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劳动、人世间

原创 秦朔 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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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朔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最近一两年，好几次想写关于生死的文章，因为一些熟悉的名字或朋友圈里的朋友，突然不在了。

我在广州时见过的媒体前辈左方先生，去年11月走了。他主持《南方周末》时，把广东媒体界老领导黄文俞八十年代说过的一句话作为办报原则，“有可以不说的真话，但是绝不说假话”。

1989年我在《中国青年报》实习时只能仰望的徐祝庆先生，今年初走了。他是复旦中文系毕业的，1967年毕业后到《人民日报》，1974年调入《中国青年报》。1978年11月23日，他执笔的《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一文发表，替上千万知识青年说出了真心话——要回城、要参加高考、要学习。文章指出，“充分肯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热情和贡献，并不等于可以掩盖上山下乡的真实情况”“缩小三大差别的根本途径，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天同律师事务所创始人蒋勇律师，著名广告人叶茂中先生，中国电影发行的拓荒者之一赵军先生，我们大致是同辈，不久前几个月里都走了。

蒋勇走的时候50岁，他曾说“人生就像拉弹簧，要用尽力气去探索极限”。他大学毕业分配到最高人民法院，他回忆，“我白天承担了所有打水、扫地、整理材料等‘苦力活儿’。下班后，我会留在办公室看书、写作、撰写案例甚至编纂专业书籍。我每天要求自己写一万字，常常从下班之后就沉浸在‘笔耕不辍’中。”他2000年离职，两年后创办天同，2016年推出国内首个法律人工智能机器人“法小淘”。

曾有报道说蒋勇有8部手机、8个微信账号，每个号都加满了人，他开玩笑是“全中国认识律师最多的人和被最多律师认识的律师”。2021年初他住进了ICU，但出来后就和过去一样拼。

叶茂中走的时候54岁。他也拼了一辈子，最著名的广告语之一是“男人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他说，这个广告客户的市场在三四线，他去调研，发现不少目标消费者都下岗了，对生活不再充满激情，没有信心，他们需要激励。于是他写下了：“生活就像一场战斗，谁都可能暂时失去勇气。要改变命运，先改变自己，男人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

赵军走的时候63岁。他儿子在他朋友圈里发文，“十八年后，我还是一名电影人，各位好友再见”。我和赵军在广州相识，他在电影行业几十年，出过书，写过很多影评，是电影发行放映体制改革的开路先锋。多年前他因心脏问题做过两次手术，装的是人工金属瓣膜，身边人称他是“钢铁侠”。他的儿子说，“手术之后，他会定期体检，注意饮食，按时吃药，唯一戒不掉的可能就是为工作熬夜。他是一个‘把工作当娱乐’的人。”

两年前赵军开了视频号，开号第一期引用了导演北野武的一句话：虽然辛苦，但我还是愿意选择那种滚烫的人生。

就在最近，媒体人曹景行先生又走了，享年75岁。“不说假话，不说自己不相信的话”是他的原则。作家陈丹燕说，“他这一生一点都没有浪费”。他胃癌做手术后，陈丹燕劝他多休息，他说“我更想工作”。他每天在朋友圈里分享三四百条新闻，就像一个通讯社。

我眼中的蒋勇、叶茂中、赵军、曹景行们，以及更多“工作狂”，都毕生劳碌，无止无休。他们为何停不下来？

蒋勇说“但愿人无讼，何妨我独闲”，这是不可能的，总有工作可做，除非自己按下暂停键。

是为名利所驱使吗？肯定不是。

按需要层次理论，是已经进入自我实现阶段，所以劳而不累，劳而不苦？也不全是。毕竟很多工作属于重复劳动，很难说是在享受发挥潜能的快乐。

想到马克思关于劳动和对象化的理论，好像想通了一些。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创造了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其次，人的社会性也是通过劳动而产生、实现并得到证明的。

劳动过程不仅使劳动对象发生变化，而且使劳动者的目的和力量体现、凝结在劳动对象上。“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

马克思通过“对象化”来证明人的存在，这和一些宗教通过“意识觉悟”找到存在感的方向是不同的。

但并非所有劳动都是合意的。“对象化”也有不同类型。

一是充满能动性的对象化。在对象化过程中，凝结着劳动主体的智慧和才能，体现其意志和追求。这是对劳动者的自我确证和自我肯定。

二是缺乏能动性、被迫的、被强制的对象化。“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此时，劳动只是一种谋生手段，已经和人本身分裂开来。这就是异化。

