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乡土文学讲述乡村的方式：从《陌上》谈起

《陌上》是2016年中国文学界值得一书的作品。作为70后作家付秀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陌上》以华北平原的一个村庄“芳村”为背景，采用散点透视的笔法，试图勾勒一幅乡土中国的精神地图，细腻地呈现乡村社会的众生男女，站在命运与时代的风口时，内心的辗转、跌宕和进退失据。芳村的那些男人女人们来来往往，关系彼此勾连，时时有交错，不断有回响，曹文轩在《陌上》序言中说：“它几乎就是整个的中国农村，是中国农村的缩影。”

付秀莹的书写，带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面临的一个问题：在今天我们如何讲述乡村的故事？2017年4月26日，由《十月》杂志社和北大人文社科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七期十月青年论坛“讲述乡村的方式：从付秀莹《陌上》谈起”在北大静园二院举办，青年文学批评家们从《陌上》出发，探索乡土文学的现状与可能。

整体性的乡村书写是否还有可能？

芳村，实际上是河北省无极县一个普通华北村庄的文学化身，是付秀莹从小生长的小村落。尽管初中开始，付秀莹就外出求学，它却一直是她的情感牵绊。十多年来，付秀莹在多部中短篇小说中顽固地书写着这同一个村庄，《陌上》是芳村文学的瓜熟蒂落，也绘制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斑驳面影。

付秀莹说：“我经常行走于北京和家乡之间，很多感觉在肿胀。”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孟繁华看来，这种对家乡的发现，事实上是我们城市经验把它照亮了，如果没有北京的生活，芳村的那些经验估计也还在沉睡，只有游走于两地之间，才可能发现这种差异性，看到这种差异性，才会有《陌上》。这是个人经验与历史感的某种调和。但是，基于个人经验的乡村书写，也意味着在不同的讲述中，中国乡村仿佛处于不同的时空。今天，整体性的中国乡村叙事，似乎已是不可能。

《陌上》采取了散点透视的写作手法，由二十三个相对独立的短篇构成，付秀莹通过一家一户的描写构筑一部长篇小说。在一篇文学评论中，孟繁华说：“《陌上》没有完整的线性情节，人物也是散乱的。这当然是由芳村的生活现状决定的。或者说面对当下的乡村，没有人能够再建构出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不仅是《陌上》面临的问题，在其之前的乡村文学，包括贾平凹的《秦腔》、阿来的《空山》、孙慧芬的《上塘书》，莫不如此。

中央党校教师丛治辰认为，芳村的故事是按一年的时令排列的，但中间又不断地发生着混乱，上一节故事已经发展到深秋，而下一节又变成了初秋。从年初讲到年末，好像这是一个完整的、线性的、时间性的故事，但是恰恰因为这个时间被打乱了，所以暗示它成为了一个“不能结束的故事”和一个“混乱的乡村”，前面的事情看似解决了，但是并没有解决，永恒地没有解决，所有的故事，在这个小说里面都是无法完结的。

在《文艺报》青年部主任李云雷这里，文学上的“不完整的故事”和“不能结束的故事”，恰恰映照了乡村社会的现实。整个二十世纪，从土地革命到合作化，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的农村都处于剧烈的变化中。农村的现代化和工业化，使得乡村面貌和人际关系发生了更加剧烈的断裂，深刻地改变了宋朝以来的乡村文化与礼俗社会。传统中国的叙事方式是“盛衰循环”，而二十世纪发生的变化跳出了这个循环，如鲁迅和茅盾这些启蒙知识分子笔下不可逆地颓败的乡村。上世纪五十年代，如赵树理的《三里湾》，在颓败乡村之外，试图提供一种理想社会的远景。而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我们很难再有一个整体性的乡村叙述。而《陌上》，则是在“盛衰循环”、“颓败乡村”和“理想社会”三种叙事之外，重新把一些碎片式的东西融入到叙事中去，把这些变化中的经验和情感，用文学的形式写出来，实际上是用传统中国的文学与美学，处理一个现代化的经验。

如《文学评论》编辑徐刚所言：“她写这种非常破碎的故事背后，仍然想要把握一种总体性。”付秀莹用荷花淀派的清新笔调，描写乡村社会围绕金钱与权力的污浊之气，用这种张力来体现乡村文明崩溃的现实。而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主任刘琼看来：“她即便是眼角含着仇怨，或者是含着眼泪，但是她依旧是深情的。”

在文学谱系中归置《陌上》

付秀莹被标为“荷花淀派传人”，这一派是以孙犁为代表的当代乡土文学流派，语言明丽，清新，朴素，柔美，有着抒情诗的风味，上承沈从文、周作人等文学家。而在场的文学批评家，不约而同地认为付秀莹的书写，接续了一个更大的文学传统，即《金瓶梅》和《红楼梦》的传统。

