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有一门语言是“世界语”吗

一门语言总是和特定的民族、文化、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有一门语言不与任何特定文化相关联，它不属于某一国家，创立之初意在解决人类互相理解、和平相处的问题，这就是“世界语”（Esperanto）。

世界语诞生于波兰，如今仍然拥有数百万人的语言群体，而它最初只是一个波兰眼科医生的语言实验项目。

为纪念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逝世100周年，近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仲民与波兰驻中国大使馆开展了“世界语与近代中国的语言政治”专题演讲。

世界语由波兰籍犹太人拉扎鲁·路德维克·柴门霍夫（Ludwik Zamenhof）于1887年创立。其时，在柴门霍夫居住的小镇上，波兰人、犹太人、白俄罗斯人、俄罗斯人、德国人因为语言不同，族群之间经常互相敌视、互相冲突。因此，年轻的柴门霍夫寄希望于创立一门简单易学的中立语言来解决人类互相理解、和平相处的问题。

柴门霍夫于1878年从印欧语系（主要是罗马、日耳曼和斯拉夫语系）中撷取世界语的词汇和语法，创造出世界语的雏形。1887年，柴门霍夫出版了世界语第一书——《世界语基础》。

在这本只有40页的小册子上，柴门霍夫并未对语法做太多的规定，而只给出了28个字母、16条不能违反的基本规则以及基本的词汇表。会读28个字母就能读世界语，因为一字一音，发音完全规则，所有单词重音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而看词尾就知道词性，名词以“o”结尾，形容词以“a”结尾，动词原形以“i”结尾，宾语以“n”结尾；新词汇的生成靠前缀、后缀和词根合成。

2年后，学习世界语的人数就超过了1000人，世界语协会和俱乐部也在世界各地兴起。1905年，第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在法国召开，有700多人参加，世界语真正走出波兰。

张仲民介绍：“世界语初诞生那几年经历各种挫折与考验，包括其他国际共语的竞争、经费上的困难、来自各方的质疑，以及一些改造世界语的要求。但支持者的持续加入让世界语继续向前发展，一些著名人士如托尔斯泰也赞成世界语。这时世界语核心支持者其实是一批地位不高的充满自由主义理想的边缘知识分子。”

世界语的蓬勃发展与大的时代密切相关。张仲民认为，彼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世界语运动是同民族主义相背的一股思潮。由于世界语表面上是一种语言运动，要借此消除误会与战争，所以世界语运动没有得到各国政府的提防与镇压，一定程度上还得到默许甚至资助。欧洲各主要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瑞士等的一些官员与自由主义都参与了这一时期的世界语运动。”

明治维新后，日本知识界掀起学习外语的热潮。日本一批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激进知识分子都对研习世界语产生了兴趣。此后，随着世界语协会及其支部相继成立，协会机关刊物《日本世界语》创办，一批世界语教材和书籍出版，左翼色彩甚为浓厚的世界语运动在日本声势颇为浩大。

有意思的是，世界语宣言标榜世界语的中立性，但在日本接受者那里，热衷于学习世界语的恰恰都是比较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将世界语同其政治诉求紧密结合在一起。

而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学习世界语的中国人中。清末中国人接受世界语的路线有三条：一为东北途径，主要是俄罗斯商人与移居东北的犹太人传播世界语，这影响了盘桓东北的中国商人；二为日本途径，一些留日学生受到日本国内倡导世界语的影响，如创办《大陆报》留日学生、留日山西学生景梅九、刘师培、钱玄同等。三是法国途径，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留法学生吴稚晖、李石曾等，或受到居住处懂世界语的外国人游说的影响，或受到1907年在剑桥举行的第三届世界语者大会的影响，从而提倡世界语。

张仲民介绍：“清末时期，最有热情的倡导者应属刘师培、何震与吴稚晖这些无政府主义者。而民国初年主要倡导世界语的知识分子除了无政府主义者师复，还有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者钱玄同、陈独秀、区声白、黄凌霜以及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等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知识界又受到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在北大教授世界语的影响，更多的人开始学习与倡导世界语，包括黄尊生、冯省三等。”

“这些知识分子对于研习世界语的兴趣反映出时人对于世界语应用前景的希望，他们尤其希望主动走向世界，让中国摈除野蛮，以文明开化的姿态拥抱和追求世界语，尽快融入世界，并藉此打破旧有的国际权力结构，更好被各国接纳和平等对待，即后来巴金所谓‘开世界大同之路’。”