马克思说：“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

那么，人类理想的自由王国在哪里？马克思说“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

是不是在未来的元宇宙，大部分人都能告别劳动，仅仅依靠意觉、体验就能实现自我？元宇宙是下一篇“大视野”的主题，这里打住。

依据马克思的理论，我那些走了的朋友，都是充满能动性的劳动者。虽然为解决物质需求他们无须劳作，但人生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不劳作。他们选择劳动作为主要生活方式，乐此不疲，是因为劳动对他们并不是异己的、异化的力量，而是和他们的能动性融为一体，和为更多人服务联系在一起。

他们放不下，闲不下，是因为除了劳动这种存在方式，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存在方式。对他们，劳动即生活，即生命，即自我。

曹景行每天在朋友圈转发几百条新闻，这就是生命的“对象化”，没了这些，生命可能感到虚空。

对整个社会来说，至少到今天，劳动责任和工作伦理仍是重要的价值观，很多人事实上无法想象没有劳动的生活。前天有位企业家让我帮他看看PPT，他要给有关部门汇报，PPT第一页介绍公司，最下面是稻盛和夫的一句话——“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认真、拼命地工作；除了拼命工作之外，世界上不存在更高明的生存法则”。

稻盛和夫在《干法》中还说过，“兴趣和娱乐不可或缺，但在我看来，要想获得真正的喜悦，唯有工作”。

事实上人类的发展也是拜更多的劳动，以及和技术相结合的更强大的劳动所赐。日本和美国学者曾提出，英国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是一场“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是1650-1850年间英国家庭劳动资源的再分配过程。为了获取更多的新式消费，家庭中劳动投入日益增多（即勤勉），包括男子劳动时间加长和妇女儿童参加劳动，从而引起经济增长。没有勤勉，人类的福祉还在古老的路上蜗行。

我遗憾没有在朋友们生前劝他们劳逸结合，因为肉身的负重总是有一定限度的。过了其实会牺牲有更长时间劳动的可能性。50岁好像就是个坎。但我又想，哪个朋友的家人不提醒他们呢？但他们真能改变吗？

接下来讲缺乏能动性、被迫的、被强制的对象化。

好逸恶劳也是人的本性，所以提到劳动，不少人会当成是被迫的，不得不的活动，似乎劳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有一天不劳动。

最近有件事启发我，即使是被迫的劳动，在“对象化”过程中也可能创造出超出预想的价值。这就是上海一位阿婆炸油墩子替儿子还债的故事。

阿婆叫胡兆翠，生于1939年，今年2月8日病世，享年83岁。她去世的消息上了“同城热搜”。

阿婆的故事大致如下：

她生于江苏建湖，十几岁到上海，在机关食堂做了30年饭，后来到居委会也干过，生有两儿一女。到了退休养老的年纪，本可以和老伴过个太平日子，不料下岗多年的小儿子被人撺掇，到外地开工厂做生意，阿婆把自己的房子卖了，又借了90多万元，支持他。没想到生意破产，小儿子身体也垮了，失去了劳动能力。债主找她催债，说得很难听，甚至把水泼到她床上。她哭过，绝望过，甚至想过跳黄浦江。但最终挺住了。“我是解脱了，可欠人家的钱怎么办呢？谁家的钱不是辛辛苦苦挣来的！”“为孩子还债是没有办法的，我是娘啊。”

过去十年多，阿婆就靠卖油墩子还债。最早是在蒙自路的小巷里，老两口租了间9平米大小的旧门卫室住在里面，门口搭了个小台子做油墩子，最初2个5块钱。经营场所不合法，办不下营业执照和食品许可证，也有安全隐患。2017年，阿婆的情况被媒体报道后，相关部门帮她在局门路406号“五里桥饭店”找了一处新的、合法的经营场所。饭店经营者在餐厅厨房前给她隔出近5平方米的面积，“阿婆油墩子”不用再露天摆摊了。

阿婆的油墩子做得很好吃。她说：“面粉里的调料掌握好，油温要看准，油过热会炸得太老，油太嫩油墩子会散掉，油也不能天天用，老油会把油墩子炸黑。”她有很多熟客，有些人是知道“子债母还”的故事后特意来的。有人塞钱给她，她谢绝说：“阿婆还没瘫，有一天阿婆瘫了，什么都干不了了，那时候再说！”她的银行卡抵押给债主，每存500元还一次。在2020年5月的一次采访里，她说债务还剩下十几万，再有个年把就能还清了。她去世后，老伴说，她2021年因病关摊前，债基本还完了。

