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螳臂馆|自觉地做无聊之事
周作人说,《孤独者》是最有鲁迅味的小说。他看得很真切。
不仅鲁迅自己曾向人透露过这篇小说写的就是自己,小说精心设计的结构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它由一系列小重复,组成“祖母—魏连殳”与“魏连殳—‘我’”之间的大重复:死的重复、送殓的重复、哭的重复、评判的重复、抉择的重复,最终是作为孤独者而生存的“生”的重复。
理解上最关键的是哭的重复。在魏连殳祖母的丧礼上,亲人们哭丧,履行如仪,魏连殳却没流一滴眼泪。在哭丧的仪节过去之后,他才终于放声大哭,“象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在魏连殳的丧礼上,一样是亲人哭丧,履行礼教之责。但这“这哭声使我不能听完”,只好退走,退到院里,又走到院外:
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象是长嗥,象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鲁迅在这里重复了对魏连殳哭声的描写,但他并不指明它是“我”所想起的魏连殳的哭声。他用结尾处这段奇妙的描写,营造出了一种介于回忆和真实发生的事件之间的状态。这哭声在“我”耳朵里,像是回忆;但它在那里“挣扎”,仿佛被“我”忍住;最后,狼一样的嗥叫终于挣扎出来,就像眼泪冲决喷涌,痛哭。
在这介于回忆和真实之间的哭中,魏连殳和“我”也交叠了起来,变成一个“他我”(这是《铸剑》里神秘黑色人的用语)。于是,“我”在回忆魏连殳的哭里无声地痛哭了一场之后,也再次重复了祖母葬礼上魏连殳的突然平静:魏连殳痛哭了半点钟,“突然停了下来”,径自走到祖母屋里,“似乎就睡熟了”;“我”也终于一身轻松,坦然走在月光地下。
小说结尾的“哭”不仅是穿透记忆而来的魏连殳的哭,也是“我”的哭。它不仅为逝者,也为自己,是“豫先一起哭”。所以,在这哭中是哭者对自己命运的认识和意志,是抉择。鲁迅把这种命运称为“孤独者”的命运。
魏连殳说,他的祖母“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去咀嚼”。“我”也对魏连殳说,“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魏连殳说他觉得自己会“继承”他祖母的命运,但他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因为这个祖母是他父亲的继母)。所以,“我”是对的,是魏连殳自己决定了对祖母孤独命运的继承。他之所以孤身一人,既是因为祖母之死,也是因为他自己的不娶;既是自然命运的降临,也是自由意志的选择。因而,在小说里得到重复的、使没有血缘关系的继承得以可能和传递的意志,与尼采的强力意志同类,而“祖母—魏连殳”与“魏连殳—‘我’”之间的大重复,也就很像“同一者的永恒轮回”。
但是,作为存在方式的“孤独者”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旧世界的祖母和主张新潮的魏连殳,有同样的“孤独”的生存?“孤独者”是立于“新vs旧”范畴之上的么?
