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博物馆：“风险社会”的文化外观

天津站南面海河，出站之后稍稍向西南方向走两三百米，即可至那座著名的可开启的解放桥，而跨过解放桥，便走上了一条曾有“东方华尔街”之美誉的解放北路金融街。

据记载，金融街的北半段原为天津法租界的大法国路，南半段原为英租界的维多利亚道，街道两侧基本都是银行、信用社、信贷社、证券交易所、信托公司、投资公司、保险公司等各类金融场所，令人目不暇接。彼时，西方各国的传教士、使臣、商人，以及北洋的军阀政客、晚清的贵族官僚，乃至末代君主溥仪，都齐聚于这座被视为“北方的南方，东方的西方”的大都市。这里既有租界可供他们坐享歌舞升平与更为现代化的便利生活，又有铁路与海港码头助其维系与世界他地的联通性。金融、交通、权力的强强联合，使得民国时期的天津逐渐褪去其在历史上一直承担的军事意义上的畿辅角色，转而成为渴求安稳的权贵心中的卫城。

直至今日，这里的数十幢西式古典建筑依然保存完好，向人们展示着天津在20世纪上半叶作为北方金融中心的辉煌。那么，在这样一条街道上诞生一家金融博物馆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更关键的或许还有，这家金融博物馆的名字前面冠有“中国”两字，既寓示着其在本国之内的首创性，又显现出这座城市在金融方面的独特历史与文化基因。

城市的金融空间

2010年6月9日，中国金融博物馆正式开馆。馆内收藏了中国及世界各个时期的货币、金融票据和大量金融实物，分为金融历史与现状、金融与我们、中国金融史、债券与股票、次贷与金融危机等常设展区，并定期推出各种专题展，比如说馆内目前即有黄金专题展，及为国际妇女节特设的“女性与金融”展。可以说，这是中国第一家集保护与贮藏、展示、教育、金融史研究等为一体的公益性专业金融博物馆。

美国城市规划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其《城市文化》中认为，“艺术和社会历史博物馆的本质意义在于它能够将记忆从其原先依赖的文化中分离出来”，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博物馆最初给我们提供的乃是一种面对过去的方式。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当观众在博物馆里借助声、光、电、影等手段浏览了以图像、物品、文字等形式呈现的中外金融史，由此获取的乃是一段段与我们相隔甚远、有巨大断裂性的记忆。比如说19世纪末，中国的铁路、矿山、工厂、邮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多要依靠列强，由外资银行提供借款或债券方才建成，这在国人心中早已累积为一段充满屈辱性的创伤性记忆——事实的确是，在清政府财政濒临破产和民间钱庄票号趋于崩溃的背景下，外资银行体系和买办制度一度成为近代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

另外，作为洋务运动和北洋军阀的重要阵地，天津曾诞生过很多个中国第一，包括第一家国家造币厂即户部造币总厂（1905），第一家发放股息的企业即开平矿务局（成立于1878年，1901年发行股票），第一家设立有奖储蓄的银行即中国实业银行（1919），等等。不过，由于政治、战争等各种原因，天津在近代中国金融史乃至世界金融史上所占据的这一举足轻重之地位并未延续。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积淀，金融博物馆在金融街的出现就不只是对这座城市既往之繁盛的完好复制，更是对当代的一种启发，即过去或可将延续。芒福德说：“一个真正设计过的博物馆，有着充足的为了贮藏、保存和展示而配置的设施，以适应当代体验范围的扩展。”也就是说，博物馆对当下时代的意义、与现实社会的互动决定了其存在价值与存在状态。那么从本质上来讲，无论是开平矿务局发行的股票凭据，还是户部造币总厂铸造的“袁大头”银币，这些实物其实都不是僵死的纪念品，而是一种仍然具有生命力乃至激发性的事实——它是“作为一个当代的事实而存在”，“通过在它那个时代并不存在的暗示、建议、意义丰富了当下”，这种丰富性的直接表现就是金融街未来要被打造为一个崭新的“金融城”，一个开放型、智能化的金融综合服务区。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战略布局中，2015年通过的《天津市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15-2020年）》将天津的发展目标定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一个有着百年工业历史，且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过严重产业衰退的工业城市向着“产业创新引领高地、金融创新核心引擎、改革开放领军者”之目标转型，并且这一功能定位计划在2030年全面实现，这其中的发展之速、转型之大不难想象。但这或许又恰恰能被用来解释，作为一家由民间资本为主体打造的非营利性博物馆，中国金融博物馆何以能得到天津市政府及其金融服务办公室、天津市政协文史委等政府机构以及天津各大商业银行等单位的大力支持。既然它的建馆宗旨之一是“以全球化视野关注中国金融市场发展”，那么它的目的便包含了服务于当下，这座金融博物馆的存在本身其实就是对天津这座城市未来将恢复其在金融领域中的地位表达了热烈的期许。

