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力评《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狭间直树，或竹内好的限度

狭间直树：从唯物史观到实证史学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学者开始接触现代日本人文学术时，曾发现对“亚洲”话题的关注是日本学界不同于中国学界的一个特征。经过二十多年的译介与讨论，今天中国的东亚近现代历史与思想的研究者，已经非常熟悉这一话题。特别是孙歌等学者译介的竹内好，引起了人们对鲁迅、中国革命与东亚、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等话题的兴趣，一度形成“竹内好热”。“亚细亚主义”也自然成为中国学者耳熟能详的话题。不过，熟知非真知，与各种广泛存在的“竹内好式”话语相比，实际中国学界对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的了解仍非常有限。王屏的《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可能是少有的概观性著作。虽然通过这些有限的译介，我们能够得到对这一话题的一般印象，但是要进一步理解这一与近代中国关系密切的课题，仍需要更多的翻译介绍的工作。如此，狭间直树的《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的翻译出版，也就有了重要的学术意义。

狭间直树是中国读者熟悉的东亚近代史研究者，也是当今京大人文研代表的研究者之一。作为战后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与不少同时代的研究者一样，其研究起步时期的学问深受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特别在当年的京大人文研，有井上清和渡部彻两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引导，学术气氛可想而知。狭间早年的一篇论文收入了历史科学协议会所编、日本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成绩集成《历史科学大系》的《亚细亚的变革》（下卷）中（狭間直樹「中国近代史における「資本のための隷農」の創出およびそれをめぐる農民闘争」、歴史科学協議会編『歴史科学大系　14　アジアの変革』、校倉書房、一九八〇年），也可见他早年在这方面的成绩。此后他致力于研究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早期社会主义与日本的问题，出版了《中国社会主义的黎明》（狭間直樹『中国社会主義の黎明』、岩波書店、一九七六年）。

然而，不多久，中国革命的理想形象很快消逝，中国反而要向日本学习高度成长的经验，传统史观的问题意识自然难以维持。狭间的学术于是也有所转换。不过这种转换并非追随时流。一方面，战后京大的左翼史学并非不重视史料整理与分析等实证工作，在实证史学逐渐占据主流的形势下，这种传统自然得到发扬。另一方面，狭间积极与打开国门的中国学界交流，介绍、吸收中国的近代史研究成果，同时也影响中国学界。特别是他主持开展的一系列京大人文研的共同研究——涉及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梁启超——为中国研究者熟悉。这些研究除了严谨、实证的学风外，未始不依然包含着探索近代中日两国间的相互影响与非侵略的连带的可能性的问题关心。这本关于早期亚细亚主义的著作，显然是这种问题关心的体现。

《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并非专门面向中国读者而写，而是由2001至2002年间发表在霞山会（东亚同文会的后继组织）杂志《东亚》上的系列论文组成（原文尚未结集成书，中文版先行出版）。从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研究史来看，自从竹内好编纂日本现代思想大系中的《亚细亚主义》卷（竹内好『現代日本思想大系　9　アジア主義』、筑摩書房、一九六三年），发表著名论文《亚细亚主义的展望》以来，亚细亚主义就成为广受近代思想史研究者与论坛论客关注的问题。不过，中国研究者容易忽略竹内好的日本浪漫主义背景，实际上他浪漫与暧昧的文字表达，往往包含了超出具体历史事实的“情念”的关心，旨在唤醒读者某种“日本”的文学教养与感情。在其影响下，具有影响力的亚细亚主义研究，如桥川文三、松本健一、渡边京二等人的业绩，学术意义固然重大，但都充满竹内式的浪漫主义色彩：文章逻辑不甚清楚，主角个人的思想感情经历被突出放大，而历史的实际情况有时却暧昧不明。相比之下，严谨的实证研究固然已经出现（如酒田正敏在“对外硬”概念下的研究），但还不是十分充分。此时狭间介入亚细亚主义研究，便有其学术史意义。此后，关于亚细亚主义的实证研究爆发式发展，近年来走向高潮——这个意义上，本书也可以说处在承上启下的位置。

早期亚细亚主义：仅有的两国共有幸福幻想的时刻

《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从1870年代末曾根俊虎筹建“振亚社”写起，至1900年东亚同文会合并亚细亚协会，成为最主要的亚细亚主义团体为止，考察了二十年左右的早期亚细亚主义轨迹。其历史叙述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时期是1870年代末到1890年代初，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振亚社、兴亚会、亚细亚协会、东邦协会等团体，作者认为这一时期有真诚的亚洲各国平等连带抵抗欧美的思想，特别是存在将汉语官话作为东亚共通语言的语言构想。然而随着中日围绕朝鲜问题的矛盾激化，亚细亚主义趋于沉寂。

