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剪影：儿子眼中的父亲钱穆

原创 钱行 理想国imaginist 收录于话题 #理想国人文精选 30个

如果提钱穆，你首先会想到什么？想到他的哪些作品？

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钱穆？这样的问题，恐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

他的作品，长销不衰，影响几代人，“通古今之巨变、融生命之体悟、成一家之言说。”

钱穆是文化史学的集大成者，以现代人的视角，在传统与当代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往小了说，钱穆一生，只两件事：读书与教书。

理想国版钱穆作品系列，第一批八本已面世。今天，理想君分享钱穆的十个剪影。

十个剪影：儿子眼中的父亲钱穆

节选自钱行《温情与敬意》

01

1950年，父亲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来信要我们弟兄三人赴港就读。这时大哥和我均已参加工作，三弟也考取了北京清华大学，因此，决意不去。我们都认为父亲之去香港，肯定是一种不爱国的表现，我们革命青年岂能也走这条路！我们回信时还附了一张剪报，颇有用报上的话来表达的意思。

那时读了评白皮书等文章，我曾认为既然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三人并论，大概父亲也是司徒雷登之流培养出来的。后来才知道父亲并非教会学校出身，也没有留学美国。他辛亥革命前在常州中学读书，未毕业即转南京钟英中学，不久武昌起义，学校停办，又未毕业。他于是回乡在小学教书。从此刻苦学习，终于“自学成材”，由教中学而到教大学，成为知名学者。他事实上连中学毕业的文凭也没有。

我在派出所工作时给他的回信虽然很“革命”，其实是很幼稚的。以致他在1980年由台赴港，要我们兄妹四人同去香港会面时，曾经担心我不肯去。正好那时我下放苏北还未回城，必须先回苏州办手续后，才能成行，所以，进展就迟了一些，直到父亲见我真的到了他身边，他还说：“我真怕你不愿到香港来看望我这‘不爱国’的父亲。”

——《我与父亲》

02

一九六四年，《论语新解》出版终成事实。当年三月，钱先生在新亚研究所学术演讲讨论会上作《谈论语新解》的演讲，“希望诸位都能仔细读，能不止读一遍”，举了许多例子，说明新注和朱注的异同。最后说“我写《论语新解》，除今天所讲，尚有甚多用心处而并不见于文字者，诸位每读一书，能进而了解到著此书者之用心处，如此便是做学问的最重要之门路，由此门路进，始是真于学问能有所窥见。”（以上引文等，均见钱先生著作《新亚遗铎》）

后来，钱夫人胡美琦女士写过一篇《我所了解的学人生活》，讲了钱先生的一些事，其中也讲到《论语新解》，原文这样：“宾四对于衣食很马虎，只对他的著作从不马虎。他一生的著作固然不少，而待付印时，定要亲自校，有的他自己校到三次。直到他七十以后，两眼动过手术，目力大不及前，才肯让别人替他校，但仍要亲自作最后一校。我印象中最深的一次，是他印《论语新解》一书。他要用三种不同的字体，那时，香港几家印刷厂都无法承印。最后找了一家熟的印刷厂，许多铅字临时新铸，为此印刷费无端增加了很多。那时我们的经济刚好转，还谈不上积蓄，手边的现钱尚不足付印刷费。我记得书印好后，宾四带几部回家。他那种开心的情景，到现在，我还忘不了。我开玩笑说，你一定要用三种不同字体，花这么多钱，印这书，有几个读者能了解你这份用心。他听了，自我解嘲地道，将来定会有像我一样看重《论语》的人，自会懂得著者的用心，现在至少使读此书者看起来省力，我自己看了欢喜就够了。”（钱胡美琦《宾四先生与素书楼》）

——《尤重<论语新解>》

钱穆先生与夫人胡美琦女士

03

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近日编印的《纪念钱穆先生逝世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其封面上除书名外，印有钱先生照片一帧和手书对联一副：“劲草不为风偃去孤桐何意凤飞来。”

钱宾四先生全集《素书楼余渖》中有“诗联辑存”部分，收有钱先生所撰联语若干，但其中无此“劲草孤桐”联，估计此联或是先生录写他人成联。《素书楼余渖》中还收有一些书信，其中一些先生给学生和后辈的信里，似也有“孤桐何意凤飞来”的精神在内。如一封给严耕望的信中说“弟不欲应征中大历史系教授，亦未为非计。担任此职，未必对中大能有贡献，不如置身事外，可省自己精力，亦减无聊是非。大陆流亡海外学术界二十余年来真能潜心学术有著作问世者，几乎无从屈指，唯老弟能淡泊自甘，寂寞自守，庶不使人有秦无人之叹。此层所关不细，尚幸确守素志，继续不懈，以慰夙望”。晚年在给北京大学学生的孙女婉约写信中说“做学问主要在自己觅得喜爱，不要急切求人道好，此层盼你细细记住也”。

——《孤桐何意凤飞来》

04

陈寅恪先生传记中曾见有陈先生提出的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克思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朋友们劝他不必要这样提，陈先生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以上见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102页）

钱先生传记中有一通先生写给老师吕思勉先生的信（原信不存，此据读过此信的人回忆记下）“老师劝我沪港俩地自由往来，这是我做不到的。回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革心洗面，重新做人，这是学生万万做不到的。学生对中国文化薄有所窥，但不愿违背自己的主张……愿效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也很希望能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陈勇《钱穆传》227页）

二事时间略同（均在五十年代初），似乎也颇有戏剧性地相似，竟是不谋而合，不约而同，用不同的语言表达相同的观点了。陈先生的要求未获同意，钱先生后来也久居香港，终老于台北而未能再回大陆。