然而，与日本类似，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同样面临着不断被政治化与工具化的趋势。“1920年代后期，左翼力量逐渐主宰了世界语运动。本来左右翼政治势力都有加入。右翼的支持者希望将世界语与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结合起来。左翼支持者则希望将其视作反对帝国主义和追求民族解放的工具，主张‘为中国的自由解放而用世界语’，认为世界语的作用可以‘驱逐帝国主义之盗匪于中国国境’，‘以世界语为武器，团结全世界被压迫的大众’。”

这样的表达更契合民族主义的需要与世界主义的追求，很容易获得进步知识分子的共鸣。在中国，提倡世界语的著名人物有胡愈之、陈原、叶君健、叶籁士等人，还有鲁迅、巴金、冰心、王鲁彦、楚图南诸多作家、学者也站在支持世界语的行列。

有意思的是，世界语起到了波兰文化中介的作用。周作人就曾在《知堂回忆录》中写道：“世界语是我自修得来的，原是一册用英文讲解的书，我在暑假中卧读消遣，一连两年没有一口气把它读完，均归无用，至第三年乃决心把这五十课学习完毕，以后借了字典的帮助渐渐的看起来，那时世界语的书很不易得，只知道在巴黎有书店发行，恰巧蔡孑民先生行遁欧洲，便写信托他代买，大概寄来了有七、八种，其中有世界语文选与波兰小说选集至今收藏着，民国十年，在西山养病的时候，曾从这里边译出几篇波兰短篇小说，可以作为那时困学的纪念。”

周作人《现代小说译丛》中的七篇波兰小说都是从世界语翻译的《Pola Antologio》（《波兰文选》）转译的。

“当时延安也成立了世界语协会和世界语学校，招募愿意学习世界语的青年知识分子。由此，世界语在中国迅速得到推广，最终世界语在中国大陆的声势于20世纪80年代达到鼎盛，”张仲民说。

然而，实践与结果其实是世界语最大的反对者。对于世界语拥趸的乐观与希望，同现实中人们对学习世界语缺乏兴趣恰成鲜明对比。张仲民表示，“从一百多年前世界语引入到中国，乃至今日逐渐消歇的历史事实表明，刘师培包括其他提倡世界语的许多人，对世界语的认知都止步于一个初学者的水平，很多时候仅停留在宣传和想象的层面。他们论证过于简单化和抽象化，热情多于分析，观点也有不少重复与照搬日本乃至欧美之处，更有不少道听途说和自我标榜的成分，充满着误解与非理性因素。”

张仲民认为，世界语的倡导者太强调世界语的工具作用和实用价值，忽略了语言背后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因素。世界语在推广过程中，除了一些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与民间组织的身体力行之外，其实缺乏有效的物质与制度基础，以及稳定的、长期的践履群体和普通受众。

“此外，世界语自身属于一种力求简单明白的人造欧式语言，不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社会使用需求。而且世界语作用也并不像世界语提倡者所认为的那样大，学习的人数那么多，有足够多可供阅读的教材，像吴稚晖、钱玄同等人废弃汉文、采用世界语的主张，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对于亚洲人来讲，学习世界语的难度同学习其他欧洲语言一样，远非容易。”

张仲民说：“世界上存在的纷争、冲突企图靠统一语言或改变语言普及世界语来解决这些分歧，这样的诉求无疑是缘木求鱼。根本上，世界语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亦无法引领人类前进到一个大同时代，更无法代替中文乃至任何一种已经确立的民族语言，尤其在20世纪以来语言民族主义不断勃兴的情况下。”

尽管依靠世界语解决分歧这一目的不可能实现，但世界语的发展并未就此止步。1917年4月14日，柴门霍夫在波兰首都华沙逝世。今年是柴门霍夫逝世一百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2017年定为“柴门霍夫年”，以纪念这位杰出的波兰人。

如今世界各地都有世界语的协会或俱乐部；每年依然有数千人参加一年一度的世界语大会，还有专门针对世界语人群的交友软件Amikumu，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人用这门和平之语相互交流；波兰的亚当·密兹凯维奇大学开设有关于世界语学的硕士课程。在中国山东枣庄，还建成了一座世界语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