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空前的智力觉醒：阿拔斯王朝百年翻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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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为《阿拔斯王朝百年翻译运动》，潘潇寒著，节选自《阿拉伯研究论丛（总第10期）》

一

统一与融合：百年翻译运动的背景

阿拔斯王朝（750～1258）前一百年，国力逐步发展到鼎盛。阿拉伯帝国逐步兴起了一场从外语向阿拉伯语翻译的运动，它持续百年、声势浩大，说其影响蔓延至今，丝毫不为过。这场百年翻译运动（the Translation Movement）的展开，有其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

王朝的哈里发，以曼苏尔（al-Manṣūr）为奠基者，以麦蒙（al-Ma’mūn）为中兴者，与历史是大致相合的。经过四大正统哈里发时期的领土扩张，原先阿拉比亚沙漠的游牧民已遍及西亚北非。这片广袤的领土，在伍麦叶人的手中得到巩固并继续拓展，到阿拔斯王朝建立的公元750年，哈里发帝国的疆域西起西班牙、北非突尼斯，东至塔什干所在的“河中地”，北到叙利亚，直抵托罗鲁斯山脉（Taurus Mountains），南到印度信德地区。阿拔斯的哈里发满足于已有的疆域，并开始与法兰克、拜占庭以及遥远的唐王朝建立较为稳定的外交关系。对拜占庭的进攻也成为每年三次的惯例行动，以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并满足帝国获取战利品的野心。初期，曼苏尔为排除异己，杀死其叔父易卜拉欣和开国功臣艾卜·穆斯林（Abū Muslim），镇压各地反对派的武装起义，残害了阿里的继承者，并将什叶派势力禁锢于库法、巴士拉一带。统一的领土和稳定的政治局势，为这个国家开展大规模文化活动创造了必要条件。

生活于沙漠的贝都因人（Bedouin），从环境恶劣的希贾兹（al-Ḥijāz）来到了环境宜人、土地肥沃的两河流域，帝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农业和商业得到有利发展。政治中心由大马士革移至新都和平城（Dār al-Salām）巴格达，为东方思想的传入大开方便之门，一个拜占庭式的世袭王国变成了一个具有中东古代传统形式的帝国，阿拔斯王朝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革。伍麦叶王朝（661～750）是阿拉伯王朝，但阿拔斯王朝已逐渐成为一个伊斯兰国家。帝国统治下，各地区的伊斯兰化已进入最后阶段，以《古兰经》和阿拉伯语为根基的文化传统被永久保存，而随着帝国的阿拉伯民族特性被其他民族所冲淡，一种崭新的以伊斯兰教和多民族融合为特征的伊斯兰文明开始形成。

伍麦叶时期帝国的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进程局限在军事、政治和宗教领域。最初，即使在被阿拉伯人征服的地区，统治者也极力维持自身的沙漠部落特性，在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之间维持严格的社会分际，且不鼓励通婚。末期，伍麦叶王朝政局动荡。首先，隐藏在贝都因人部落生活中“古老的和典型的弱点”重新显现，宗派主义、部落之争愈演愈烈，矛盾越发凸出。什叶派趁机活跃起来，反击从他们手中夺走国家的伍麦叶人，因为伍麦叶人并不属于先知穆罕默德所属的哈希姆家族。另外，改宗的波斯人由于仍旧需要缴纳非穆斯林所缴纳的人丁税，并且由于认为自己“代表更高超和更古老的文化”，早已对阿拉比亚统治者心存不满。在此基础上，阿拔斯人以哈希姆家族的成员身份自居，联合什叶派和波斯人，一起推翻了伍麦叶政府。虽然阿拔斯的哈里发们在肃清政敌的阶段实行了较为严厉的政策，但阿拔斯王朝注定不再是一个阿拉伯帝国，它建立的历史也使得统治者对非穆斯林与非阿拉伯人的态度与对伍麦叶人的态度一致。王朝初期，改奉伊斯兰教的埃及人、波斯人和阿拉米人（Aramean）在数量上已经开始超过阿拉比亚血统的穆斯林，如哈里发曼苏尔的母亲是一个柏柏尔女奴，麦蒙则由一位波斯女奴所生。

