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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赛易斯,一座五千年前埃及都城的兴衰
赛易斯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西部,如今所在村庄名为萨·哈加尔(Sa el-Hagar),结合了其古代的名称“Saw” ,在阿拉伯语中“el-Hagar”意为石头,这种构词法说明了它曾经以石头建筑闻名。2017年4月26日上午,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玛丽亚·坎纳塔(Maria Cannata)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作了题为“赛易斯:一座埃及都城的兴衰”的讲座,介绍了赛易斯的历史、研究背景、遗址状况以及近20年的考古发现等内容。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玛丽亚·坎纳塔(Maria Cannata)赛易斯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西部,如今所在村庄名为萨·哈加尔(Sa el-Hagar),结合了其古代的名称“Saw” ,在阿拉伯语中“el-Hagar”意为石头,这种构词法说明了它曾经以石头建筑闻名。在讲座中,坎纳塔博士主要介绍了赛易斯的历史、研究背景、遗址状况以及近20年的考古发现等内容。
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地图历史与研究背景
赛易斯作为狩猎女神奈特(Neith)的祭祀中心,可能是史前时期到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100年)下埃及王国的中心城市。关于赛易斯现有的比较重要的材料是法老霍尔阿哈(Hor-Aha)时期的乌木牌饰,其中提到法老曾拜访赛易斯的奈特神庙。盾和交叉的两个箭头的符号,就是女神奈特的名字。
女神奈特国王霍尔阿哈时期乌木牌饰赛易斯随后成为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在第三中间期,即约公元前727年的时候,赛易斯被本土强大的地方政权所控制,统治者是泰夫纳克特(Tefnakhte)。这一时期,整个埃及地区政权分立,彼此竞争,泰夫纳克特自称为“西方伟大的首领”(Great Chief of the West),并声称统治着整个三角洲西部地区。如图展示的是泰夫纳克特一世在位的第8年(约公元前8世纪),向奈特女神献祭的石碑,上面记载了国王向奈特女神供奉土地,由此反映了他是当时实际的统治者。赛易特王朝时期(Saite Dynasty,因首都赛易斯而得名,第26王朝,公元前664-前525年),赛易斯作为首都长达139年,泰夫纳克特的后代在普萨美提克(Psamtek)法老统治下担任要职。这一时期也是艺术复兴和古风重建时期,国王重建神庙,宫殿和行政建筑;但同时也具有自身时代特色,国王死后葬于神庙内部,与之前葬于墓葬中的情况截然不同。
泰夫纳克特一世向奈特女神献祭的石碑(现藏于希腊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于公元前450年到访赛易斯,不仅在书中描述了它的壮美,还看到了在圣湖上的灯光仪式。在19世纪时期,便有最早的一批探险者来到当地。其中,商博良曾于1828来到赛易斯。留下的珍贵的笔记和手绘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围墙等遗迹。随后,莱普修斯(Lepsius)、洛思(Lowth)和富卡尔(Foucart)也分别于1854年、1856年和1898年造访此地,从他们留下的资料中可以明显看到遗迹现象不断减少,其中围墙部分因为尼罗河水的冲击只剩下了一小部分。在过去的150年之间,抢救性发掘屈指可数。从1997年开始,威尔逊博士(Dr. Penny Wilson)负责的赛易斯考古发掘项目,参与的单位有英国杜汉大学、英国埃及探索协会和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
遗址状况
尽管赛易斯如今的遗迹保存状况并不乐观,但是这一地区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不晚于公元前4500年。赛易斯南北各有一个祭祀中心(北部:北部围场,Northern Enclosure;南部:大坑,Great Pit),分别建在土丘(gezira)之上。因地势较高,土丘不会被尼罗河水淹没。本地的定居地点会因受到尼罗河水的冲击而经常改变,甚至会受到毁灭性的影响。在大坑南侧有石灰石材质的石块,因其存在体积较大的石块,推测可能是早期纪念碑性质石头建筑的遗存,并非后期附近罗马浴室遗迹排水系统中所使用的巨石。
