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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建议将《肿瘤生物学》等“掠夺性期刊”集体拉黑
“我们想强调的是:所有107篇被撤销的论文都不是以开放获取形式出版的,因此这107篇论文的作者都没有支付文章处理费用。自2017年1月起,另一家出版社接手Tumor Biology(《肿瘤生物学》),该刊现改用开放获取形式出版。我们不对该刊当前所采用的出版形式做评论。”
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在28日给公众号“三思派”的来信声明中表示。
4月20日,学术出版商施普林格集团发表撤稿声明,宣布撤回107篇发表在期刊《肿瘤生物学》上的论文,而这107篇医学论文的主要作者均来自中国。此次大规模撤稿事件,引发了各方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三思派”于4月27日刊发了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文章《应该尽快公布“掠夺性期刊”黑名单》。该文章被各大媒体转载。随后,“三思派”收到施普林格的声明。
针对这一声明,科技日报记者29日联系了江晓原。他依然坚持此前观点。“施普林格的声明肯定是字斟句酌,非常谨慎的,在声明中说,107篇文章都没有支付文章处理费用,那杂志有没有收取版面费呢?杂志迄今都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换句话说,第三方机构向作者收取了高额费用,难道他可以一分钱不花就能把这些论文发了?”江晓原在电话里说,“不管怎么说,像《肿瘤生物学》这样的杂志,就应该列入掠夺性期刊黑名单。”
6年版面费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在关于撤稿事件的评论中,居然还在赞赏刊登了这107篇被撤论文的《肿瘤生物学》杂志的‘学术声誉’,称赞这家杂志‘高标准严要求’ ‘公正’等等。这种说法至少是出于对西方杂志相当无知的‘想当然’。”江晓原说,这是他写署名文章的原因,“大量‘掠夺性期刊’在中国赚很多钱,但是又不尽到审稿义务,目的就是为了盈利,这种杂志就应该列入黑名单” 。
江晓原说,并没有人给掠夺性期刊一个明确定义或是量化标准。“但首先一点,这种期刊每期发表大量文章。”
“《肿瘤生物学》杂志每月出版一期,我随机考察了2016年的第1期, 它发表了150篇文章,共计1378页,请问谁见过这么厚的杂志?”江晓原问道。
该杂志官网显示,在2010—2016的6年间,该杂志总共刊登了5380篇论文,据权威刊物揭露,该杂志刊登每篇文章收取的“版面费”是1500美元。江晓原分析,按照上述“版面费”价格估算,这6年它的“版面费”收入超过8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000万元以上。
因此,江晓原认为,根据《肿瘤生物学》杂志的上述表现——巨大的、几乎没有约束的篇幅;每期发表大量论文;发表论文收取高额“版面费”;审稿却不严肃认真,“该杂志就是一份被国际学术界普遍谴责的‘掠夺性期刊’”。
名不副实的同行评议
“其实在此之前没有听过‘掠夺性期刊’这个说法,在此次撤稿事件中,论文作者确有无法开脱的责任,但杂志本身也有疏于评审的责任,他们是造假生态链中的一环。”中国科技大学副研究员袁岚峰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他说,每一个科学杂志在接受投稿时,都会请投稿人提出几名推荐的审稿人;如有需要,还会提出几名要回避的审稿人。这起事件中,投稿人推荐的审稿人姓名是真实的,信箱却是伪造的,可能是Gmail、163之类。审稿系统给这些信箱发信,就发到造假者的同伙手里,他们给出的审稿意见自然都是赞成发表。
袁岚峰认为,这种作弊手段其实很容易识别。“绝大多数情况下,学术机构人员的信箱都是所属机构的专用邮箱,例如我的信箱是一看就知道属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何一个杂志的专业编辑如果看到大量以Gmail、163为地址的推荐审稿人,不感到奇怪吗?”
他继续分析道,正常情况下,学术期刊不会全都采用投稿人推荐的审稿人。一般而言,编辑会从推荐的审稿人中选择一个,还会从杂志的专家库中再选择一两位专家进行评审。“我有不少同事在国际学术期刊担任编辑,他们对每篇投稿都努力寻找对路的审稿人,工作量很可观,消耗不少时间精力,但他们兢兢业业地承担了下来,完全是为了服务整个科学共同体。”
“如果《肿瘤生物学》的编辑全部采用推荐的审稿人,只能说明他们可能连个专家库都没有,或者压根就是在糊弄。”袁岚峰说。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朱冰说,好杂志会判断是不是采用作者建议的审稿人人,但有些杂志只要钱不要水平,所以正经科学家都懒得替他们审稿,这才导致作者推荐谁他们就让谁审的状况。
给“掠夺性期刊”列个黑名单
完全以营利为目的“掠夺性期刊”其实几年前就已被学术界关注。早在2014年,一篇标题为“美国知名教授Jeffrey Beall的‘掠夺性’期刊黑名单”的博文就引起中国学者注意。
近年来,随着论文发表数量的大幅增加,以及采用开放获取(OA)出版模式期刊的发展,掠夺性期刊有愈演愈烈之势。今年3月,《自然》杂志发表文章《掠夺性期刊招聘虚假编辑》,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波兰、英国、德国的4名学者虚构了一个人物“Anna O.Szust博士”(O.Szust在波兰语里的意思是骗子),向数百份期刊投递编辑职位申请,坐等“掠夺性期刊”上钩。结果6个月内,有48份期刊回复,表示任命“骗子博士”为编辑,其中4份期刊甚至任命他为主编。
“我不能说掠夺性期刊和OA期刊之间有必然的联系,但事实是,一些在线出版的杂志由于没有版面限制,大量刊发论文,同时审稿流程不够科学严谨。”江晓原说。
一份报告显示,一些OA期刊的审稿标准通常是基于内容“合理但没有重要意义”,因此,很多OA期刊的“同行评议”并非传统意义上严格的同行评议。例如,2013年PLoS ONE刊登论文3万余篇,投稿录用率高达69%,而一般情况下,执行严格同行评议学术期刊的投稿录用率大多低于30%。对于新兴的商业性操作的OA出版商或OA期刊,其录用率可能更高,甚至同行评议也是流于形式。
在袁岚峰看来,一流机构评价研究者,基本只看一流论文,如果拿出发在低水平杂志上的论文,又没有特别的理由,是减分的。
“认真做学术的人其实不屑于在低水平杂志上发论文,那样只会有损自己的声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科研人员表示,所以这类期刊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为发论文而发论文”人群的需求,除了改进评价体系、加强科研人员自律外,应对这类期刊采取措施,才能不让科研经费白白浪费,甚至于损坏中国学术界的名声。
江晓原建议,有关部门有必要组织调查,公布一份国外“掠夺性期刊”黑名单。今后,我国作者在“上榜”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不算作学术成果,所付“版面费”不得在科研经费中报销。
“我们不能给好人和坏人定一个严格的标准,但这不妨碍我们惩罚一部分已经确定的坏人,以儆效尤。”江晓原说。
李连达和李贻奎两位院士也撰文表示,出版方审稿不严,为了获取巨额版面费,不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而是先收钱,发文章,再秋后算账,集体撤稿,给我国学术界抹黑。
“对于这类出版商的学术期刊应该进行抵制,我国学者不应再向这类失信的刊物投稿。今后在职称及学术评价中,不再承认这类出版商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作为学术评价的根据。”他们写道。
(原题为《施普林格再度回应撤稿事件,国内学者建议将“掠夺性期刊”集体拉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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