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工友夜校”6年：志愿者找准人生方向，有工友考上名校

近期中国人民大学新光平民发展协会在微信公号上连发两次声明，称“工友夜校停办”，课程将有所调整，向组织广场舞、太极、运动和晚会转型。因“工友夜校”此前多次受媒体报道，这次消息一出便引起舆论热议。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塑造了太久的‘新光=夜校’的概念，某一课程的停办，某一活动的增加，在新光内部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却演变为大众眼中一个社团的消失，甚至是一种精神的退缩。”梁莎莎在校期间曾作为该协会负责人，4月26日，她在朋友圈的状态中写道，“适时而变绝对不是退缩。”

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梁漱溟乡村建设发展中心任职的邱建生老师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新光夜校的“转型”可以理解。作为平民教育的实践者，邱建生参与建设的“工友夜校”“农村社区大学”也面临着和“人大工友夜校”一样的问题，即工友因工作原因，参与时间很难得到保障。

此外，邱建生说，志愿者资源动员能力也有不足之处，知识系统也存在漏洞、不够厚实，服务内容、方式比较“单线”，对工友吸引力不够，“我们想给的跟工友想要的或有差距”。但他认为人大学生的努力“弥足珍贵”，“（勇于）去承担这样一个责任，不能再期望更多”。大学生服务工友，本身也是受教育的过程，因为“高高在上的姿态，走不进他们的内心”。

有工友自考顶尖高校本科毕业

新光协会“工友夜校”的创办缘于人大商学院在2011年办的一次创业比赛：该校2011级学生吴俊东和几个同学经过调研，做了一个公益性质的“工友夜校”创业策划书，但“不满足于参赛，更希望将此事落地”，便在人大校园内成立了新光平民发展协会，办起“夜校”。

现在哈佛留学的吴俊东至今仍记得2011年4月份“开学第一次上课”时的场景：20多个志愿者，却只有两个工友来。尽管志愿者早有心理准备，仍有些“懵”，“懵”完了再重新调研，“叫工友来一起做课程规划，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夜校”经工友们口口相传，从第三个礼拜开始，参与者从“保安”拓展到食堂的大叔大妈，人数逐渐稳定在30人左右，多时达50多人。

在彼时大量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时代背景下，“夜校”最初主打“创业”课程，“请一些商学院的博士从创业可能会遇到的管理问题、财务问题、融资问题等方面上课。“从第二个学期开始，接触多以后，发现他们不同的需求，从创业课程开始扩展到不同的领域。”

“比如2012年开设的电脑课，初衷是教大家互联网购票，免于排队买票的疲惫。也告诉他们如何使用社交网络，怎样和留守老家的孩子沟通，也有英语课、养生、心理健康等等。另外就是各种晚会、K歌比赛啊之类的。”

“夜校不光是授课的形式，还有各种讨论，比如学习小组、茶话会等等，大家也会一起做一点小项目，在里面会感受到平等的存在。” 吴俊东告诉澎湃新闻，夜校的课程“比较偏生活方面，没那么技术性。”

“让工友在职业上得到提升，不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更多是塑造一个环境，工友身处其中能够更多受到尊重。（希望工友）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培养自己对学习的兴趣，觉得学习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包括学习英语，这个可能他们之前完全不会想的，但是现在可以去做。”

“夜校”或多或少会给工友们带来一些改变。吴俊东称，第一学年的“创业培训”给部分工友创业带来帮助，其中有人开了会计师事务所、开小餐馆、照相馆，“也有不少自考成功的”。

梁莎莎说，曾有一名保安通过自己的努力，自考国内某顶尖高校法律本科，毕业后离开学校转了行。他当时就经常来工友夜校听课，“课堂上有师兄讲法律基础知识，拿司法考试的题目做例子，他（保安）都能有理有据地答出来，并且切中要害，没有过多的废话。”

这名工友至今与梁莎莎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并多次在聊天中谈及“怀念在人大工作的时间，对新光对人大都很有感情”。澎湃新闻多次联系这名工友采访，未获回应。“他就是这么低调，我很佩服。”梁莎莎认为这名工友的成功并非因为夜校，“新光办起来之前他就在学习，本身就是勤奋好学、要强的人”。