赛易斯遗址平面图在大坑南部区域,一部分石头建筑结构得以保留下来,其中墙的西侧有随意摆放的四层石块,大块方形石块首尾排列,小块石块侧面并排排列。中间的缺口处呈直角向西拐进去,前方是台阶,并向建筑内部延伸。朝圣者会触摸这些石头,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凹陷的痕迹(Pilgrim gouge),在一些大石头的边角处还有方形切口。因为这部分石头建筑结构体积相对庞大,有学者认为或许这是神庙建筑正面的基址,中间的缺口处即为门道入口;或许还可能是神庙侧面的墙体,亦或者其他建筑的围墙。
大坑南部石头建筑结构大坑北部区域因未受到尼罗河水的严重侵扰,因此下面的遗迹得以保留,而且大部分地层早于赛易特时期。大坑内部的北侧有一组大块的花岗岩石块,它们之间的相对位置或许没变。如果和墙体西侧石灰岩石块属于同一处结构,那么这些石块可能被用来连接南边的大坑和北边的围场,是神庙布局一个正式的组成部分。
考古研究工作
在近20年的考古工作中,主要的发掘地点包括地点A、B、C三处。根据考古发掘工作,在如图所示的地点B发现了史前时期和前王朝时期地层和遗迹现象。上层地层中包含塞易特时期、托勒密时期和早期罗马时期的陶器,下层包含新石器时期到前王朝时期的遗物。
根据出土陶器和石器,学者认为阶段I,即最晚阶段,是布托-马阿迪时期(Buto-Maadi phase,下埃及重要的史前文化,约公元前3800-3500年,属于铜石并用时期)。其中出土了陶器和燧石碎片,它们可能是当时遗留下来的生活垃圾,也可能是河水将沙子带走、褪去之后留下的陶器堆积。陶器堆积被清除之后,地层结构特征显露,抹泥地面周围有一圈柱洞,并且陶器集中在地面的边缘处,遗迹现象主要集中在北部和中部,南部的地层被塞易特时期的沟打破。在这层地层的下方是棕色淤泥层,说明在布托-马阿迪阶段之前,这里曾被水淹过。出土的陶器主要包括三类,孱合有麦秆的陶器和泥质陶器,来自埃及南部的陶器以及来自巴勒斯坦的陶器。主要陶器类型包括侈口或直口碗、椭形敛口容器、托盘等。除此之外,还发现了珠子、象牙碎片等遗物。在所发现的陶器中,非常值得关注的是发现了“发丝痕陶器”(Farsenware/Hairy Pottery)。这是埃及统一之前下埃及独特的文化特征,陶片上细小的纤维痕迹可能是抹平或者磨光时所使用的工具遗留下来的。同样,容器外部也存在利用刷子或其他工具抹平留下的痕迹,这些纤维可能是有机物,例如细亚麻纤维,之后在陶器烧制过程中被烧掉。利用带有纤维的工具处理陶器表面有利于器物的着色。
阶段II是新石器中晚期,这时聚落定居的方式已经出现,其中泥质陶占大多数、许多陶片带有刻划纹装饰,存在形制多样的高度磨光的碗和侈口容器,提供了大量新石器晚期材料。同时还发现了磨石,砂质较粗糙,适合研磨谷类或种子。大量的研磨用石块和石臼为正石英岩,可能和开罗东部的杰贝勒-阿玛尔(Gebel el Ahmar)采石场存在往来关系。出土的石器工具主要有石镞、石刀、石镰等。
阶段III属于新石器早期阶段,存在大量红色和黑色烧过的遗迹现象,出土物主要是鱼骨和陶器,可能存在大规模的鱼类加工。遗迹现象包括被烧红的火灶遗迹和炊用器物。地层中还发现了鱼叉,烧制可以使骨器更为坚固。以上出土遗存反映了在史前和前王朝时期,聚落最初沿河而建,存在大规模的捕鱼和加工鱼类生产活动。阶段III中的鱼骨堆积可能是季节性渔猎的结果,并非长期稳定的生产方式,这一时期的聚落也有可能是季度性的聚落。阶段I和II中出土了大量石器,表明当时人们已熟练掌握石器制作技术,长期从事稳定的渔猎活动。动物骨头数量的增长,表明可能存在家畜的饲养,石镰则反映了当时存在更加稳定的、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一地区经济和技术复杂程度不断提高,反映了从新石器时代季节性狩猎到定居农业和牲畜驯化、栽培作物以及与更远的地区建立联系直到最后城邦出现的发展模式,这与梅丽姆德文化(Merimde Culture,下埃及地区的史前文化,约公元前4800-公元前4300年)的发展模式存在相似性。
“发丝痕陶器”(左)与骨制鱼叉(右,带三根倒钩,柄处有缺口用于固定在木棍上)疑似“灵魂之屋”的泥质模型除此之外,通过钻探工作以及获得的陶片遗存,可以确认本地区存在古王国时期和中王国时期地层。目前在考姆瑞布瓦(Kom Rebwa)地区的地点A的发掘工作进行到了新王国和第三中间期的地层,在这个遗址中并没有发现中王国时期的地层,但是发现了可能是灵魂之屋(Soul house)或者神庙的模型,由于物品残缺,目前并不能确定。模型上面部分为手工制作,侧边倾斜,表现出墙体的样子,内部有小隔间或者是较为随意的手工形状。灵魂之屋是中王国时期特有的房屋模型,被放置在逝者的墓中,为灵魂“卡”(Ka)提供栖息处。献祭的托盘里放着供品模型(肉、面包和蔬果)。献祭的时候,清水和饮品浇在供品上面,为逝者提供食物。
