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生︱塑造不朽：1949年前后第一座大型烈士陵园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通过新党章和一系列政治、军事决议案的同时，大会还通过了一份《关于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议》：为了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沉重悼念，决定在6月17日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并酝酿提出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建立烈士陵园的构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还分别为烈士题了词。这与南京国民政府在1937年即开始筹划建设抗战烈士陵园相比，整整晚了八年之久。

为了贯彻这次大会的会议精神，1946年3月19日，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在河北省邯郸市召开。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在会上发出了建立烈士陵园的号召。3月27日，大会公布了建立烈士陵园的提案，决定在邯郸建立烈士陵园以“纪念八路军总部前方司令部政治部、晋冀鲁豫军区及一二九师牺牲烈士”，是为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作为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所建设的第一座大型烈士陵园，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的建设过程和建筑特色，在现已出版的相关资料中尚缺乏细致梳理和呈现。笔者在河北省档案馆有幸阅得一份名为《内务部、省人民政府民政厅对晋冀鲁豫烈士陵园落成典礼的筹备工作、安葬左权将军的准备工作、陵园编制和扩建工程计划经费预算的请示报告及指示的批复》的档案，结合实地的调查访谈，基本上弄清楚了这一陵园的筹建始末及其建筑底蕴。

陵园设计

陵园的设计者，为时任冀南书店经理的邹雅。邹雅早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版画家、山水画家。按照邹雅的设计构想，整座陵园的占地面积为一百二十亩。全园设计共有八座主体建筑物，共分为三路。

其中，中路建大门一座，旁门两个，大门两侧建大小楼房三十间。中路的主体性建筑为烈士纪念塔和烈士大公墓。烈士纪念塔高七尺七寸，台阶周围七十二米，皆用青石构筑。烈士大公墓台阶占地五亩，墓基直径为三丈三尺，高亦为三丈三尺。这是中路陵园的主体设施。

西路建大小八间宾馆，专门用以招待拜谒陵园的客人。西路的主体建筑为陈列馆与四八烈士阁。陈列馆中有大厅一间，陈列室四间，室与室间以走廊相连接。四八烈士阁的修建，主要是用来纪念1946年春在山西西北兴县黑茶山遇难的秦邦宪、叶挺、王若飞、邓发、黄齐生等烈士。四八烈士阁为六角形，有上下两层。

陵园的东路，开有一湖，湖中拟建凉亭一座，即湖心亭。湖心亭东西长十三米，南北宽九米，背面建有青石桥一座，直通东路的主体建筑左权墓。左权墓的两侧分别建有附墓三座，用来安葬抗日战争时期牺牲在太行山的六位革命烈士，左为冀东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治部主任杨裕民、新华日报（华北版）社长何云、中共中央北方局政权工作部秘书张衡宇，右为冀南银行第一、二任行长高捷成、赖懃以及朝鲜国际主义战士陈光华。（按，左权牺牲后初葬于河北涉县。1950年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主体工程完工，左权与杨裕民等六烈士被迁入陵园内安葬。）

在上述主体建筑之外，陵园的附属建筑物拟建草厅、小荷花池、鱼池、花架、华池、水池、办公室、厨房、工人宿舍、花窖、磨棚、厦子门道等共计五十处。

建设经过      

陵园的修筑地址，选在了邯郸市城南原日本东亚神社旧址。1946年3月30日，晋冀鲁豫边区全体参议员到场举行奠基典礼。陵园的建筑负责人为时任隆平县县长的张芥士与晋冀鲁豫边区的参议员何如愚。4月，陵园正式动工。因当时并未作出正式的经费预算，暂由边区政府财政厅借支冀钞一千四百万元先行开工。截至1946年秋，共修筑全砖石围墙长一千公尺，建成宾馆一座，饭厅六间，厨房、厕所各一处，工人宿舍十七间，总共开支冀钞一千二百四十多万元。

1946年秋后，由于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攻，邯郸全面备战，陵园修建暂告一段落。1947年春，张芥士被调赴边区医院工作，只剩下何如愚等二十四名职工利用陵园修筑余款一百五十余万元，自力更生，维持现状。

1947年秋后，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邯郸局势相对稳定。张芥士又奉命调回陵园工作，准备继续开工。为了推动陵园的修筑，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为陵园拨发小米一百五十万斤。1948年春，解放区不断扩大，边区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好转。至1948年9月，陵园的大门及两边楼房开始修建。

1949年春，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修筑的全部预算作出（湖心亭除外）。除去前拨的一千四百万元不计外，共需小米二百四十一万斤，后华北人民政府又批准拨付小米九十一万斤。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较为充裕的经费支撑下，陵园进入快速修建阶段。到1950年10月，烈士陵园的正门、两边楼房、烈士纪念塔、陈列馆、“四八”烈士阁、左权将军墓六座主体建筑物完工，同时修建完成湖心亭。唯一遗憾的是，因时间仓促陵园的马路未能按时完工。因为物资紧缺，陵园中所需要配置的花木，其来源一部分由晋冀鲁豫民政厅从武安、安阳、永年、隆尧等县代为购买；另一部分则靠邯郸县本地群众捐赠。