第二个阶段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的戊戌变法时期，出现了东亚会、同文会和善邻协会。这一时期虽然在战争中被日本击败，战后的中国却燃起了向日本学习的热潮，同时变法派、革命派等反体制运动的参与者也来到日本，积极寻求支持。这些动向与亚细亚主义产生共鸣，从而产生了亚细亚主义团体活动的高潮期。作者高度评价这一时期包含的中日合作的可能性，也指出其间日本对中国优越意识的强化。

第三个阶段始于1898年，东亚会与同文会合并成为东亚同文会，并整合其他亚细亚主义团体。作者指出由于国家力量的积极介入，早先从民间谋求中日联合的亚细亚主义运动，变得更加积极配合国策，从而逐渐丧失早期运动的亚细亚主义本质。作者将其视为整个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从早期向中期的过渡。

叙述手法上，本书以各个亚细亚主义团体为经，从人物论与中日思想人物关联两个角度展开。前者论及各个团体的主要组织、参与者，后者考察与这些团体有关的中国人的思想行动，及其与日本人的互动。

在介绍1880年代“兴亚会”的活动时，狭间叙述了该会的缘起、组织、纲领所反映的亚细亚主义思想后，就介绍了重野安绎、广部精等人与该会的关联。重野是当时著名的汉学家，为近代日本历史学的建立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同时他也关心“兴亚”问题，为访日的王韬提供很多帮助。广部主张学习中文官话，将其作为亚洲的通用语，他使用中文编辑《兴亚会》报告，体现了从语言上追求东亚共同性的努力。

接着，狭间又叙述了中国人对该会思想与活动的反应。驻日公使何如璋、知识人王韬等人都对兴亚会的思想予以积极评价，甚至还参与该会的活动，但同时又与之保持一定距离，甚至提出批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时期围绕日本武力吞并琉球的问题，中日两国关系紧张。中方无论对日本“志士”提倡的团结起来抵御西方入侵的亚细亚主义命题有多少共鸣，面对日本强行吞并清朝的朝贡国的行为，都不能不感到疑虑。王韬尖锐地指出：“故兴亚第一义，无过于中日相和，而中日相和第一义，则在还琉球之故土。”（55页）对此，曾根俊虎等人均表示这只是小事，是中方人士的“杞人之忧”。

关于1890年代末东邦协会、东亚会、同文会与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的维新派、革命派活动家的关系，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方面中国读者熟悉的有桑兵的名著《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狭间在有限的篇幅里，也从各团体的视角描绘了这一中日两国相互交错的历史片段。如梁启超东渡后积极在东邦协会的刊物上呼吁日本干预中国政局，扶持维新派。梁的不少文章都发表在《东邦协会会报》上。同一时期唐才常非常期待日本支援中国变法，主张日本“实心保华”：与西方只教给中国器物之学不同，日本教给了中国如何从制度上建立改革的学问，中国应完全信赖日本等等。狭间认为这是从甲午战争到义和团时期“仅有的两国共有幸福幻想的时刻”（103页）。

《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在学问上独特的贡献之一是发掘了冈本监辅与善邻协会的活动。冈本通常被认为是开拓桦太（萨哈林）的探险家，然而狭间通过史料发现，他在戊戌变法后组织了“善邻协会”：该协会旨在积极翻译日本有关西方近代文明的文献，以推动中国的变革。冈本与退役军人吾妻兵治等人建立了名为“善邻译书馆”的出版社，翻译出版了重野安绎的《大日本维新史》、伯伦知理的《国家学》等书，大受中国读者欢迎。由于当时中国尚没有版权法，这些书遭到书贩的大量翻印。吾妻兵治遂访问中国寻求解决。结果清政府特地颁布“翻刻禁止令”，解决了问题。狭间认为这反映了历史上罕有的战败国对战胜国“大有信赖之念”（141页）的情形。此外，占全书一半篇幅的“附录”收录了狭间发掘的有关善邻协会与善邻译书馆的史料《冈本韦庵先生文书》，包括原件照片、整理稿和中文翻译，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火中能否取栗，知行是否相符：坂野润治的解释

诚然，狭间直树的这本著作以团体为中心向人物、区域等问题辐射的视点，为我们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但受篇幅所限，以及由于作者问题意识的关系，相关课题仍有进一步思索的空间。