灵魂之屋考姆瑞布瓦地区存在六个主要阶段。在拉美西斯时代(阶段V),手工业特征特征明显,此时已有方形多室的窑炉,用于烧制陶器或是瓷器;大量的圆锥形的面包模具,用于制作祭祀用的面包;还存在成组的面包烤炉、谷物储仓。
面包制作模具阶段III地层中发现了保存完好的、拉美西斯时期的房屋,主要结构包括院落、厨房、主室、储藏间等。房间后面有一个平台,平台西侧有一个石柱础,在这里发现了许多大块的、已经腐败的被泥包裹的芦苇席。学者推测平台曾建有屋顶,可能由芦苇席、圆木和泥而建。出土物包括破碎的碟子、迦南样式陶罐(Canaanite amphora)、双柄塞浦路斯水壶(Cypriot jug)等。直接进入房间的门道,在来访者前面应该还有一个石台,可能是接待室。在地层表面发现陶器和食物遗存,学者推测在屋顶和石头门框倒塌前不久,这里曾举办过宴会,可能是由地震引起的突发事件,房屋很快就被毁掉,因为在更早的地层上有清晰可见的裂缝,但是还需要大量的工作去印证这一假设。通过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这一地区在拉美西斯时代至少存在两个阶段。在末期,大量的储藏设施用来生产肉和其他食物,酒来自迦南和叙利亚地区,少量精美陶器和护身符的发现表明主人生活富庶,或许是掌管王室财产、神庙财产的地方官员。同时,陶质眼镜蛇的残片表明蛇作为家庭守护神的信仰非常普遍,与三角洲西部其他地方有相似之处。阶段I由于对肥沃土地(sebakh)不均匀、超负载农垦,地层被扰乱。阶段II主要特征是出土了日常生活设施,例如烤炉、圆形建筑结构、动物围栏等,时代是第三中间期(第21王朝,公元前1069-前945年)。晚期地层中,发现了塞易特时期的遗存,包括大量的陶器,大型建筑(可能是神庙)的石块和基石,还有少数托勒密时期和罗马早期的建筑残骸,可能是拆毁建筑时的遗存。塞易特时期,在土丘的顶部用泥沙混合建筑一道墙,形成了一条东西向的深沟,沟内填满泥浆,这可能成为后来建筑的基址,随后被完全清除。地层中发现了大量从希腊地区进口的陶器,包括克拉索美奈和莱斯沃斯岛的陶罐等。除此之外,还发现了献祭小罐、装饰有羽冠和眼睛的贝斯神(Bes)形象陶器等。
双柄塞浦路斯水壶陶质眼镜蛇残片
莱斯沃斯罐
克拉索美奈罐
装饰有羽冠和眼睛的贝斯神形象陶器
托勒密时期和罗马时期的遗存主要发现于大坑的附近,目前发掘仍在进行,主要发现了托勒密末期和罗马时期的灰坑等遗迹。出土陶器中还包括少量托勒密时期在布托生产的黑陶碗,目前并不清楚这种黑陶碗是在布托制作然后买卖到其他城市,还是在布托之外地区生产的。其中,扁腹长颈带柄的饮酒器(Lagyno)仿制的是希腊地区的此类酒器,形制仿制程度不是十分高,推测也受到了时代的影响。学者认为晚王朝到罗马时期早期的赛易斯城区手工业发达,城区内和附近地区对精美陶器和炊具需求量大。研究表明托勒密-罗马时期地层中有第26王朝的遗存以及少量晚王朝和托勒密早期的遗存。塞易特末期,城市西侧部分被遗弃,直到托勒密末期被重新使用。罗马早期城镇因为罗马帝国土地开发项目被重新使用,在托勒密和罗马时期,法老时期的建筑被拆毁,成为其他建筑的原材料。
除了上述的发掘或者调查工作之外,在建立库房之前,对选定的区域也进行了试掘工作。在试掘区域,表层古代陶器和现代垃圾混合在一起,上层地层存在大量碎陶片,大部分是在本地和外地生产的泥质陶罐以及炊具、水壶和碗碟,还发现了石灰岩碎块,烧过的石灰岩、花岗岩和正石英岩碎块,时代大约在公元4世纪,即科普特时期(Coptic Period)。学者推测发现的房屋结构应该存在两个使用阶段,在阶段1主要建造了泥砖墙,设有门道,或者利用早期的结构而建;阶段2则形成围墙,可能是用干垒的矮墙建造的屋子,里面布满陶器和石块。墙基址内发现的陶器,可能是托勒密时期或塞易特时期,建于早期建筑之上。除此之外,还发现了红砖结构,应该是较大型建筑的一部分,内侧弯曲的墙、挡土墙和水窖表明这里可能是一座教堂。教堂之外的手工业区域和教堂是相关的,在之后的罗马时代晚期成为生产中心。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片区域出土了普萨美提克王室的夏勃提(shabtis)雕像,上面存在五行铭文。从工艺上看是普萨美提克二世时期的物品,但名字的特征像是普萨美提克一世。同时,在托勒密-罗马时期的地层中还发现了卧姿女性雕像、带羽冠的浮雕残片、希腊风格的红黑釉陶碗残片等遗物。
夏勃提雕像本场讲座,坎纳塔博士不仅介绍了该地的考古发掘状况,并且融入政治与环境因素的考量,全面展现了赛易斯城从新石器时代到科普特时期的历史变迁。最后,陈星灿所长向坎纳塔博士再次表示感谢,并颁发了讲座嘉宾聘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主持并点评这次讲座本文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网。讲座文字整理:贺娅辉、高伟;审核:刘国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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