“金融启蒙”的意识形态

在美、澳、英这类欧美国家，对公民的“金融启蒙”（Financial Literacy）和“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已经成为其关注重心。尤其是金融启蒙，它的目的是要个体明白金钱的运作机制，掌握运用钱的能力，包括应该如何去赚钱、投资，或者把钱捐赠给他人。金融启蒙的内涵还包括，个体应提升对金融理财的兴趣，掌握一整套的相关知识与技能，能够对其所有的金融资源做出明智而有效的决定。而对金融博物馆来说，金融启蒙则首先表现为将金融呈现为一种一直伴随人类存在的事实：它既鼓励大众接触这个长期被隔膜的领域，去初步了解古今中外的金融发展史；又希望他们能进一步认识到，金融并非仅与国家、大的金融集团、企业家或者掌握金融知识的专业人员相关，也并非始终与难以预料的风险、不安如影随形，它实际上渗透于普通民众的衣食住行，而且人人都可以成为金融活动的主体。在中国金融博物馆的发起人兼理事长王巍看来，我们应该学会让好的金融帮助自己过得更安全、更独立、更快乐。据他所言，“金融启蒙”这个术语是他通过微博征集投票，同时与该领域的国际专家讨论协商而最终选定的翻译。目前在很多场合，包括王巍、潘胜功、吴晓灵等在内的金融专业人士都在不遗余力地宣传这个概念。

为此，王巍及其团队所做的事情主要有：在京津沪、苏州、沈阳等地建成多家民间金融博物馆，包括国际金融博物馆、基金博物馆、互联网金融博物馆、并购博物馆、产业金融博物馆等，这些场馆主题鲜明又各具特色，紧密联系当下的金融局势，形成了一个颇有声势的中国金融博物馆集团，显示出其强大的内生性和资本支持；各馆均免费向各类社会公众开放，并与多所高等院校合作建立金融启蒙与培训实践基地，甚至也面向中小学生，为其特设少年理财营等活动，由此推动金融作为一种大众生活常识的理念；依托金融博物馆书院，邀请袁伟时、马云等各界知名人士参与“读书会”、“金融前沿大讲堂”及各类讲座，并开设多种论坛，创造跨界对话，提供交流平台；出版《金融可以颠覆历史》、《博物馆里说金融》等普及性书籍，凸显金融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另外，还专门成立中国金融启蒙中心，重视口述金融史的记录工作，开展全国性的公民金融素质调查，鼓励金融学术研究，奖掖为金融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等等。

可以看出，金融博物馆在展示、贮藏、联结当下之外，它更期望实现的目标还是转变民众对金融的认知，让每个人都掌握一种敏锐的理财能力，成为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分享者。在此过程中，金融将从一种反复无常、隐含极大风险性因而令人惊恐或排斥的商业活动，转变为一种让人感到快乐、自由、安全的日常化行为。这样一种理念让我们很高兴地想到，只要自己在使用信用卡、支付宝交易，或者投资了一定数额的银行理财，我们就是在从事一种金融活动。在此意义上，金融启蒙进一步揭示了这类日常活动的本质特征，并突出了金融的可靠性、合理性及可消费性。

不过，如果真的以为只要使用了“蚂蚁借呗”或者购买了360旗下的“你财富”，我们就完成了金融启蒙这样一个被教化的过程，以后就可以坐等财富上门，那这种对金融的理解还是过于浅薄和乐观；自然，我们也不会相信，只要我们参与了这种被启蒙的活动，就会立即有幸分沾这全球资本之流中的一杯羹——事实很可能是被剥夺的几率同时也增加了。我们可能还记得，茅盾笔下的吴荪甫、托马斯·曼笔下的托马斯·布登勃洛克等形象均是出于一种不得已的侥幸心理，参与了投机性商业活动，而导致最终的破产或重大损失。英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早在1986年就提出了“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的概念，她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比喻为一个巨大的赌场，认为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投机性，这种投机性、动荡性的集中体现就是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在这一点上其他任何领域都无法与之相比。这应该也是德国的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英国的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学者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社会转向“风险社会”的立论根据。而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或许恰恰印证了，正是由于存在一种像赌场一样的投机氛围，环环紧扣的世界金融市场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全盘崩溃。

