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察：韩国学界如何看待明清时期的中韩关系

2017年韩国东洋史学会春季研究发表会以“东亚历史中的韩中关系”为主题，于4月29日在首尔大学召开。明清史部分共有五位学者发表演讲，就近年来韩国学界对明清时期韩中关系的研究做了大致的总结。此五位学者原本承担了重新编纂明清时期韩中关系史通识书籍的研究项目，所以此次的演讲文与其说是向学界报告新的研究进展，毋宁说是对近年来韩国学界研究动向的汇总。

上午场的报告会有三篇文章。首先是高丽大学的曹永宪教授以“15世纪的韩中关系史”为题，简要叙述了“14世纪后半期到15世纪初半期东亚世界的地表变动”、“韩国与中国间的力学关系与关系设定的变动”、“明初对外政策的变化与联动的韩中关系”等三方面的问题。曹教授强调，在14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王朝交替（从元到明）与韩国的王朝交替（从高丽到朝鲜）几乎同时发生，由此，两国间的利害关系与力量均衡急速发生变动。在这种变化中，韩国方面的贡期变得非常不稳定。在这一时期，元的衰退与明的登场，不仅是在中国与韩半岛的关系上，对东亚国际关系也造成了短期的混沌与新秩序的形成。在15世纪韩中日东亚三国的关系中，以中国为中心的所谓册封的“形式”及朝贡与贸易的“内容”共存，这与1523年宁波争贡事件以后，即16世纪事实上已破产的中日间册封•朝贡关系截然不同。

考虑到这样的东亚性脉络，成立于14-15世纪并维系四个世纪以上的韩中关系，相较于说是具备朝贡关系的“典型性”，更具备“特殊性”的说法则渐渐更有说服力。这一时期明朝再构建的东亚国际秩序与之前时期的形式性的“消极的”册封•朝贡关系不同，这是一种实际力量与基于华夷秩序上的仪礼相结合的实质性的“积极”的册封•朝贡关系，亦有学者称其为“朝贡一元体制”。所谓“特殊性”，即在这样的历史脉络里，若没有朝鲜的呼应，“明秩序”事实上在东亚舞台上也无法成立。或者说，在明与朝鲜的朝贡•册封关系中存在朝鲜彻底实现作为诸侯国的目标指向性。因此，对此问题需留意将所谓明朝为中心的东亚秩序的“普遍性”与韩中关系的“特殊性”（或者说是朝鲜王朝的“创意性”）做个区分。

西江大学桂胜范教授的演讲以“16世纪初中半期韩中关系的理念性与重层性”为题。桂教授因故未到会场，由梨花女大的郑惠仲教授代为宣读演讲文。桂教授的演讲文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主题：“16世纪明与朝鲜的相互认识”、“16世纪韩中关系的政治性”、“明与朝鲜关系的经济性”、“16世纪韩中关系的思想与文化性”。桂教授指出，和15世纪不同的是，进入16世纪后，明朝和朝鲜两国的关系中相较于现实中的利害关系，更为强调儒教的义理，从理念上理解的倾向加强。另外，他指出，如果只注意当时北京政府与汉阳政府之间的政治外交关系，虽然可以将其解释为朝鲜对明单方面顺从的册封•朝贡关系，但其中一些隐藏在政治层面之外的情况，若将其至于思想、文化交流的层面看，则另有一番意趣——即桂教授所述的“重层性”。桂教授在结论部分强调，16世纪明与朝鲜的关系与之前时期相比，即使理念性的一面有了进一步的增强，但在思想文化层面，以周朝儒教文化与南宋朱子学为基准，朝鲜展现出批判并排斥一部分明朝文化（如阳明学等）的重层性面貌。如果说15世纪的韩中关系强调理念性的一面，是明清交替之后朝鲜王朝强烈的崇明排清思想的根源，那么16世纪韩中关系中强调重层性的一面，则是清秩序下的朝鲜儒教走上朱子学至上主义，乃至其变质成原教旨主义的孤立之路的“远因及原因”（按：此用语为桂教授的汉字表述）。

桂教授在论述“16世纪韩中关系的政治性”时打了一个比方：“到了十六世纪前半期，随着对明事大即是国家利益的信仰遍布首都与地方，精诚事大即与国家利益直接关联的信仰被朝鲜为政者与知识人广泛接受。这类似于现在韩国一部分保守人士无条件坚信韩美血盟即是韩国的国家利益，这样的心态在当时也很流行——哪怕改变一点点既有的韩美关系，就将此理解为国家利益的损伤，16世纪的朝鲜知识人对明的态度即与之类似。”

再次是延世大学的车惠媛教授发表了以“16世纪国际秩序变化与韩中关系”为题的演讲，并从“‘北虏南倭’及其影响”、“壬辰战争的爆发”、“讲和交涉的混乱与再侵略”等三方面论述这一主题。车教授在文中提到，进入16世纪后，明朝维持的册封•朝贡制度与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发生了巨大的动摇。从15世纪中半期开始，明朝的财政与经济进入到没有白银就无法进行循环的阶段。白银在中国内部被作为税役负担及高额支付手段进行流通。尤其是作为军费及交易资金，大量白银被投入到北方军事地带。而明朝的外交与公贸易一体化的对外政策，在面对时代的变化上有难以调适的缺陷。

在中国面对“北虏南倭”事态的同时，朝鲜与女真族相邻的北方边境地区与南部的全罗道地区亦出现了危机的征兆，如16世纪后半期发生的尼荡介之乱与乙卯倭变等。1592年，壬辰战争爆发，可以说是一场名实相副的东亚世界战争。这不仅仅是三国之间的战争，更是由16世纪前半期以来的世界变化所引发的未能预期到的产物。日本从中国的白银经济中获得巨大收益，从而得以增强实力，且以欧洲传来的火器来武装自己，但日军的最终侵略目标恰是中国大陆。而从另一方面看，日本的侵略战争也可以说是对构筑在朝贡•册封关系基础上的明朝中华秩序的挑战。

