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性战争与全球史价值 ———评奥兰多·费吉斯《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

19世纪中叶，世界正处在新思潮动摇旧制度、新霸权挑战旧秩序、新科技革新旧生产的大变局时代。这一时期，发生于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源起于宗教纠纷、东方问题、西欧社会恐俄情绪等欧亚大陆新旧矛盾，将英国、法国、俄国、奥斯曼帝国、奥地利帝国、撒丁王国等大国卷入战火，对19世纪后期世界霸权力量的新陈代谢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研究近代国际格局和大国政治的重要样本。

克里米亚战争的规模和损失十分巨大，它是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百年间欧洲大陆发生的最大规模军事冲突，造成超过75万军人阵亡或病死，其中约三分之二是俄国军人。然而，克里米亚战争的伤痛似乎被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掩盖了，参战国的大众传媒如今已很少提及这场战争，有关战争的纪念活动寥寥无几。鉴于此，当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的《克里米亚战争》一书在中国大陆出版时，译者为其添加副标题“被遗忘的帝国博弈”，可谓恰如其分。

一、著书背景与篇章结构

《克里米亚战争》英文版首次出版于2010 年，原标题为The Crimean War:A Hsitory。作者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Figes)生于1959年，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博士，现任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历史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近现代俄罗斯与苏联历史。他的一系列解读沙俄和苏联历史的著作如《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社会生活》《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兼具学术价值和优美文笔，被誉为该领域研究的一流著作。

在费吉斯叙写克里米亚战争之前，美国、俄罗斯、欧洲学者关于这场战争已有一定研究，特点如下:首先，研究成果跨多学科，涵盖军事学、医学、文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等领域，涉及军队供给体制、医疗保障甚至摄影技术等细分领域。其次，研究的国别角度丰富，不仅站在英、法、俄、土等参战国角度分析，还专门研究了美国[欧弗罗西娜· 马尔科夫(Eufrosina Dvoichenko-Markov)]、日本[保罗·埃克尔(PaulE.Eckel)]、爱尔兰[大卫·墨菲(David Murphy)]以及鞑靼人[马拉·科泽尔斯基(Mara Kozelsky)]与战争的互动关系。最后，专题史研究有所创新，从传统史学过渡到社会史、文化史、科技史，但全球史研究创新不足。具体来说，约翰·斯威特曼(John Sweetman)基于军事视角对克里米亚战争的过程、节点进行梳理，在战场技术参数和参战伤亡人数上给出精确数字①。斯特凡尼·毛尔科维奇(StefanieMarkovits)从英国社会文化角度进行研究，分析战争中首次出现的现代传播方式如何促进英国报业、文学、音乐和美术发展变化，以及这些战争文艺对英国中产阶级战争态度的影响②。哈坎·克勒姆勒(HakanKirimli)从移民史角度，考察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大批鞑靼族穆斯林有组织地迁入奥斯曼领土的行为，认为原因包括鞑靼与俄罗斯的民族矛盾、奥斯曼作为哈里发的宗教责任感等，结果是改变了克里米亚半岛的人口构成和未来归属③。林恩·麦克唐纳(LynnMcDonald)运用统计方法分析克里米亚战争的士兵伤亡数据，指出野战医院卫生环境对伤员救治的显著影响，分析南丁格尔在战场医疗救治中的得失，认为克里米亚战争是英法军事医院发展的开端①。

相比于前人著作和研究成果，费吉斯的《克里米亚战争》在写法上有两大新颖之处:一是历史素材来源的多元、翔实、丰富。用费吉斯的话说，本书是“第一部资料大量取自俄罗斯、法国、奥斯曼帝国和英国文献的书”，除战争进程的正史叙事外，穿插和引用国王和大臣的信函、战地记者的报道、参战官兵的口述、普通民众的回忆，生动描绘了战争技术、将士心理、公众舆论如何作用于这场工业化时代的“新式战争”。二是全面介绍了战争原因和影响。在描写军事斗争之前，作者首先将战争嵌入19世纪中后期的国际背景，论述宗教纠纷、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对主要参战国一系列决策的作用，分析这场战争与帝国、民族、宗教等要素的相互影响，体现出一位优秀历史学者的视野纵深。

本书中文版于2018年出版，全书700余页，约60万字，主体部分含序言、十二章正文和长篇结语。全书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第一章至第四章，主要讲述克里米亚战争前的国际形势，分析各国参战动机及动员过程。19世纪中叶，东正教与天主教的矛盾、奥斯曼帝国衰弱造成的权力真空、英法俄对境外利益的空前诉求、东欧巴尔干民族主义的觉醒，都使大国博弈态势日趋激烈，拿破仑战争后的和平条约变得十分脆弱。