“新光是给工友提供一个体验工作以外的乐趣的平台，给有需要的人提供一定的知识补充，也给校内各个群体提供沟通交流的机会。”梁莎莎觉得，社会上有人认为“夜校”是在“向农民工传递知识、弥合阶层鸿沟”，“这样的压力一个小小的社团承受不起”。“工友愿不愿意改变、怎么改变，具体有什么发展，仍需看个人的兴趣和努力。”

“感谢学生带我们跳舞”

6年过去了，曾经辉煌的“工友夜校”日渐落寞：课程越来越丰富，但上课的工人越来越少。

“从上学期开始，从最初的20个人到10个人、5个人、2个人、没有人……”据新光平民发展协会现任负责人称，工友们下班以后“需要放松身体、舒缓精神”，协会不得不停办部分课程，选择采取“广场舞、太极、运动和晚会等形式”为工友服务。

作为新光“工友夜校”的“老校友”，56岁人大食堂职工李永平并不知道网上吵得沸沸扬扬的夜校“停办”风波。4月28日晚上9点左右，他坐在人大世纪馆前台阶上无聊地翻看手机。运动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穿着戏服唱京剧的学生，这些都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大多数工作日里，晚上8点左右从食堂下班后，李永平都会像这样在校园里找个地方坐着休息。

新光平民发展协会则为他的下班生活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周末有什么活动，（学生们）提前两天就来食堂宣传，跟我们坐一起聊天儿，如果自己比较喜欢，就挤出时间去。”李永平多年来一直在食堂里打杂，迄今为止，他听过的课程包括但不限于智能手机使用、淘宝购物、劳动法及劳动者权益等知识。

“课是晚上8点开始，地点就在附近教学楼里，学生就在教室门口迎着，他们心好，花钱花时间，做了很多事，我们也感动。”李永平说，自己较为喜欢的还有“观影会”和“晚会”，“不累脑子”。

李永平说，去夜校能懂不少知识，比如以前光是知道劳动者享有权益，但具体哪些权益，该怎么维权，还是得靠学生讲。但不是每次活动李永平都会参加：“学生们放的电影，怎么说呢，不是我那个年代的，还是（跟学生）有代沟。”

课听多了，李永平也觉得无趣，后来干脆不去了。他认为，工作中的现实问题并不能因为“学一些法律知识”就能得到解决，“离生活有些远”。“我这把年纪也没有什么理想了，听课费劲。”李永平说。

也有时间越来越少的原因。“晚上8点过下班，回宿舍洗澡换衣服，一看时间，9点啦，这会儿夜校的活动也快结束了。累一天了还是想多休息。”

李永平没有看到新光协会的学生们发在网上的两份“声明”。“我们还谈什么‘期望’呢，学生们做这事也不容易。”李永平说，现在学生会组织工友们跳广场舞、打太极拳，“这个好，没那么累，不耽误时间，参加的人多，就当在学校里蹓跶了。感谢他们”。

“办活动别找我，去找大爷大妈”

并不是所有工友都像李永平那样对新光协会的活动感兴趣。

住在一学生宿舍楼地下室最底层的刘超（化名）生于1997年，18岁时来人大食堂当学徒，至今已有两年。4月28日晚9时，刘超顶着一头湿漉漉的头发从浴室出来，看见澎湃新闻记者在宿舍里和人聊天，以为是新光协会的志愿者，说：“你们又来啦，这次什么活动？别找我们，去楼上找大爷大妈，他们愿意。”

刘超记得新光平民发展协会多名学生的“特征”，比如戴着眼镜的会长、扎着马尾的某个女生，但他和他的室友对新光协会活动及工友夜校兴趣不大：“实话说吧，我们就去过一次，去年中秋晚会，说是‘相亲’呢。”刘超半开玩笑地说，他们那次去是因为对协会一名女孩子有“好感”。

“我们年龄差不多少，但确实不是同一路的。”刘超说，尽管自己认识一些学生，但顶多在食堂见面时打个招呼，有时间就“闲掰两句”，出了食堂大门，走路上碰到了，“话也不会有一句”。“我是厨师，就做我该做的事，走自己选的路，新光的活动呢，的确不需要。”