魏连殳作了三次抉择,以三种孤独者的形式存在。“我”刚结识魏连殳时,他为希望而活。但希望本身是活的力比多,并不造成孤独的活。只有在如下情形,希望才造成一种孤独者的生存:希望曾将他提升到世间之外,而他在失败、失望并疑惧于自己的希望和自我时,却并不因此而跌落。
魏连殳能实行这样的活法,是由于他能够为残余的希望而活。为希望的残余物而活,这是孤独者的第一种形式。希望在他自己身上已经破灭了,但还象征性地留在孩子们身上。他说,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于孩子本性不坏、天真,坏的都来自环境。真是如此的话,那只要种族延续着,希望也就反复地重新开始,不会根本地灭失。鲁迅像康德演绎纯粹理性的限度那样,“证明”希望是无法被证明为无的。
这样的活法酷似中国无数失意、失败、卑微复又坚韧的父亲们的活法,活在自己的黑暗里又肩住闸门,放孩子们去光明的地方。希望破灭又残留着,让魏连殳并不生活在世间的内部,但也没有使他不关心人生而活在“城邦之外”。残留的希望从生活的内部把他从边缘处抓住了。
在不准革命的大失望中,孤独者的希望破而未灭,似有还无,似无还有。但魏连殳的处境每况愈下,流言变成攻击,最后失掉工作,生计无着。现在连孩子们都“仇恨”他。他给熟识的孩子们东西吃,他们也不再吃,见了他就逃避不及;街上遇见的很小的小孩也会“拿了一片芦叶指着”他,说“杀!”。希望的残余也消尽了。
这样的极端境地提出了最为激进的政治哲学问题,如果他毕竟还得活的话。孤独者需要的新活法,将断然拒绝对未来黄金世界实现可能性的任何依赖;它将意味着活在历史终结的地方,不以“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是否到来为转移。希望从残余变成一个假设——用哲学家的说法,叫“悬设”。孤独者凭借这个希望的悬设而孤独,而超越新与旧,而自足。他的作为悬设的希望不需要他为它而活,所以他不再为希望而活,但也并不因而就为希望的反面而活。
鲁迅并不这样提问。他的思路是模糊不明的(可以参看《出关》和《采薇》两篇),或者是跳跃性的,比如这篇《孤独者》。魏连殳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停留在由希望曾经带给他的孤独之中。他的第二种活法是为希望他活下去的人而活。
希望好像整个没有了。从残存的希望并没有达到假设,而是到达了虚无,“自我”也连同这希望一道归于无(“不配活”。我们常常会在鲁迅的作品中读到“我已厌弃我自己”这样的话)。然而,这虚无又不得不用另外的东西来填补。魏连殳用希望我活的人代替了希望和他的“自我”。严格地说,这个活法一直是魏连殳活法中的一个部分,只是在他的希望破灭之后才单独地成为活法本身。
这种活法是《孤独者》和《在酒楼上》共有的内容。《在酒楼上》的整个主题都是这第二种活法,用小说主人公吕纬甫的说法,我们可以管它叫“自觉地做无聊之事”:他从山东回S城做的两件事,都是无聊之事,但都是他愿意做的。
其中有一件事——吕纬甫为安慰母亲而给他夭折的兄弟迁坟——似乎经过变形,变成了《孤独者》里魏连殳为他祖母送殓的情节。亲族们害怕这个“外国人一样”的革新派,不守旧习,坏了送殓的仪节(也许你会想起胡适),于是提前动议,商量对策。没想到魏连殳悉数同意了旧礼的要求。族人们感到意外,想看热闹的旁人则更觉得失望。这个主张“家庭是应该破坏”的魏连殳,在这场丧礼上,大约比任何一位固守旧礼法的人都更好地遵守了旧礼:他给逝者穿衣,“那衣服也穿得真好,井井有条,仿佛是一个大殓的专家,使旁观者不觉叹服”(我们可以对比魏连殳的“亲人”给他所穿的衣——“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魏连殳的守旧礼,竟使“站在我前面的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太太”发出“羡慕感叹的声音”,那仿佛是在说,她百年之后也愿有这样的儿孙给自己入殓。
不合旧例的是魏连殳的哭:凡哭丧的环节,他不曾哭,“只坐在草荐上,两眼在黑气里闪闪发光”。大殓结束,人将散去时,他倒放声地哭了,“这模样,是老例上所没有的,先前也未曾预防到,大家都手足无措了”。守老例的人在真正的悲痛面前只是不知所措。
鲁迅用了整篇小说五分之一多的篇幅描写这场丧礼,又用五分之一的篇幅描写“我”在魏连殳丧礼上的见闻;他使用双重的对比,呈现了魏连殳这位孤独者为爱他的人(为愿意他多活的人)而活的活法:魏连殳的守礼对比他那出格的哭;魏连殳给他祖母入殓的情形,对比亲人给魏连殳入殓的情形。
在这个双重的对比中,我们也许能够理解新与旧在魏连殳身上重新化合的效果。魏连殳的守礼与出格,全部出自他的“诚”。他那“外国人”似的新眼光,借助他对祖母的爱,看到了旧礼的真实内容。他这个弄新潮的人,反而令旧礼仪有了生命。