在此战争前后，中国人对朝鲜的认识与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战争是朝鲜自身的责任，甚至，朝鲜与日本内通而招致侵略的传闻持续扩散。在这样的情势中，明朝兵部主事丁应泰上疏弹劾经略杨镐，并告发了朝鲜有与日军勾结的嫌疑。对此朝鲜朝廷不得不派遣了三批使节团，展开辩诬。明朝廷虽然暂时没有追究朝鲜的嫌疑，但在江南地区，有关朝鲜的阴谋论已急剧蔓延。后来在明朝与女真（后金）的对峙情势下，明朝内阁大学士徐光启亦认为朝鲜有与女真勾结的嫌疑，因而提出了由明朝派兵监护朝鲜的，即所谓的“朝鲜监护论”。对朝鲜的这一系列的消极认识在东林党一脉的江南人士中，通过书籍与刊行物得以继续传播。到了清末，面对日本与西欧的威胁，清朝社会亦产生了监护朝鲜的主张。值得关注的是，这一主张正来自于壬辰战争期间的历史记忆。

下午的会议则首先由庆北大学的洪性鸠教授报告，其演讲的题目为“17世纪后半期的韩中关系与东亚：1644-1700”。洪教授的演讲文主要涵盖“清朝治下的汉人”及“明清交替与日本•琉球•越南”两个方面的内容。洪教授指出，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前半发生的东亚国际秩序的大变动最终以清朝的入关为归结。而在明清交替的过程中，朝鲜经历了明朝周边任何国家都未曾经历过的两次胡乱（即所谓的“丁卯胡乱”与“丙子胡乱”）。这是因为从明秩序开始的14世纪，朝鲜一直是其最忠实的贯彻者。因此，朝鲜一直将屈服于清武力之下视为耻辱，在希望报仇雪耻的同时，朝鲜还梦想着北伐，以期恢复明秩序，以报答壬辰倭乱时明朝给予的“再造之恩”。这与清朝治下的汉人的经历在本质上并无多少差别。但是经历过17世纪后半期，朝鲜渐渐觉悟到对清报仇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对明义理渐渐升华为朝鲜的中华意识，并不断强化为自我意识。

回顾这一时期明朝周边其他国家的历史经历，琉球于1609年进入“两属体制”，周旋于明清交替的漩涡中，在南明政权与清朝之间不得不小心谨慎揣摩着两方的眼色。这可以让人联想到光海君与仁祖时期夹在明与后金（清）之间的朝鲜的情况。越南地处南方边陲，黎王朝利用明清交替的背景，即使其自身还处于分裂状况，但仍然可以将自身利益最大化。至于日本，它处于明秩序影响力所及的外围边缘，利用这样的地理情况，日本在面对清朝入关的不确定结果时，可以拥有相对比较大的余地，采取观望态度，并赢得整理自身立场的时间。

最后，梨花女大的郑惠仲教授发表了题为“18世纪韩中关系史”的演讲。郑教授从“18世纪初的中国与朝鲜”、“使行交流”、“社会经济交流”等三个方面论述此主题。在讲述“18世纪初的中国与朝鲜”时，郑教授提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发生在朝鲜的大饥荒使得朝鲜不得不向清朝请求粮食援助，康熙帝应允援助5万石粮食，其中1万石是无偿援助。然而，因仪礼与运输费用等问题，朝鲜方面又与清朝的商人们产生严重摩擦，朝鲜以为，清朝的援助仅仅是买卖而已。同时为了购入粮食，朝鲜需支付大量白银，国库的白银将被荡尽的忧虑继而扩散开来。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又想起了明朝的“再造之恩”。1704年，产生于壬辰倭乱时期因明朝向朝鲜派兵的“对明义理论”又被强调起来，而这一年恰好是明朝灭亡60周年，朝鲜肃宗还就为明朝万历皇帝建庙祭祀的问题与大臣们进行讨论。虽然在目的上，肃宗有强化自身正统性等象征性的意图，但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这一事件最终的决定是建坛祭祀，并命名为“大报坛”以表感谢大恩之意，而后，1726年朝鲜一并祭祀明太祖洪武帝与毅宗崇祯帝。

在“使行交流”问题上，郑教授主要从“清国的朝鲜敕使”与“朝鲜人的清国使行”两个方面进行对照论述。郑教授提到，进入18世纪后，对于设大报坛，主张朝鲜中心的中华主义等一系列提高朝鲜文化地位的举动，朝鲜是有所担心的，他们害怕这一切被清人发觉，但清使对朝鲜的这些举动并未提出官方形式的质问。到18世纪中半期，即乾隆年间，朝鲜人在北京与中国学者的私下接触和学问上的交流愈加频繁，使行们在北京的生活成了学习中国先进文化与开展贸易的极好机会。郑教授进一步指出，仅从朝贡与回赐而展开的官方物品交换来看，这是朝鲜方面的巨大损失。但在朝鲜使行在官方任务之外，还通过非官方的，即作为实质任务的交易来追逐利益。在使行居处的举行的“会同馆开市”可以分为购买朝鲜王室或政府各机关必需品的公贸易及使行与随从个人开展的私贸易。在此之外，还存在作为秘密贸易的会同馆后市﹑栅门后市及团练使后市等。而在文化交流方面，郑教授则重点讨论了朝鲜燕行使们对西学的关心以及购书问题。

（注：为尽可能原样传达韩国学者的原意，文中的历史用语及专有名词均直译韩国学者的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