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龙江︱刘雨楼和他的日记（上）

编者按：本文为《刘雨楼和他的日记》上篇。

自存中有一本旧日记，为早年遛书摊时偶见，粗略过目，感觉所记颇有内容，单是日记主人的一笔字，就很令我心仪，显然出自文化人手笔。况且摊主索值低廉，未议价便买了下来。

这是一本商务印书馆定制的“民国二十七年国民日记”。日记的主人叫刘雨楼，一个陌生的名字。翻阅中，我粗略了解了日记作者在这一年（1938年）当中大致的行迹：作者供职于国立北平研究院，负责庶务，这年他已身在上海。我想，他应是在卢沟桥事变前后离平抵沪的（另据资料记载，该院镭学研究所已先在1936年下半年迁往沪上，与药学研究所同在上海福开森路395号办公）。

从日记内容看，此时作者的家人尚留居北平，他只身在沪，与部分同事处理院内总务琐事。当年4月，受副院长李书华指示，开始准备并实施赴滇行程：由上海码头乘法国邮船，两天后到香港与李书华副院长汇合，短暂休整后，乘法轮抵越南海防，又经嘉林到老街（越南西北部边境城市，隔南溪河与中国云南省河口市相望）乘车过河，经开远到达昆明。从上海到昆明，一共用去两周时间。当年4月25日，昆明黄公东街十号被选为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随后物理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生理学研究所、动物学研究所、史学研究所等也陆续迁滇。

这部日记记录了作者从上海到昆明日常生活及工作琐屑，诸如接待友人、出入银行、监理工程、流连书店、外出购物，等等，也包括人事交往以及个人感受。另外，还有诗词若干，多为有感而发之作。

日记中涉及人物，除去作者家人，也包括研究院、各研究所相关人员，以及负责行政总务的同事，另外还有一些，则是作者各时期的朋友。特别是其中的部分研究人员，后来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学者，有些人在当年就已是本学科的佼佼者，比如物理学所的严济慈（物理镭学所所长，昆明时期兼代研究院总办事处主任）、陆学善（陆禹言）、钱临照、顾功叙、王承宗、张鸿吉等，化学研究所的刘为涛（所长）、周发岐、张汉良、白金传（白剑秋）、李秉瑶等，药物所的赵承嘏（赵石民，所长）、梅斌夫等，生物学所的经利彬（经燧初，所长）、李登榜（李时敏）、刘玉素等，动物学所的陆鼎恒（陆惟一，所长）、张玺（张尔玉，动物所研究员，兼任云南水产实验所所长）、张修吉（张瑞云）、周启曜（周霁光），植物学所的刘慎谔（刘士林，所长），史学所的徐炳昶（徐旭生，所长），海外人地研究会的毕修勺等等。

翻检这部日记，我无意中发现了北平沦陷时期著名女作家雷妍的名字——刘植莲，原来她就是日记作者的长女，让我意外且兴奋。刘雨楼育有儿女四人，依年龄排序：长女刘植莲，次女刘植兰，儿子刘植岩，三女刘植荃，作者在日记中也常有与子女互通信函的记录。

记得我把收获刘雨楼日记的情形汇报给孙嘉瑞（梅娘）老师时，梅娘回忆说，她年轻时与雷妍就是好朋友，当年两人常在一起，她也常去雷妍家里，她记得雷妍有两个女儿。梅娘当即为我写下了雷妍女儿的名字——“刘琤”和“刘珂”。在友人帮助下，我辗转找到了北京舞蹈学院的刘琤老师，后来又见到了工艺美术学院的刘珂老师。通过刘琤对她外祖父的回忆，以及前些年我所读到的昌黎作家董宝瑞先生相关文章，我也粗略知晓了刘雨楼先生一生大致轨迹。

