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忧郁的三毛到展厅的观众，肖全镜头下那些青涩或家常的人们

摄影师肖全以传神拍摄名人的瞬间而知名，比如席地而坐的作家三毛。

他最近很忙。他的三个展览同时在北京不同地点举行。“我们这一代：历史的语境与肖像”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举行，北京今日美术馆的“今日肖全肖像”展出了肖全近年的一些作品，亮马桥的官舍展出的是他前些年在各地旅游时拍下的照片，其中关于尼泊尔的照片很多，肖全称那次旅行为心灵之旅。

摄影师肖全最近很忙。

4月22日，“今日肖全肖像”展览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开幕。这次展览避开了让肖全成名的《我们那一代》系列，而是展出了肖全近些年来的一些作品，一些新面孔，这些面孔来自全国各地，有的是肖全和联合国合作的项目，有的是肖全自己的照相馆在全国不同的城市捕捉到的素人面孔，也有肖全深入西藏或者是云南腹地，记录下来的一些人的面孔。与此同时，这次展览还特别设置了让参观者参与的环节。肖全的摄影工作室，被搬到了展厅内。参观者上传自拍后，肖全每周会从提交的照片中选择7张面孔进行拍摄。

展览开幕的当天，有很多人在展厅里排队，期待一张由肖全拍摄的照片。在展览开幕式上，肖全说起自己第一次来看展览场地的感受：“我当时有点傻了，接受了邀请以后，我就坐在地上，看着这个巨大的空间，在想，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后来肖全的一位好友刘丰的一个“高维度的投影源”说法启发了肖全。“低维度是高维度的投影，我在照相馆里拍摄照片，这些照片随即被投射到展厅的墙上，在那个瞬间，三维的生物，人，变成了二维的像，所以二维是三维的投影。这就是‘觉知’。”

紧接着，4月28日，“我们这一代：历史的语境与肖像”展览也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开幕。如果说“今日肖全肖像”代表着当下的肖全，那么民生美术馆的展览则又把观众拉回过去，拉回肖全曾经的辉煌和他似乎至今仍无法超越的代表作。

民生美术馆的展览以回顾展的方式，呈现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肖全用镜头记录下来的人和事物。其中几乎囊括了八九十年代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物，这些当时镜头下或青涩或文艺或忧郁的人们，如今已经成为各界翘楚。这里面也不乏一些反映时代变迁的照片，比如肖全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一张，是1997年2月的北京，在天安门城楼前，画面偏左边的一个高大的男人双手举着一张邓小平的肖像照，旁边围观群众的目光在这张肖像照上汇聚，形成了这张照片的一个焦点。后面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的肖像和邓小平肖像遥相呼应，在视线上形成了一种回响。而画面的右边，是迷糊不清的半只手和手中的半个照相机，这意味着一种闯入者的在场，肖全拍下的历史性场面成为了一种被观看的画面，一种画中画。

“这张照片我的理解是：我们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成长在邓小平时代，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出生在五六十年代的这波人，我们所经历的那个时代，这张照片做了一个最好最完整最圆满的解释。”

与此同时，在亮马桥的官舍，还有一个关于肖全的展览，展出的是他前些年在各地旅游时拍下的照片，其中关于尼泊尔的照片很多。肖全称那次旅行为心灵之旅，他去了佛祖的诞生地蓝毗尼，并在那里双手合十，虔诚祈祷。信佛之后，肖全剪到了自己多年的长发。现在的肖全手戴一串佛珠，经常挂在嘴边的词是“觉知”、“缘分”、“虔诚”。

【问答】

你为什么偏爱黑白照片？

肖全：我的第一台照相机是在北京买的，1980年，我用爸爸给我的180块钱在北京前门买了一台机器，开始拍照片。从我拿到照相机那一刻开始，我意识到今天是不同的。我跟自己说，肖全，从那一刻开始你有了制造影像的权利。那个时候不像今天，每个人都有手机，可以拍照。我在部队的时候就订了很多杂志，了解了西方的摄影师，比如布勒松、马克·吕布他们是怎么工作的。他们当时都是用黑白胶片的。从此我对黑白胶片就有了特殊的情感。我觉得黑和白是颜色的起点，也是终点，它们有很多的表现力和张力。

你如何理解摄影的惯性以及如何抵抗惯性带来的惰性？

肖全：通过摄影，我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人，这是我和世界各地不同的人打交道的唯一通道。接下来我仍然会带着我的照相机，走很多地方。这就是我看到的马克·吕布的生命轨迹。他在1957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后来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都持续地对中国进行图片的报道。

我把这个解读为一种惯性。这个惯性的背后是他对摄影本身的理解和表达。我既然走到这样一个队伍里，成为他们的小兄弟，我就不应该偷懒，不应该躲闪，而应该站出来。比起我心目当中的摄影大师，我还差得很远。捷克的布拉格有一位很伟大的摄影师，约瑟夫·寇德卡，我希望在近期能够见到这位真正意义上传奇的摄影师。在我心中，马克·吕布就是我生命中的那颗大树，那座大山，我也要像他一样，直到走不动路了，才放下自己手里的照相机。

作为一个摄影师，如何平衡商业拍摄和自己的创作？

肖全：《我们这一代》是我的理想主义时期，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花了十几年去拍摄，它是理想主义的一个果实。紧接着我就被扔到惨痛的现实里面，因为我当时生活在深圳，我把马克·吕布送给我的毕加索画册放在一个朋友家里，这个朋友到北京谈恋爱。我的箱子就在他们家里泡了一个月的水，画册被泡坏了。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我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存放行李的地方。我花了很多时间来拍摄以前我认为不重要的商业作品，来换取一个可以寄放行李的地方。在那个过程中我仍然很迷茫。约瑟夫·寇德卡曾经说过，世界上有很多摄影师他们用自己的灵气来换取一点实惠，最后把自己掏空。我一直很警惕，因为有警惕、有觉知，我才知道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心态来完成我应该完成的工作。但是我认为商业和好作品是不矛盾的。即便是在拍摄所谓的商业图片中，我仍然得到一些好照片，仍然和一些有趣的人打交道，所以我觉得没有把二者必要对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