狭间虽以亚洲主义为课题，关注初期亚细亚主义的“平等的联合”可能性，然而随着论述的展开，他思想史的关心却比较稀薄，换言之，在思想意义的解释上，他仍然依存于竹内好式的亚细亚主义解释。尽管竹内好本人强调“火中取栗”的逻辑，侵略与连带并不可能完全分开，但其亚细亚主义解释，最后也在于区分真正的、主张中日平等连带的亚细亚主义与欺瞒的、配合日本侵略政策的“大亚细亚主义”。这种叙述中，西乡隆盛等人所体现的亚细亚主义的原点是“真正”的东洋的伦理精神与亚洲的“连带”，但这种“古典亚细亚主义”精神随着日本近代化与帝国主义化的推进逐渐丧失，最终在所谓“大东亚战争”中彻底沦为为侵略辩护的意识形态。狭间也将陆羯南的“引导未开之地，扶持不幸之国”的思想看作西乡隆盛思想的延伸，“当此理想可以实现之时，亚洲主义就会焕发其本来的光辉”（82页）。

可是，狭间不得不意识到的是，在这些“真心主张连带”的早期亚细亚主义者中，反对明治时期一系列对外侵略的，恐怕一个也没有。相反，很多人在这些侵略活动中积极活动，充当尖兵，例如兴亚会的主要创立者曾根俊虎作为海军军人，就长期从事对华谍报活动，取得很大的成功。不少早期亚细亚主义者活到了“日韩合并”，他们对此普遍的反应是欢呼雀跃，认为自己亚洲联合的理想部分实现了。对此能否以“变质”解释，不能不令人感到困惑。作者叙述了日清战争前后亚细亚主义团体活动的兴衰，如果按照这种“变质”论解释，就会得到亚细亚主义随着日清战争“变质”，又随着日清战争中日本的胜利而恢复其本质的奇特结论。

对这一亚细亚主义研究中的“难题”，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历史学家坂野润治就给出了颇具启发性的解释（坂野潤治『明治·思想の実像』、創文社、一九七七年）。坂野将明治时期对外论的话语区分为“亚细亚主义”与“脱亚论”两种倾向，前者主张“亚洲连带”对抗西方，后者主张与西方协调侵略亚洲。这两者的对立本来是竹内好的亚细亚主义理解的前提，然而坂野通过对福泽谕吉、陆羯南、山县有朋等人的对外论与时局的分析，尖锐地指出，在明治期，往往同一人物的对外论在“亚细亚主义”与“脱亚论”之间来回摇摆，只不过当时的人们并不认为他们思想有什么根本的变化。这是由于“亚细亚主义”与“脱亚论”并非原理意义上的“思想”，而是为了将发言者所主张的对外政策正当化的“表现”。

壬午兵变以前，福泽谕吉积极提倡“亚洲连带”，其目的是为了给日本干涉朝鲜内政提供理论依据，而到甲申事变后，清朝强大的军事实力阻止了日本的意图，福泽谕吉就转而主张“脱亚论”，提倡同西方列强一同侵略亚洲。山县有朋在晚清新政时期主张“脱亚论”，认为日本是近代国家，与野蛮的清朝根本不同，其意图在于对清朝新政下的近代化动向保持警惕。而到辛亥革命后，山县转而提倡“日中连带”，其目的自然在于利用辛亥革命后中国分裂的局势，干预中国内政谋取日本的利益。果然，当袁世凯主导的中国统一推进的时候，山县又主张起“脱亚论”了。

坂野指出，当“西方威胁”并未真正发生时，“亚细亚主义”就会强调这种威胁近在咫尺，而当西方真的侵略亚洲（如中法战争）时，“亚细亚主义”者就会摇身一变为“脱亚论”者，将其视作天赐良机，号召和西方一起侵略亚洲。中国四分五裂、内部混乱之时，中国是“亚细亚主义”者“连带”的对象，而当中国走向统一，图谋自强，中国就会被说成是前近代的，是“亚细亚”式的野蛮，成为日本军队暴力地“引导文明开化”的目标。

与狭间批判侵略、褒扬“连带”的心情相比，坂野的研究并非要反省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它毋宁带有一种去意识形态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气息。本来所谓是否“真心”主张“亚洲连带”，就是一个值得推敲的思考前提。思想与行动是否“发自真心”，在单独个体的心理与行动分析中，或许有重要意义，但当分析一种思想潮流、一个参与人数众多的团体，乃至国家行为的时候，这种“真心”与否的逻辑，究竟有多大的说服力，不能不令人感到疑惑。毕竟团体与国家没有所谓统一的人格，国家要持续存在必须根据国家理性来行动。

极而言之，不论参与亚细亚主义运动的个人如何“发自真心”，其自我认知与其在日本对外政策中所扮演的实际角色，仍须区别对待。毕竟俗话说得好，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个人的自我理解与行为实际的历史意义，并非必然一致。超越“真心”与否的观念，从不同视角考察“亚细亚主义”的思想与行动，或许可以成为今后这一领域的课题。或者说，亚细亚主义研究的可能性，正在于“亚细亚主义”概念本身的相对化之中。这，也是狭间的书带给我们的启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