——《独立精神和傲成习性》

05

钱先生“温情与敬意”这句名言，见于《国史大纲》一书前的“阅读此书应有的信念”，共四条，温情和敬意见其中第二条第三条，因篇幅不多，兹全文照录：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的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关于“温情与敬意”》

《国史大纲》

06

《国史大纲》出版时的一事，或可作一例。书稿交出后，久之未有下文。后来知道，审查后，认为书中“洪杨之乱”一章应改为“太平天国”。章中多条都要改。先生书面答复说“孙中山先生以得闻洪杨故事，遂有志革命。至于洪杨起事，尊耶稣为天兄，洪秀全自居为天弟，创建政府称为太平天国，又所至焚毁孔子庙，此断与民族革命不同。前后两事绝不当相提并论。凡本书指示需改定语，可由审查处迳加改定。原著作人当保存原稿，俟抗战事定，再公之国人，以待国人之公评。”后来审查处就退让，批示同意照原稿印行了。

——《傲骨傲心和翘尾巴》

07

自杀，虽然是自己动手，造成死亡，但决不可理解为都是自觉自愿自己要找死的。古今皆然。

钱宾四先生在《师友杂忆》中说，他写《国史大纲》以前陈梦家先生和他有过两次谈话，“余之有意撰写《国史大纲》一书，实自梦家此两夕话促成之。而在余之《国史大纲》引论中，乃竟未提及。及今闻梦家已作古人。握笔追思，岂胜怅惘。”

其实，陈先生年岁比钱先生小很多，怎么就早早地已作古人了？钱先生握笔怅惘之时，恐怕不知其详。

陈先生先是被称为“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后来才去掉了“畏罪”二字和其后五字，或者用“非正常死亡”代替“自杀”二字。

——《钱穆先生谈汉朝的一起自杀事件》

陈梦家先生与夫人赵萝蕤女士

08

钱先生《师友杂忆》上讲到过一次“欢送”二同学赴延安的事。会上冯友兰先生对赴延安两生“倍加赞许”，而钱先生“力劝在校诸生须安心读书”，说“青年为国栋梁，乃指此后言，非指当前言。”如果你们不努力读书，也不能就成为国家栋梁。”今日国家困难万状……国家需才担任艰巨，标准当更提高。目前前线有人，不需在学青年去参加。……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散会后，冯先生又和钱先生在宿舍里辩论。冯先生说，你劝学生留校安心读书不错，但不该对去延安学生加以责备。钱先生说，你奖许两生赴延安，又怎能劝诸生留学校安心读书？二人力辩，终于谁也没能说服得了谁。

——《三年之艾》

09

曾有伟大人物将胡适、钱穆、傅斯年三位先生归为同类，其实虽可说他们有共同性，而其差异性才是更大的。这里恐怕胡先生是比较显然愿意为王者师的，而钱先生似较显然是一学者型做学问的人。他也曾向“王者”(蒋介石)提过建议，写过祝寿文和去世后的纪念文，而其主要精神，恐偏重于鼓励他肯定他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中国文化”。虽然整体上主张道统应当“领导”政统，不能屈从于政统之下，而实际上“为王者师”的言行，似不显。

与“做导师的好学生”相比，有一点“为王者师”的抱负，或许并不是坏事。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卷首，提醒读本书者，对于本国历史，应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在其前言中，又对那种认为前人一无是处，甚至把今日种种毛病都归之于前人的遗害的态度为历史虚无主义而予以批评。

10

“性命”一词，既有生命的意思，还可以有别的意思。这词始见于《易经》：“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这里显然是不能在“性命”和“生命”之间画上等号的。性是本性，命是天命。两个字组成一个词，或许可解释为天赋予人的本性。也就是应当有的做人的原则。在乱世，要保全这原则，坚持这原则，则不应当到诸侯那儿去求闻达，应当是很合理的了。如果这样解释，“苟全性命”中的“苟”字，就不能再用姑且来解释，而要另找别解了。“苟”可理解为差不多，而差不多，既可以是写实的，也可能是谦语，不能说自己做的很好，就说差不多了。这样，诸葛亮的“苟全性命于乱世”就可以说是“在乱世要努力地坚持做人的原则”。这就和下面的“不求闻达”不相矛盾了。

坚持做人的原则和姑且保存生命，其意义正好相反。诸葛亮苟全性命，就会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用词同而实质大不同。《辞源》只提供了苟全性命的一种解释，如果本文的解释能成立，则《辞源》就显得有些不够了。钱穆先生《中国通俗思想讲话》一书中，论及过这 “苟全性命”，认为不可把性命与生命混为一谈，本文据之立论。

——《“苟全性命于乱世”》

理想国·钱穆作品

“钱先生可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

——黄仁宇

“钱先生是研究中国思想一位罕见而成就卓越的史学家……是极少数能与当代流行的思潮相抗衡的杰出学人。”

——狄百瑞

理想国出品的钱穆著作系列，首批包含《孔子传》《论语新解》《秦汉史》《四书释义》《宋明理学概述》《学籥》《阳明学述要》《庄子纂笺》八种。通过核查资料，精编细校，参校诸多版本，期以文字更精准的版本贡献于读者。钱穆作品，以现代人的视角，在传统与当代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七岁入私塾。曾就读常州府中学堂、南京私立钟英中学，高中肄业后，辗转任教于无锡、厦门、苏州等地小学、中学，并励志苦读，精研学问。1930年《刘向歆父子年谱》问世，为学界推重，转入大学执教。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江南大学等校。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移居台北，任教于台湾中国文化书院。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一生著述，广涉经史子集，后辑为《钱宾四先生全集》甲乙丙三编，凡一千七百万字。

原标题：《十个剪影：儿子眼中的父亲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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