刘雨楼先生本名润春，字雨楼，一生以字行。昌黎县两河村人。1888年6月3日，即清光绪十四年四月廿四日，他出生于两河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刘冠儒是一个务农好手，曾经拥有较多的庄田和较大的院落，是“庆丰堂”的主人。刘雨楼自幼在家乡私塾念书，1905年秋天到永平府参试，科举停办后，与乡人李大钊、李书华等考生一起被永平府中学堂录取，他与李大钊是同班同学。1907年夏天，李大钊考学天津时，他也同赴津门，考入长芦银行专修所。毕业后，学校以其成绩优秀，拟保送他到东瀛深造，但未成行。我曾问起过刘琤老师，她回忆道：

刘冠儒是一个种庄稼的好手，诺大的家业都是他打拼出来的。这也是他不愿我外祖出去上学的重要原因，所以在外祖父读了几年私塾后，便不准他继续读书，并在我外祖父十三岁时便给他娶了我的外祖母，就是为拴住他的心，同时也好在家和他一起打拼，扩大家业。但我外祖父对外界事物非常向往。苦恼的外祖父在村外的河滩上苦苦冥思了三天三夜，是我外祖母的母亲得知此事，请人找到外祖父，并与之长谈，得知外祖父有自己的理想，便下定决心，把婆家分给她的田产全部卖了。我的曾外祖母谢杨氏二十三岁就守寡自己带着一个女儿，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我外祖父就是用这笔钱上的永平府中学堂及大清银行专修科。

刘雨楼这一支能离开昌黎主要是曾外祖母谢扬氏给打下的基础，因此外祖父对她敬重有加。刘冠儒是十六岁得子，他自己还是个孩子，对这个早来的儿子非常不喜欢。不仅不让他读书，同时极其虐待我的外祖母。把她当小丫鬟使用，做全家的饭（包括长工及农忙时的短工）喂牲口，还要做针线活。并且随时辱骂。外祖父工作后实在看不下去，就把家眷接到昌黎县城在教堂的院里租了几间厢房，同时也就把曾外祖母谢扬氏接了出来，从此谢扬氏一直和我们一起生活。这样我母亲及二姨两个大一点的孩子也在昌黎贵贞教会学校读书。以后全家总是随外祖工作的变化，从山西、山东、天津……频繁迁徙。直到三十年代才定居北京。

毕业后，刘雨楼投身金融业，先后在大清银行、中国银行、边业银行、农工银行、东莱银行供职，曾在大连、青岛、天津和北京等地任银行分号的襄理，乃至经理等职。后来，因得罪上司而被迫去职。有关刘雨楼这段经历，刘琤老师也有回忆：

他离开银行的理由听我母亲说是因为得罪了人，他的上司向他要银库的钥匙，他认为不符合规定，开银库应该是有规定的人数一起去。所以他没有交给这位上司钥匙。但听我三姨（刘植荃）说是银行的一笔款要做投资，他对股票的行情没估计对，所以做赔了。我想应该是二者都有，被拒绝的上司不是正好利用他做赔了股票的事开罪于他吗？他失业后曾在家赋闲很长时间，是老同学李书华把他接到北平研究院做庶务的。

刘琤和刘珂，摄于1938年。照片黏贴于刘雨楼日记中。

据北平研究院历年《职员录》（参见刘晓《国立北平研究院简史》附录2《北平研究院职员总表》）记载，在1935年职员名录中就已经有刘雨楼的名字，即此可断定，日记作者至少在1935年就已来到国立北平研究院。在转投同乡李书华任常务副院长的国立北平研究院之后，最初任会计课办事（同样参见刘晓《国立北平研究院简史》附录2《北平研究院职员总表》），虽是他熟知多年的业务，但同行的嫉妒，加上他本身性格上的骨鲠倔强，不愿屈从，致使他时常郁郁寡欢，空有能力而无法施展，从他所记日记中也有所体现：“ 研究院之事务方面，北平诸君如XX、XXX等，皆未能尽职。以李圣章之提携，直如一人得道，鸡犬飞升。而李润章先生休休有容，不辨贤愚，是其高处，亦是其短处，偶触念及此，辄欲作不平之鸣，吾将老矣，与润章之私交公谊，不好不厚，倘遇不得已时，惟有一走了事，绝不愿再受XX等之排挤。”（5月27日日记）“ 晨院长谈及X抢全院钥匙之事，令我向X道歉。在院长之意，不过为调和感情，令我屈服，未尝非是，但我已年逾知命，穷通生死均可置之度外，若向竖子折腰，以遗终身之玷，绝对可。”（10月20日日记）“......我毫无权势，又何能不屈服于强暴。XXX之人格，吾不敢论，而对我用暴横压迫，则事实俱在，可恨之至。”（12月1日日记）

