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唐代五诗人》：古人寻求自洽的一种生活方式

王维为何会从研习半生的儒学转变到佛学，在入世与出世之间，他如何应对内心的困厄，写下属于自己的诗篇？从卑贱布衣到朝野重臣，韩愈如何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弱小变得强大，发出自己的声音？白居易的人生是否真如他所说的“知足保和”那样淡然超群，在险恶的世道里诗人又该如何作为？豪门子弟杜牧少年早慧，为何他的诗歌不像他所崇拜的杜甫那样沉郁顿挫，而是充满意气与率真？多情缠绵的李商隐写下大量关于爱情的诗句，但他的人生是否真如他诗歌那样唯美深情？诗歌既应和了五位诗人的生命际遇，又呈现了他们的价值取向。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张炜的文化随笔集《唐代五诗人》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张炜择取唐代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隐五位诗人，分成了五个单元，于历史、人性、哲学、诗学、美学、文学史和写作学的角度，判析五位诗人。

张炜

在张炜看来，人性决定诗性。诗人的道德感、价值观、身份和立场，构成了他们的创作基础。诗歌，是古人艺术追求的载体，亦是寻求自洽的一种生活方式，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隐五位诗人不同的诗歌风格，则反映了他们不同的人生追求与精神品格。诗人所写下的诗歌，风格的转变，则是一个不断说服自己，安顿自身的故事。五位诗人诗歌中的畅怀、失意，则是他们现实生活中从进取到挫折，从怀疑到确信的反映。张炜认为：“写作者除了留下时间和历史的记录，留下生命的刻痕，必然公开了自己，其间有多种多样的可诠释性。”

张炜以不同的主题来写不同的诗人，在《王维二十五讲》中，他着眼于大文学史观，提出了“大尺度”和“小尺度”的命题，认为王维在官场中的机会，与其艺术上的机会，说到底是一体的。淡漠，取消自己，平静无为，反而有了另一种进取的可能。“禅”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过程，是追求自我、自由的全部努力，包括最后抵达的一个总和。如果仅仅将“禅”看成一种逃避、安静、平淡，是片面而简单的。我们由此可以追问诗人，只择取了整个过程的前半段，只停留于某种形式之中，而没有继续向前，最后并没有抵达那种大自由，反而把它变成了另一种束缚；正是这种束缚，让他完全舍弃了反抗和追究的欲望，走向一种稍稍廉价的消极。

而写到韩愈时，那种关于王维的平和淡漠一转成为磅礴恣肆，《韩愈二十三讲》中，张炜写：“许多时候韩愈的确像个逞强好胜难以成熟的人，从青年到晚年，仿佛一直如此。他的痛与喊，因单纯而动人，因清新直爽而更具审美价值。他的率性使他变成一个生命的风火轮，一路燃烧疾驰而去，留下了一道道烧灼的痕迹”；张炜认为，人性决定诗性，韩愈的急切、痛快和好辩，使他在对待一切事物，无论是情与景，人与事，都一概全力以赴，兴致勃发。他在阐述事物的过程中一直“加速度”，有一种决战的姿态。

写杜牧时，张炜以杜牧作为宰相之孙的身份进入，认为他诗章之外的那些纵论天下大势、社稷民生的文字，有一种“自家人说话的急切和直接”，认为，关于杜牧的种种都让我们联想到他的出身，想到血脉的力量，他的自我认同和归属感是明显的，自青年时代就处于一种“无位而谋”的状态。而对于一贯被认为晦涩的李商隐，张炜则抓住他“感伤”的性格特点：“这里唯有‘伤感’二字或可商榷，它距离诗人似乎有些遥远，是一种非常外在的，甚至是边缘的淡淡色泽，核心部分实在是沉郁、悲痛和绝望……这些辞章由于别具一格的果断、痛哀、敏捷和锐利，从而免除了同类诗章的感伤与呻吟。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呻吟之声，在李商隐这里殊为少见。”

《唐代五诗人》

《唐代五诗人》内页

附《唐代五诗人》选摘：

艺术家大致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需要好好安顿自己，另一种则走南闯北。

谈王维不可不说“辋川”，“辋川别业”几乎与诗人齐名。这个地方不仅产生了王维与挚友裴迪唱和的诗集《辋川集》，而且对诗人一生及其诗歌创作都具有重要意义。“辋川”之于王维，首先是作为一个物质实体存在的，其次是精神与艺术的滋生地和投影地，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它既是诗人内在精神与理想的外化，同时又进一步支持和强化了诗人的精神。似乎可以断言，没有“辋川”，王维便会失去良好的物质条件，也就没有这段亦官亦隐的生活，也无从形成一个作为客观描述对象的基础，失去孕育诗人独特诗风的某种环境。

“辋川别业”原为初唐诗人宋之问所有，后由子孙继承，为王维购得。当时王维也正任京官，虽有一定政务，但日子还算闲散。辋川距长安不足百里，在此居住也算适宜。但以我们今天的判断，诗人毕竟位居朝堂，总有一些不可推托的事务要处理，按当时的交通条件来看，辋川离京城好像还是稍远了一点。