实体风格

从实体建筑来看，陵园整体上按照邹雅的设计而建，但与设计初衷也有一些出入。

建成的陵园分为南北两院。北院以陵园大门、烈士纪念塔、人民英雄纪念墓为中轴线，西侧分布着陈列馆、“四八”烈士阁，东侧有左权将军墓以及杨裕民等烈士的附墓。陵园的南院则被专门开辟为烈士墓区，主体建筑为解放军烈士公墓。烈士公墓中立有1947年由晋冀鲁豫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敬立的“晋冀鲁豫人民解放军烈士公墓”纪念碑。根据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编纂的《晋冀鲁豫英烈》《丰碑》等内部资料可知，烈士公墓共葬有两百多位八路军前方总部、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军区团级以上干部以及边区著名的战斗英雄。

从落成后的陵园整体风格来看，陵园内既有中国传统的代表性建筑，同时也有着典型的苏联式纪念性建筑。东方与西方的建筑风格交相辉映，体现着亦中亦西的时代特色。

四八烈士阁

陵园内最具传统民族风格的古代建筑，当属陈列馆和“四八烈士阁”。陈列馆始建于1946年，为古代庭院式建筑。“四八”烈士阁为一座双层六角传统塔式楼阁。两者均为木质建筑。

人民英雄纪念墓

与陈列馆和四八烈士阁明显不同的，是烈士纪念塔与人民英雄纪念墓。烈士纪念塔为一高入云天的现代石质建筑，圆形台基直径为二十三米，塔高二十四米，整体呈方锥形。人民英雄纪念墓则为一半球体纪念建筑。墓高十一米，直径为十三米。

与人民英雄纪念墓正面相对的，还有两组刻有“八路军”、“民兵”的大型石塑群雕。烈士纪念塔与人民英雄纪念墓均为石质建筑，意在保持设施的永存及其所承载的烈士精神的永久性。

整座烈士陵园充满着英雄主义的革命文化氛围。这种革命文化氛围的塑造与展示主要是通过石刻、题词等手段来实现的。以烈士纪念塔为例，纪念塔的底座上刻有火纹、云纹，背面刻有火炬、橄榄枝，象征着革命的胜利与和平的取得必须要经受住血与火的考验。为了革命与和平而前赴后继的志士仁人，也必将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得到永生。纪念塔塔身上部正面刻有红五星，背面则是金色的党徽。纪念塔的最顶端，是一枚直插入云的红五星。红五星与党徽，显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标志性图案。所有这些图案集中于纪念塔一身，旗帜鲜明地展示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及其独特的政党文化。

另一种用来塑造与烘托陵园的革命英雄主义氛围的手段便是题词。比如烈士纪念塔塔身正面为毛泽东的题词“英雄牺牲的烈士们千古 无上光荣”、纪念塔右侧为周恩来的题词“革命先烈永垂不朽”、塔身背面为刘少奇的题词“永垂不朽”、塔身左侧为朱德的题词“你们活在我们的记忆中 我们活在你们的事业中”，纪念塔两侧的石碑上分别为彭德怀、陈毅、林伯渠、董必武、任弼时等人的题词。与人民英雄纪念墓相连接的石碑上，同样有着刘伯承、陈毅和徐向前等中共老一辈革命家的题词。

此外，左权将军墓的碑亭，也是题词相对集中的一处纪念设施。在碑亭的横额上，刻有谢觉哉的题词“人民共仰”，两侧则是“大节忠贞彪史册，正气磅礴壮山河”的挽联，“左权将军之墓”的碑文则为周恩来所题写。同样，在陵园南院解放军烈士公墓的两侧，也分别有着邓小平、刘伯承、聂荣臻、薄一波、张际春以及罗瑞卿等人的题词。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党政军领导人的题词，成了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石刻与题词之外，陈列馆对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革命空间的塑造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陈蕴茜等学者曾通过对国民党中央党史资料馆的研究，揭示出国民党通过陈列馆等纪念空间进行革命动员和营造自身统治的合法性。相关做法在民国时期的政党政治和政党文化构建中，是一个非常重要且有效的手段。这在共产党所建造的纪念设施中同样有着鲜明呈现。陈列馆分为一厅四室，主要展现了晋冀鲁豫边区从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发展到最终壮大的过程，在展现边区军民英勇抗日的情景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地构建着同仇敌忾的革命历史记忆。与此同时，对塑造革命根据地政权的合法性也具有着积极的意义。

美国学者德鲁·吉尔平·福斯特在《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中有言，美国人对内战所造成的死亡的处理方式，不仅重塑着人们的个人生命与死亡，同时也重塑了美国的国家文化。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来说，如何安置因革命和抗日战争而死亡的将士，同样也是在建构并重塑人们的生死观念以及各自的政党文化。尽管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物资条件极端困难，但陵园的修建依然百折不回、孜孜以求，其原因恐怕便在于此。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浓郁的苏联式革命纪念建筑物的风格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化印记，使其与南京国民政府所修建的烈士陵园有着相当大的不同，同时也成为了建国后其他烈士陵园建设时的一个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