《在酒楼上》的吕纬甫也是如此。他也是那种曾经为议论改革中国而争吵而打架,而去神庙拔神像胡子的热血青年。在改革希望落败之后失魂落魄的日子,他自愿地做着在新思潮看来是无聊的事。但我们看他在给他兄弟迁坟时的场景,看他的“小心”,看他的“仔仔细细”,仿佛所有的泥土都复活了:“我的心颤动着,自去拨开这些,很小心的,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
可以出于爱而自觉地做无聊之事。这是孤独者的第二种活法。为了这爱,魏连殳愿意迁就,“愿意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但鲁迅设想了它的局限性:如果那些愿意我活的爱我者一个都不存在了,那又该怎样呢?对于魏连殳来说,这是最彻底的失败。他在投奔军阀,做了师长的顾问而发达之后,给“我”写了一封回信:
你看,有一个愿意我活几天的,那力量就这么大。然而现在是没有了,连一个也没有了。同时,我自己也觉得不配活下去;别人呢?也不配。同时,我自己又觉得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好在愿意我好好地活下去的已经没有了,再没有谁痛心。使这样的人痛心,我是不愿意的。然而现在是没有了,连一个也没有了。快活极了,舒服极了;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
他再一次作了抉择,实行了孤独者的第三种活法:为所憎恶的而活。第二种活法的不自足在于“愿意我好好活的人”自己就活不下去。“这人已被敌人诱杀了。谁杀的呢?谁也不知道。”可是,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谁杀的呢?不正是那些不愿他活的人“杀死”了那些愿意他活的人吗?他不知道那个具体的诱杀者是谁,但他却知道他是敌人。现在他要为这些所仇恨的人而活。
所谓为了所憎恶的而活,这在鲁迅自己身上,指的是与这些人论战,争斗,复仇,毁灭。既然亲者已经不在,就无所谓不让亲者痛;于是只剩下不让仇者快了。但为了活着而不让仇者快,便要“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这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让“我胜利了”呢?
也许在双重的意义上,魏连殳“胜利”了。其一是他活着。就像他祖母死去,“连先前竭力欺负她的人们也哭”,魏连殳一度冷清了的客厅又有了“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势利的孩子们又围着他,受他的挑逗。旁人艳羡他。关于他的流言曾经变成攻击,如今又成了“魏大人”的逸事。他可以“脸也抬高起来,气昂昂的”。但这一层胜利对魏连殳来说,是无聊的。
真正堪称胜利的,是第二重。魏连殳身染重病,“新的失眠和吐血”,但他并不凭借新的荣华富贵来救自己。他放任更多的吐血,“总是高高兴兴”从而任“谁也没理会”。他不看医生,并终于以这样的方式置自己于死地。他首先活成他所憎恶的样子,然后将自己“处死”,以便对所憎恶的完成他的复仇。孤独者的这第三种活法之所以孤独,不是因为他逢场作戏,人格分裂;而是因为他对自己、也对异己的同归于尽式的复仇,并不创造,只是毁灭。
这算是孤独者生存的极限吗?因此它是最深刻的孤独者吗?我看未必。我们对鲁迅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可以肯定的是,一种自我消灭、自我瓦解的生存方式,不是自足的生存方式——不仅在经验上不自足,在逻辑上也不自足。它“把悲伤留给自己”。但这父亲式的献身,也像极了用自己曾失落了的希望对子嗣们的引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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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林刚,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哲学想要解释一切,政治想要改造一切。政治哲学探讨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它是两种有关“一切”的态度相遭遇的边疆地带,既连接,又区隔。我们用一些微弱的文字,在这块边疆地带建造一座叫做“螳臂馆”的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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