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陵县委常委撰文揭示基层新问题：村干部事多、会多、迎检多

“近来，全国多地发生多起事件，教训深刻，发人警醒。当下，基层社会与基层工作的生态发生新变化，出现新问题，面临新挑战，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亟待提升。”

2022年2月14日，湖南《株洲日报》B2版刊发了由茶陵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罗峰撰写的《务必正视基层的新情况新问题》一文。他在文章中谈到了基层社会与基层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新问题。

比如，罗峰指出，“基层干部队伍经历几次代际更迭后，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与老一辈党员干部有了很大的不同。一些基层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常常耗在办公室里做资料、台账和表格，少有时间到一线直接接触群众，缺少老一辈干部工作做到田间地头的踏实作风，与群众打交道的意识、能力和作风亟待提高。”

此外，“基层的基本公共服务需要‘包罗万象’的有效供给。如果公共事务缺乏群众参与，群众仅仅是喂养式服务的客体，就必然会等靠要，‘坐在屋里打麻将，躺在门口晒太阳，等着政府送小康’。久而久之，基层就容易造成被动等待、反向依赖的‘巨婴化’，染上基层治理的‘政府依赖症’。”

在罗峰看来，在严格的考核制下，村干部基本上按照基层党委政府的指挥棒在开展工作，不断地接待上级检查督查考核，面临着自由裁量权的压缩和问责风险的压力。

他举例称：“村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一级行政组织，承担了很多本应该由上级行政组织负责的工作。村干部‘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成了事多、会多、迎检多的‘村三多’。”

他还写道：“基层在实践中出现问题，就会印发通知，让基层都打上规范与督查的补丁。制度套制度，叠床架屋，左支右绌。基层干部就要耗费大量时间留痕迎检，分身乏术，挤压了与群众打交道、谋发展的时间和精力。”

罗峰在文末建议称：“要在党的领导下，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激活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依靠人民群众自我治理，基层治理扁平化；结合基层工作实际，深入开展“干部能力提升年”活动，尤其注重提升年轻干部的基层工作能力；完善对基层工作的考核激励办法，减少各种各样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真正为基层减负赋能，基层治理高效顺畅、生机勃勃，基层社会祥和安宁、长治久安。”

据茶陵县政府官网介绍，茶陵总面积2500平方公里，辖18个乡镇（街道、办事处），242个村（社区），总人口65万。茶陵对外“名片”主要可概括为四句话：红色摇篮、学士故里、中国唯一以“茶”命名的行政县、湘赣边中心县。

官方简历显示，罗峰1996于河南大学外语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2003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2011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在攻读博士期间，罗峰曾获教育部“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项目公派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留学、访问学者。2011年1月博士毕业后，罗峰进入北京富达尔城市发展咨询有限公司，担任研究员。

2011年8月，罗峰赴湖南株洲工作，先后任职于株洲市互联网宣传与管理办公室、株洲日报社。2020年7月，罗峰履新茶陵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一年后任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

附：务必正视基层的新情况新问题（来源：株洲日报）

茶陵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 罗峰

近来，全国多地发生多起事件，教训深刻，发人警醒。当下，基层社会与基层工作的生态发生新变化，出现新问题，面临新挑战，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亟待提升。

一段时间以来，传统农业生产组织瓦解，很多村庄的集体组织濒于涣散，集体组织的劳动形式不复存在。如今群众基础发生了多方面变化，代际更迭使得群众对党的认同已经从过去的感情认同，转变为法理认同和利益认同；市场经济导致社会利益多元多样多变，利益诉求呈现碎片化。群众的集体意识也随之淡化了，不少群众认为所有的事务都会有政府来做，都该由政府去做，于是出现“干部忙了一身汗，群众还是不点赞”的现象。

基层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基础性力量，是联系群众的纽带。基层干部队伍经历几次代际更迭后，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与老一辈党员干部有了很大的不同。一些基层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常常耗在办公室里做资料、台账和表格，少有时间到一线直接接触群众，缺少老一辈干部工作做到田间地头的踏实作风，与群众打交道的意识、能力和作风亟待提高。

基层治理本质上是面对面的群众工作。市场化情境下基层治理面临的问题更加多元，群众的需要更加多样，且难以标准化；“小问题”“微需求”琐碎，且无规律性。大包大揽，一把“钥匙”难开所有的“锁”，因此基层的基本公共服务需要“包罗万象”的有效供给。如果公共事务缺乏群众参与，群众仅仅是喂养式服务的客体，就必然会等靠要，“坐在屋里打麻将，躺在门口晒太阳，等着政府送小康”。久而久之，基层就容易造成被动等待、反向依赖的“巨婴化”，染上基层治理的“政府依赖症”。而且，以互联网、通信技术为依托的技术治理方式向基层社会引入，基层治理越来越规范，又促使基层治理趋向科层官僚化、责任无限化。现代技术治理体制并不必然带来基层治理能力的提高和基层治理现代化。

乡镇一级在不断膨胀，甚至村一级行政化趋势日益显现。“上边千把锤，下边一根钉”，基层权力小，责任大，事情多。村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一级行政组织，承担了很多本应该由上级行政组织负责的工作。村干部“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成了事多、会多、迎检多的“村三多”。在严格的考核制下，村干部基本上按照基层党委政府的指挥棒在开展工作，不断地接待上级检查督查考核，面临着自由裁量权的压缩和问责风险的压力。

近些年村庄治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标准化程度不断提高，办事留痕已经渗透到了村级治理全过程。基层管理的规范与程序越多，“钦差”下乡督查也就越多，基层事务层层分解、层层督察。“干部干，群众看，钦差大臣当裁判”。基层在实践中出现问题，就会印发通知，让基层都打上规范与督查的补丁。制度套制度，叠床架屋，左支右绌。基层干部就要耗费大量时间留痕迎检，分身乏术，挤压了与群众打交道、谋发展的时间和精力。

总之，基层群众工作呈现出一些“悖论”，交通通讯更便捷了，但干群之间的心理及服务群众的距离远了；乡村合并使人口更密集了，但引导群众的本领小了；社会更多元了，但凝聚群众的能力弱了；程序台账越来越规范了，但动员群众的效果差了。

1927年，青年毛泽东花32天时间，走访湘潭、醴陵等5个县实地调研，获取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最终形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农民运动实践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以居安思危的强烈忧患意识告诫全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进入新时代，乡村依然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是中国社会的缓冲垫。

守正创新做好新时期的基层工作，就要在党的领导下，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激活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依靠人民群众自我治理，基层治理扁平化；结合基层工作实际，深入开展“干部能力提升年”活动，尤其注重提升年轻干部的基层工作能力；完善对基层工作的考核激励办法，减少各种各样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真正为基层减负赋能，基层治理高效顺畅、生机勃勃，基层社会祥和安宁、长治久安。如何具体细化落实，这是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