阿婆70多岁开始做油墩子，每天下午做4个小时，这肯定是被迫的，“计划外的”。她曾说，“没办法，年纪大了做保姆也没人要，找不到工作只好出来做油墩子，欠的钱总要还上”。

但在做油墩子的过程中，她也找到了一种寄托，一种以劳动为底色、以产品交换为形式的生活。油墩子就是作品，做油墩子的过程，就是“对象化”的过程。不做油墩子还不了债，但做油墩子的意义已经不只是还债，她有很多客人，天天会和他们交流，“阿婆油墩子”成了大众点评上的网红，很多人开车来买，甚至一次买几十个。现在她走了，她的故事还在传说，超越了生理生命。

这就是劳动的奇妙处。只要开始劳动，在“对象化”过程中，慢慢就会找到衍生的、不止是为生存的一些价值。

有些艰苦劳动可能就是为了生存，但这一代为了生存的努力，会成为下一代发展的起点。我看中国冬奥健儿的故事，好几位家里都很贫穷。像范可新，小时候一家3口挤在只有7平米的铁皮房子里，父亲靠修鞋不够养家，母亲只能每天带她出去捡废品。有人问，你不怕同学笑话你吗？范可新回答，怕什么，靠自己的双手赚钱不丢人，我的学习用品都是靠自己捡废品捡来的呢。

命运或是无奈，劳动或是卑微，却比那些“能而不动”的状态，更加折射出人的能动性。

从另一个方面，阿婆的故事对社会很有启示，就是一定要用极大的包容和热情，为那些靠劳动实现目标的人创造条件。不是发点补贴补助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帮他们创设一种小环境，靠劳动走出生天。一个小摊的烟火，可能就是照亮一个家庭的火焰。

既然一些被迫的劳动对生命也有价值，那么，我们身边，就没有马克思所说的“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的“劳动”了吗？

有。也许还不少，即劳动者在劳动中感到的并不是尊严、成长和充实，“许多人只在不工作的时候才感到自己是人”。

马克思说，一个工人在一昼夜中有12个小时在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搬运重物等等，他能不能认为这12小时的织布、纺纱、钻孔……是他的生活的表现，是他的生活呢？恰恰相反，对于他来说，在这种活动停止以后，当他坐在饭桌旁，站在酒店柜台前，睡在床上的时候，生活才算开始。

人们向往美好生活，人们需要体面劳动。联合国到2030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就是“实现充分和生产性就业，保障人人拥有体面工作”，所谓体面工作，就是“得体、有意义的就业机会”。

当然，工作机会和劳动状态的演变和一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关。这是需要时间的，可以要求，但无法苛求。不体面可归到异化中，而在自由王国来临前，异化是普遍存在的，只是程度轻重而已。在我看来，眼下最迫切解决的，是那种不把人当人、把人弄成“锁链人”的问题。这是一种最坏的“对象化”，是“奴化”，劳动主体没有人权，没有成长，没有平等，没有发展，就是工具，所有“劳动”和“工作”就是给别人当工具，到最后自己可能都丧失了尊严意识而不自觉。

最近的“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之所以民愤滔滔，是因为触到了人之为人的底线，让每个有良知的人都感到羞辱。“铁链女”铁链捆缚，牙齿打落，关进黑屋，失去自由。其悲催命运的背后，其实是“重男轻女——男多女少——买卖婚姻——女性摧残”的链条，这样的链条一直都存在，有些地方甚至已经见怪不怪了。

“铁链女”的锁链是有形的，见惯不怪和遮蔽真相的习惯，则是无形的锁链。在这里，“铁链女”只有在恐惧下当工具的义务，而没有不做什么的自由。对我们这样一个共和国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的国度来说，教训实在沉痛。

我们已经宣布实现了全面小康，但全面尊严、人人尊严呢？尊严的前提是平等和自由。社会心理学家道格拉斯·麦格雷戈说，“人们并不是可以被支配的愚蠢设备，他们是需要被培养的美丽而宝贵的灵魂”。马克思则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文章写到这里，可以小结一下：

劳动创造了人，我们尊重、鼓励和追求有能动性的劳动，从而让人的本质力量得到进化、升华；

我们希望通过更多的系统化努力，让劳动中的异化程度不断降低，让劳动越来越体面；

而我们的底线则是，对把人当工具、让人退化和牲畜化的存在方式，绝不容忍！

一个地方要面子，一个国家要尊严。虚构的面子，总会被证明是幻觉。如果没有人的基本尊严，小康也是不全面的。

让人活得像人一样。这是人世间最起码的道理。我们需要从这个角度反思，并且再出发。

「 图片 | 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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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生死、劳动、人世间 || 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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