里却兼有扇风及装饰的两重作用。”配上的插图则是多位打扮入时、款款执扇的女性模特，还附有扇骨与扇面设计制作工艺的流程摄影。另外，该广告还印有身着白色背心的青年男性劳动者小照一张，其手执大幅葵扇一面，上书有“建设抗战”四个大字。这强烈而鲜明的视觉对比，无不标示着，扇子的类型成为区隔不同人群文化资本和身份的重要象征：“从扇的式款上可以分出人们的级别，少奶奶用少奶奶的扇子，工人却用他们惯用的葵扇。”借由女性与男性、有闲阶层与劳动阶层的隐含对立，折扇也实现了它在文化审美趣味重塑方面的目的。

扇子被表征为资产阶级女性的一种生活方式，并通过细节化的、反复的征引，来诱惑更多符合这一阶层条件的对象加入到其行列之中。消闲杂志《礼拜六》曾刊载吴树声的一篇将扇子拟人化的小文：“我是某大公司扇子部里的一把绣花椴扇……有时瞧见督军触动了姨太太的气，姨太太就把我向督军的额上拍的一下。”（1922年第172期）他以第一人称叙事，记载了这把扇子如何被购买，如何陪伴女主人，最后被从督军五姨太太的公馆里抛到路上。这一类把扇子拟人化的作品，其实是描写了男性视角所构想的有闲阶层的女性生活。扇子成为被凝视的欲望客体，甚至带有男权的属性，更多地体现为性别身份和性别意识的象征。另一本《紫罗兰》也刊登过一篇《扇的怨语》：

那金钱的诱惑者是一个叶公馆里的三姨太太，当时伊带了我回去，镇日价形影不离。伊有时候坐了汽车去逛游戏场，有时候去兜风，终将我一同带在身畔……不道蓦地里来了一个劲敌，原来三姨太太新买了一架电风扇。（1926年第1卷第20期）

由于姨太太、少奶奶们的折扇逐渐被电风扇所取代，此文也依稀反映出班婕妤团扇诗的女怨传统。

值得一提的是，男士西服在近代也逐渐流行起来，但西服里衬繁复，又须绾结领带，与轻摇折扇、披襟当风的传统文人意态风流颇有格格不入之处：“惟摺扇只适应于中式服装，若衣西服，便非所宜，以其不中不西、非驴非马也。”（《摺扇与西服》，《海报》1943年7月23日）所以，穿上西服以后，再挥洒折扇总显得有些违和。近代知名文人范烟桥曾撰文指出：“西方折扇多以羽毛之，且用于舞时，而男子罕有用之者。因之国人易西服，多不用摺扇，仅始稍改，然女子犹尚檀香小扇，亦觉别有韵致。若易以团圆纨扇，与替月圆姿相映，似未尝不增其绰约也。”（《鸱夷室杂碎》）相较于西服和折扇的违和感，女式旗袍倒是和檀香折扇相得益彰，或许这也是使得折扇成为近代中国女子时尚单品的次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