民族的融合，使拜占庭、波斯和印度的古老文明开始影响阿拉比亚的统治者。因为阿拉比亚人在这些文明面前，势必相形见绌，但他们从沙漠带来了敏锐的感觉、强烈的好奇心、难以满足的求知欲和较大的才智潜能。他们不知疲倦地学习、吸收这些古老国度的文化遗产并化为己用，使之成为伊斯兰文明中的固有成分。需要指出的是，帝国中这些外族血统的臣民，由于在文化上超过阿拉比亚人，自然是最先从事科学的。代表各种民族成分的官僚特权阶级，很快代替了阿拉比亚贵族；而麦蒙作为一位英明的君主，鼓励学术争鸣和思想自由，他对理性主义哲学和穆尔太齐赖派（al-Mu’tazilah）主张的认同，也使得其政策倾向自由和宽容。

阿拔斯王朝的繁荣，更可以从经济实力的角度全面展现。阿拉伯古代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所描绘的辉煌时代，便是以哈里发哈伦·赖世德（Hārūn al-Rashīd）在位时期为原型的。巴格达城地理位置优越，位于东西商道的关键节点，更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阿拉伯人自古重视商业，这能给帝国带来巨额的收益。经由天课（zakāh）、人丁税、土地税以及其他税种所获得的岁入，也因为帝国辽阔的地域、众多的人口而逐年增加。哈伦·赖世德去世时，国库的存款超过9亿第尔汗。巴格达城俨然成为一个世界性城市，哈里发宫廷豪华、生活奢侈，巴格达市民生活安逸富足，娱乐场所、休闲设施一应俱全。阿拉伯人自古以慷慨为美德，阿拔斯的哈里发由于国富民强，所表现出的慷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奖掖文人学士及各类能人志士，在当时已经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哈里发宫廷华盖云集，清客络绎不绝、久居宫中。

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553）后，一性派被视为异端，遭到正统教会的排挤和驱逐，逐渐离开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生活在伊拉克、波斯的一性派多是聂斯托利派教徒，在埃及的科普特人则属于雅各教，这些宗教人士大多对语文学、经释学、哲学较为精通。相比于正统基督教会对神“三位一体”的主张，伊斯兰教“独一”的主更好地将他们团结在一起。另外，顺民的范围扩大了，信仰非伊斯兰教的各宗教的信徒，不仅可以享受同等的待遇，而且在农村和自己的家园里，可以坚持自己古老的文化，保持自己的民族语言，比如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叙利亚语和阿拉米语，波斯的古波斯语，埃及的科普特语。加之部分信徒改宗伊斯兰教，他们还掌握了帝国的官方语言阿拉伯语，继而获得了多语言的知识。此外，公元751年，造纸术随唐朝战俘传到阿拔斯帝国，也为文化成果的保存和传播提供了物质媒介的支持。

法國畫家布朗熱（Gustave Boulanger）的作品《一千零一夜》（1873）

二

零散至官方：百年翻译运动的发展

百年翻译运动，是在多个民族、多方地域被以阿拉伯贝都因人为最先代言者的伊斯兰教整合在一起时，作为整体的文化进行自我扩充和重新建构的必然需要。这些来自阿拉比亚的统治者移居城市，与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的希腊、波斯文化乃至更悠久的古文明遗产相遇，沙漠所孕育的豪放粗犷的闪族文明的枝干插播进城市文明、河流文明的土壤里，对细腻、丰富的生活方式、情感体验、思维模式的要求随之产生。帝国的非阿拉比亚人则秉持对原有文明的依恋和自豪，统治者也借鉴原先拜占庭帝国、波斯帝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阿拉比亚人自觉地将自己融入新疆土的大文化语境中。但贝都因人的沙漠特性从未被那些被征服土地上的古老文明的特性所抹杀，反而这些土地上原来的文明都被赋予了一层显著的阿拉伯特性，这种特性来自半岛孕育的《古兰经》和它的语言——阿拉伯语所蕴含的文化基因。在百年翻译运动后将近一千年的时间内，我们称呼西亚北非这片广袤土地上的居民时，不再单独使用埃及人、叙利亚人、伊拉克人、波斯人，而是使用统一的名词——阿拉伯人。民族的界限被最大限度地模糊，宗教和语言的定义被放置得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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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一场空前的智力觉醒：阿拔斯王朝百年翻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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