2016年从人大毕业的梁莎莎曾是新光协会负责人，对工友的拒绝有自己的理解。“食堂里有很多工友，无论我们怎么宣传，课程如何调整，从来没有参加新光的活动，原因很简单，他们不需要，现在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已经很充实了。有些是下班时间晚，错过活动时间。也有人觉得和工作生活没有直接关联，不愿意花费时间。”

即便工友参加活动也没有那么“主动”。“当时（2012年）就担心没人来参加夜校，我每次去调研问他们想听什么课，都说‘随便’，给他们提供选择范围，就说‘好’，很少主动要求开设什么课程。”

加入新光协会前，梁莎莎对身边的农民工群体印象较为“模糊”，仅觉得年轻工友受教育程度不高，对系统学习性学习没有太大兴趣，“年长的叔叔阿姨则热衷于休息放松”。“正儿八经地接触”以后，梁莎莎对工友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的面貌变得“清晰”起来。

她发觉工友群体里真是“藏龙卧虎”：食堂很多基层管理人员都是厨艺学校科班出身，在管理和菜品创新方面挺有一套；年长的工友爱跳广场舞，每学期的晚会都有不同节目，其中有一位叔叔擅长水兵舞，自带舞伴表演；有些叔叔在老家是老师，退休了来人大工作，文学底子不错。

梁莎莎说，“不预设眼光和期待去看人”，这是自己在工友夜校最大的收获。“人家（工友）日子过得好好的，根本不需要你强加给他你认为他需要的东西。要以平等的心态和工友交流、相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千万不要以为你是施救者，他是受助者。”

大学生需要工友的“教育”

2011年新光平民发展协会创办“工友夜校”时，正在人大梁漱溟乡村建设发展中心任职的邱建生老师曾写过一篇文章《人民大学，人民的大学》，称“能够关注到后勤工友的这些志愿者不愧是这个时代的优秀青年，有责任和担当”。

现在福建农林大学任职的邱建生至今认为，“校园里有这么一拨人来做这个，是很珍贵的”。他告诉澎湃新闻，新光夜校成立后就由乡建中心的老师来指导，“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我们认同学生们的做法，因为工友教育是乡村教育的一个部分，城里农民工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乡村的发展水平。”

“夜校能够营造一个氛围、一个空间，让工友感受到一定的温暖，在大学里有学生来关注他们、为他们提供服务，这个很重要。”邱建生说，不少农民工到城里来、到大学来，会自卑，把自己降得很低，而工友夜校营造了一个沟通、交流的公共空间。“大学是‘社会公器’，需要有这样的地方。”

而在邱建生看来，在服务工友的过程中，大学生也会受到“教育”。“我们的教育越来越精英化，知识生产系统趋于固化。学生对社会的认识也有缺失，不知道怎么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邱建生认为，包括大学学生、老师在内，都应有平民化的视角，“为平民服务”。“去农村是一条腿，比如前往遥远的乡村支教，而为身边的工友服务是另一条腿。”

邱建生自身也是“平民教育”先驱晏阳初的拥趸，在福建、江西等地实践“工友夜校”“农村社区大学”等项目。“平民的脑矿是无穷尽的。校园里的工友来自四面八方，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学生和工友透过夜校这个平台走在一起，能够形成不同阶层的知识流动……这是相互教育的过程。”

吴俊东对此深以为然，他认为工友夜校改变了他的 “人生方向”，自己因之开始对教育感兴趣，“现在在哈佛做的也和平民教育有关”。据其介绍，最先创立“工友夜校”的7名学生，从人大毕业后“做的事情多少跟新光有关系”。“有个志愿者现在是农业咨询师，致力于帮农民更好地卖出农产品。”

梁莎莎则列举了一个很小的例子谈“服务工友”带来的改变：曾有同学在校内论坛上指责食堂员工的某些行为伤了他的面子，言语中有轻视傲慢，但帖子下面很多评论都在说这位同学自视甚高，不管是学生还是工友，都是“人大人”。

“无论是不是新光协会的影响，但变化是实际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