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在现实生活中依然有很多人（包括很早就接触网络的80后）对金融服务平台持强烈的怀疑态度，甚至对支付宝、信用卡都坚决抵制，这一方面表明生存方式和价值观的多元化，另一方面或许体现出，当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已经发展到以资本市场为主体，金融家开始左右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演变之时，普通小民唯一的自保方式就是以求稳之理性拒绝起伏难料的投机性，拒绝风险与财富并存的资本市场，并拒绝被金融启蒙。但这种自保显然是比较无力也是不合时宜的，尤其是当互联网金融的成功似乎已经不可逆转，未来或可发展为一种国家级战略之时。

博物馆作为金融资本的文化外观

20世纪80年代，英国社会学家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注意到，“人们对城市文化与城市生活方式的兴趣提高了”。在他看来，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生存场域，城市发生了一种“由强调经济与功能向强调文化、审美的转变”，城市的文化性因此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日渐彰显。这被很多人视为从现代性、现代主义向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的转变，标志着一种根本性的社会转型。而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70年代末就以对城市文化商品的品位作为阶级区隔的标志。比如说，参观博物馆，听古典音乐，读书，去巴黎左岸的艺术走廊，这是拥有很多文化资本的人所进行的高雅的文化实践；而那些拥有巨额经济资本的人则以商务宴请、外国汽车、拍卖会、高级别墅、巴黎右岸的商业走廊等作为自己的特殊品位；工人和普通市民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上都不占优势，只能通过观看体育比赛、参加公共舞会等群体活动来消遣时间。

在此，中国金融博物馆集团显示出的问题则是：拥有巨额经济资本的人介入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场馆的实际建设，并参与到其实际运营，以及包括读书会、大讲堂、学术讲座等在内的文化传播。我们似乎可以说，资本家要来占领上层建筑了。在费瑟斯通看来，布尔迪厄所言的文化资本，即人所接受的教育、所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与包括金融资本、工业资本在内的经济资本一样，都是“财富之源泉”，“通过一系列直接和间接途径，文化资本的价值出乎意料地可以赎取和转化为经济价值”。两种资本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是积累愈多，转化愈容易。于是，不仅是国家政策制定者、城市管理者，私营企业家也会由此受到鼓舞，纷纷寻求在文化方面进行投资，并将受众扩展到了普通大众。中国金融博物馆集团的出现正是这种全球性的文化投资之具体体现。

在此过程中，博物馆就逐渐脱落其所谓高雅的文化消费形式，它被资本改造成面向大众的更具普及性、体验性的消费品，它要迎合这个时代对闲暇消费、通俗文化消费的需求。如果说，传统意义的博物馆、美术馆有资格对艺术品做出鉴定、筛选、保存，因而对普通民众产生了一种精英性质的震慑力，那么当一种以民间金融资本为主体的金融博物馆诞生时，它就会完全去除精英色彩，主动迎合大众，并吸纳大众参与到金融活动中来。由此，文化价值就会真正转换为经济价值，而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体愈多，金融资本家获利的可能性也就愈大。在这个意义上，Financial Literacy似乎不应译为“金融启蒙”，而应该更多地被理解为金融素养、金融认知。

从世界金融史的发展来看，西方社会的金融机构正逐步摆脱行政管制，显示出极大的操控力与不可逆转的自由化倾向，但大卫·哈维之言或许更为直接而锐利，“国家的权力变得比以前更仰赖金融资本和债权人的权力”。在中国，以中国金融博物馆、互联网金融博物馆等为代表的金融博物馆集团的出现，同样标志着我国经济金融化的发展速度已经非常迅猛，金融资本正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它已经推动政府从国家层面制定了中国金融教育国家战略，实际上将每一个现代公民都裹挟于其中。但是，当急促的金融化远离了工业生产，主要依靠“占有使用信息、软件和它所建造的网络所产生的租金和特许权”而获利时，那么巨大的经济财富和权力实际就主要集中在“贸易和媒体资本家、金融业者和食租者”身上。

作为正在接受来自博物馆之“金融启蒙”的对象，我们满心欢喜地以为自己也会成为一个轻松的“食利者”。不过这就像我们高高兴兴地去逛街，各种精致的商品优雅地排列在光鲜明亮的商场，似乎在专心地等候你，不过你很快就会发现在这其中自己有能力获取的实在是微乎其微，而且多半是作为拟像的符号；与此同时，一个莫大的、不可见的资本世界正准备将你吸纳。我们除了需要对其虚幻与风险保持警惕，还需在金融资本之外找到抵抗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