正因为他秉性刚正，外和内介，不善附和权要，故为忌者所排压。他通常只能选择隐忍自克，偶尔也在日记中用文字发泄一下。我曾留意作者日记，排比《职员录》中相关会计、出纳以及其他行政总务人员，发现其中河北、京津籍贯几乎占绝大多数，其他也多来自北方诸省，江南人无多，我想其中一定不乏裙带关联和其他特殊关系。

除了与同行时常出现的不协调外，作者与院内个别专业研究人员似乎也偶有隔阂。其实这本不奇怪，从北平研究院人员组成结构即可看出，这里的研究人员几乎均有留洋背景，尤以留学法国为多数，这些“娇子”往往自视甚高，以学问才气自雄，个别者原本带有盛气（当然他们也未必有意傲视于人，多数情况下，日记作者与他们交往还算和谐），所以研究人员与行政人员难免出现不协调。刘琤老师在回忆中，也向我说过类似情形：

外祖父说他一生跟财阀、军阀和学阀都打过交道，但觉得学阀是最不好打交道的人，他们自恃有才，很是霸道。早年在山东时，一个张姓的军阀曾经绑架我外祖父，让东莱银行给钱赎他。后来怎么解决的我不清楚，但外祖父说，军阀还是可以商量的，可以讨价还价。财阀不过是图个利润。学阀那份傲慢，那份自以为是，尤其是觉得行政人员不懂业务，很是瞧不起。所以他在北平研究院做事时，常常受窝囊气。

刘雨楼日记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随北平研究院部分人员分流到上海。据刘琤老师说，当年北平研究院南迁，人员路费需由个人自行筹措，否则只能失业。当时作者一大家人，原本生活上已是困窘拮据（作者从银行转到研究院后，薪资水平已大不如前，除日常生活开销，还要挤出一部分供子女学费，加上长女刘植莲毕业后起初尚未工作，以及年幼的一双外孙女......生活压力可想而知），为了这份工作，为了保住全家唯一的生活来源，只能想尽办法，变卖家中稍可值钱的物件。刘琤老师回忆道：

七七事变后，先是全家凑钱让我舅舅及三姨离开北京，我想当时外祖父心里是明白的，他的儿子（刘植岩）是共产党，他愿儿子尽早离开。当时连曾外祖母把她的陪嫁金簪子都拿了出来。钱凑齐了，舅舅和三姨就走了，我到现在还记得舅舅穿一件白色长衫，手拿一顶草编的礼帽，三姨穿一件竹布旗袍，一起在门口向外祖父行礼，曾外祖母激动地跑回屋大哭 。外祖父只是长叹……后来北平研究院要迁往云南，要有能力跟去云南的人，去后才可继续工作。但当时去云南要走上海，海路去香港，经越南海防再坐火车去昆明。家里的钱是不够的。这时有一些朋友前来劝说：如果他肯留下，可以在所谓的华北联合准备银行任要职。他坚决地推掉了。恰好我父亲托人带钱来让我母亲带两个孩子去武汉找他。我母亲觉得孩子太小，我刚三岁，妹妹不到一百天，母亲很难在枪林弹雨中带孩子走这么远。就把钱都给外祖父做南迁路费。大约9月底或10月初外祖父才走成。

据国立北平研究院《职员录》记载，就在这年（1938年），刘雨楼先生代理庶务课长，兼代总办事处文书工作。从刘先生日记中，可以看得出他的认真细致，虽事务繁复，他确总是一丝不苟，办事井井有条，这或许得益于他早年的银行工作养成的习惯。只是因办事较真，不免得罪他人。若非与李书华有同乡之谊，恐怕也早已失去了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