王维在辋川前后居住了十六年，而其一生不过是六十三年（一说六十一年），可见辋川占据了他人生最为成熟的时段，不可谓不重。“辋川时段”之前，诗人历经了两次仕途挫折：一次是从政之初，由京官大乐丞任上外贬济州，这是初踏仕途的第一次困厄，对王维产生了重要影响，令其终生难以忘怀；第二次受挫是因为宰相张九龄罢相，此后便在官场上失去了一个强大的依傍。辋川之前王维有过三次归隐，分别为淇上、嵩山和终南山，都属于权宜之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次小隐”都可以视为后来“辋川大隐”的练习和试验。所以“辋川别业”的购置与经营，是一次大隐的决意，一次成熟的人生选择与规划。

诗人准备在此好好安顿自己。好像过去的一切经历，都在为走向辋川做着准备，而后来的道路也要由此出发。他因为辋川而赋诗，缘此所成就的诗章数量居首；辋川也是他集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也许我们能够断言，没有辋川便没有王维的独特诗风，没有其世界观的形成、巩固和发展，所以辋川也就成为他人生和艺术的核心地带，是生命的一个节点。实际上，他为“辋川别业”付出的时间最多，经营的时间最长也最有效果。

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人物，他们常常拥有个人的生活基地，可是要从中找出一个比“辋川别业”更大的徘徊流连之所，却不太容易。“辋谷水在县南八里，谷口乃骊山、蓝田山相接处。山狭险隘，凿石为途，约三里许。商岭水自蓝桥伏流至此，有千圣洞、细水洞、锡水洞诸水会焉，如车辋环辏，自南而北圜转二十里。过此则豁然开朗，林野相望。其水又西北注于灞水，亦谓之辋川。”（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今天看它的面积大约有七十平方千米，峰峦叠秀，流水潺潺，山壑林泉随处可见。王维在《辋川集并序》中描绘：“余别业在辋川山谷，其游止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鹿柴、木兰柴、茱萸沜、宫槐陌、临湖亭、南垞、欹湖、柳浪、栾家濑、金屑泉、白石滩、北垞、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等”。诗人笔下历数了二十处景点，可视为他亲手创制的一部立体长卷。

展开王维所有的文字，我们发现他一生并无长篇巨制，辋川则可以作为替代物，是他人生观和艺术观的一次更为确凿的落实。“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山居秋暝》）这首描写辋川秋色的诗章，即确立和代表了诗人淡远空灵的诗风。由此可见，正是辋川决定了其艺术之“轻”；没有辋川，主干部分缺失，就难以形成诗人完整的诗艺版图，所以又足见其“重”。

艺术家大致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需要好好安顿自己，另一种则走南闯北，一生流离。李白属于后者，他在大地上四处游走，辗转不休，好像一生都没有停下来。杜甫似乎介于二者之间，年轻时“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后来有过成都草堂，还经营过果园：“杂蕊红相对，他时锦不如。具舟将出峡，巡圃念携锄。”（《将别巫峡赠南卿兄瀼西果园四十亩》）总体看来，大多数艺术家还是喜欢有一个安居之地，经营一片土地和田园，但大多苦于没有这样的条件。不仅是艺术家，所有人皆是如此：渴望安居。

一个人能够安居，肉体即有立足点，精神也才能有发力点，创造就大可期待。比如托尔斯泰的雅斯纳亚大庄园、福克纳的罗望山庄等，类似者很多。法国革命失败后，雨果流亡国外时还在英属格恩济岛上修建了一座四层的“高城别墅”，并加盖一座瞭望楼作为工作间，成为全岛的制高点，天气晴朗时可以远眺法兰西海岸。瞭望楼内装饰着一幅他亲手描绘的花瓣奇异的图画，穹庐与四壁皆用玻璃制作。雨果在这间阳光灿烂、海天一色的顶楼上写出了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文艺批评专著《论莎士比亚》等。英国的狄更斯被视为一个游走之人，但他也经营了不止一处基地，晚年定居于著名的“盖茨山庄”。

美国的马克·吐温周游世界，到处演讲，可仍然经营了舒适的“哈特福德别墅”。就是在这所房子里，他安度日月，留下了数量众多的脍炙人口的作品。当过报童、码头小工、水手、工人、淘金者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曾耗尽所有积蓄建造豪华别墅“狼窝”，希望能够在此度过自己的后半生，可惜毁于一场大火。

海明威是个终生不宁的人物，非洲打猎、西班牙斗牛，游走于世界各地，还经历过两次飞机失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冒着枪林弹雨担任红十字会救护车司机，二战期间以战地记者身份深入西班牙内战前线，还访问过中国重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明威不仅将自己的游艇改为巡艇，在加勒比海侦察德国潜艇，还参加了盟军解放巴黎的战斗。海明威的一生似乎是一部闯荡游走的传奇，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也先后建立了几个创作基地：美国的基韦斯特、古巴的“眺望山庄”。西方那些油画家们也大多如此，像毕加索晚年在法国南部海边戛纳建有一座巨大堡垒，绰号“牛头怪的巢穴”。在法国塞纳河谷的一个山坡上，有印象派大师莫奈后半生的安居地：巧妙地将附近河水引入，形成池塘，隔为水园和花园两部分。莫奈在此完成了著名的《睡莲》和《日本桥》系列。

类似于王维的“辋川”，是许多作家艺术家的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实现与否，实在是太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