鲁迅文学院教师李蔚超说，《陌上》具有古典世情小说的叙述风格，这类小说鼎盛于明清，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集大成者即是《金瓶梅》与《红楼梦》。芳村就如同一个大观园或者是西门大官人的宅子，付秀莹用这种方式呈现里面的情爱婚姻、家庭纠纷和人情世故。但如果仅仅是对于古典世情小说的模仿，那么这个小说就如同《金瓶梅》没了西门庆的死，没了最后的破灭，成了《肉蒲团》。《陌上》的出众之处正在于有一种超越性的东西，在古典叙事之外，有一个大叙事者的声音将整个故事连接起来，这是西方小说的方式。小说的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楔子，代表着一个他者的声音，讲述芳村的故事、风景、习俗，这个声音是如此沉着，冷静，确定，贯连起了整个芳村。这个声音代表了乡村的传统，一种亘古不变天地悠长的乡土中国精神，赋予了小说超越性的力量。而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还有一个亘古不变的东西，是断了，还是仍在？

《文学评论》副编审刘艳则提到了“风俗画”的文学传统，以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为描摹对象，而这可以和其他作家的风俗画描写，如萧红《呼兰河传》里的民族生活画卷进行对比。曹文轩在《陌上》序言中也提到，“风俗画”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经久不衰的传统，但到上世纪末，文学被其他种种心思所牵，更因时代气场的转移，这一风气式微，风俗画与我们的文学渐行渐远。恰在此时，付秀莹不声不响地出现了，生老病死、婚丧礼仪、民间宗教以及各种各样乡村节日，风俗画无数次地镶嵌在她的行文之中，它们既是乡村的符号，也是乡村与其无法剥离的现实生活。它们不仅影响了乡下人的世界观和生活情趣，也是乡村生活的重要内容，许多乡村故事是与这些风俗纠缠在一起的。

丛治辰则将《陌上》归为“空间小说”，与《米格尔大街》、《小城畸人》等文学作品相似，具有极强的空间感，通过一个个房舍、一条条小径的形式把这个村庄拼起来。这种相互联通的空间结构也制造了人际之间的矛盾和张力，人与人之间的攀比导致了人心的匮乏，成为了乡村苦难的内在原因之一。

乡村的女性经验与精神苦难

《陌上》是一部女性的故事，那些乡村女性站在命运的风口，任时代风潮裹挟而去。北大中文系教授邵燕君认为，如果以《红楼梦》比附，她在《陌上》中看到的乡村女性更多的是林黛玉，甚至连薛宝钗都不多，有很多女人的小心思，莫名其妙就发脾气，“那帮乡村女性的任性连我都不敢”，所以这是一个流淌着女权意识的作品。

而丛治辰则将其视作一个“直男癌”的作品，虽然这部小说以女性的视角展开，但所有女性的哀怨、悲苦都和男性有莫大的关系，男性主导了乡村的整体逻辑，这是一个没有变化的性别结构。而《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主任刘大先也认为，在《陌上》中的男性，只有两种，一种很强，一种很弱。主宰乡村变革的一方是男性，他们要把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本变现，要追求肉体的欲望，而想要得到这种权力和金钱的女性，只有把自己的肉体商品化。由于工业和商业资本的推进，这种赤裸、粗鄙、野蛮的逻辑重生了。

而在徐刚这里，《陌上》里的大全，就像是《金瓶梅》里的西门庆，他们都有使不完的金钱和无穷无尽的性欲，他们渴望金钱，结交权贵，欺男霸女。整个乡村文明崩溃的现实，实际上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具有腐蚀性的人物存在。但我们都面临一个问题是：“我们那儿的乡村不是这样的。”《陌上》可能陷入“采风”的窠臼，即借助一个采风的机会，首先看到乡村的景物，然后进入乡村的精神世界，发现他们的精神世界如此不堪，体会到一种乡村崩溃的现实，之后又离开，回望这个乡村的景致，伴随景致的是对这个乡村秘密的窥探。然而这种采风式地接近乡村，实际上很可能是城市中产阶级带着都市怀乡情绪来呈现乡村的破败，就像是现在流行的“返乡体”的寓言式书写，遮蔽了乡村的复杂性与多义性。

《光明日报》文化周末副主编饶翔评价道，《陌上》将一种阴性美学推到了极致，这不仅包括用一个又一个的女性故事诠释这个小说，还包括对于风景的细腻描写，以及用一种自然的方式处理男女关系，这并不是“直男癌”。如果说一个整体性的乡村书写变得困难，无法建构一个所谓雄性的宏大叙事，那么彻彻底底地写家长里短，满腹心事，则是另一种日常化的阴性美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作家文珍说：“在我们湖南，女人叫做堂客，是一个房子的灵魂，而男人就好像是风，好像是水，是一个流动的东西，而女人是一个灶台、床铺，需要去操持整个家族的盛衰。”《陌上》中的女性，并不能用男权或者女权的笼统概念去描述。乡村中的男尊女卑是现实，但女性在整个中国里面扮演了灵魂角色，就像这几天刷屏的范雨素，用非常平静的方式，说了三代女人的故事。而付秀莹这样的女性写作者，唤出了房屋的灵魂，唤出所有的墙壁里的故事，她让那些看上去静态的画卷和伟大的精神，一一落到了细碎的实处，让中国故事有了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