本书没有就战争写战争，写成简单的战场纪事，而是用长达三分之一的篇幅铺陈背景，这对理解历史事件起着基础性作用。

第二部分是第五章，主要讲述俄土摩擦和战争爆发。克里米亚战争的第一阶段是奥斯曼帝国(亦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俄国之间的双边对抗，时间从1853年10月至1854年2月。从17世纪后期起，土俄两国以黑海为中心频发战事，克里米亚战争也被称为第九次俄土战争。1853年6月，俄国出兵占领多瑙河下游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在耶路撒冷宗教事务上向伊斯坦布尔施压。10月，俄土两国相互宣战。最初的冲突发生在黑海以东的高加索地区。11月，俄国海军在黑海南岸港口锡诺普重创奥斯曼帝国海军，激起土耳其人的民族情绪，并迅速在英、法引发对土耳其的同情和俄国扩张的警惕。

第三部分是第六至第十章，主要讲述战争的升级和白热化。克里米亚战争的第二阶段是1854年3月之后，英、法、奥地利、撒丁王国卷入战争，俄土冲突上升为多国战争，作战地点从多瑙河下游转向克里米亚半岛。1854年春，英法两国对俄宣战并将联合舰队派往黑海水域，用四个月时间迫使俄军撤出黑海以西的多瑙河下游地区。为进一步打击俄海军力量、抑制俄扩张野心，英法将战火扩大到黑海北部、属于俄领土的克里米亚半岛。随后两年，围绕夺取克里米亚半岛控制权，参战双方相继发动阿尔马高地战役、巴拉克拉瓦战役、因克尔曼战役等，英法联军还对塞瓦斯托波尔进行了长达9个月的围困，堑壕战和炮击令双方付出巨大兵力损失。

第四部分从第十一章至第十二章，主要讲述战争的结局和影响。塞瓦斯托波尔是克里米亚半岛南端的天然良港，也是俄海军黑海舰队司令部所在地，几个世纪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塞瓦斯托波尔是战争的焦点，英法联军在此展开长达300多天的围困战，通过大规模炮击和堑壕战消磨俄守军战斗力，终于攻陷了这座城市。在失败的俄国一方，塞瓦斯托波尔的坚守和失利被塑造成英勇顽强的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体现，在俄罗斯国家身份认同的建构上具有重要意义，被托尔斯泰誉为“塞瓦斯托波尔的史诗”。1856年的主题是和平谈判。参战各国签署《巴黎条约》，确认了黑海非军事化原则，确认多瑙河两公国为自治国家，其主权归奥斯曼帝国，终结了俄国对两公国的保护权。《巴黎条约》暂时约束了俄国在黑海地区的扩张态势，但并未根本缓和列强对世界霸权和全球利益的激烈争夺。

总体上看，克里米亚战争被特殊的时代背景赋予诸多内涵，已经超出常规的地区性武装冲突，扩展为一场国际战争、霸权战争、科技战争甚至舆论战争。

二、理解克里米亚战争的三组关键词

费吉斯比较充分地论及了克里米亚战争的复杂性质，但其书中时间轴线的叙事、穿插运用的史料、详略不一的描写，不利于非专业读者从总体上把握克里米亚战争的特点。通览全书，笔者将这次战争提炼为三组关键词。

第一组关键词:局部与全局(局部性的武装冲突和全局性的起因、影响)

首先这里所说的局部，是相对意义上的局部。克里米亚战争的主要战役发生在环黑海地区，包括安纳托利亚北部、多瑙河下游、高加索山区和克里米亚半岛。同时战火蔓延到参战双方势力角斗的诸多角落:在波罗的海，英国海军计划进攻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在白海，英国海军炮击了俄国在白海的政治经济中心索洛维茨基的修道院。英法并未动员的殖民地兵力，这次战争因而基本被限定在黑海区域，没有演化为一场世界大战式的全局对抗。

虽然战火集中在局部地区，但克里米亚战争自始至终牵动着诸多全局性问题。自17世纪俄土两国围绕黑海霸权已经爆发过八次战争，但直到克里米亚战争才显露全局性意义。因为它不以争夺克里米亚半岛为目标，也不单是俄国与奥斯曼在黑海矛盾激化的产物，它由域外矛盾推动、被域外大国主导、以争夺全球霸主为目标，体现出有别于以往地区性战争的新特征。

在本书前四章中，作者论述了宗教纠纷、东方问题、民族意识、恐俄情绪在战争策源过程中的作用。这是当时整个欧洲和西亚的矛盾聚合，在地理上英法等国与克里米亚半岛并无明显交集。但这些全局矛盾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局部战争中爆发，其背后是新老强国利益布局的全球化及全球争霸时代的到来。

19世纪四五十年代，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已基本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初步建立海外殖民体系和贸易网络，形成遍布全球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同一时期，沙皇俄国的西化改革并不彻底，但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和疆域资源支撑着俄国对外扩张的野心，俄国尤其觊觎处于衰落中的奥斯曼帝国领土。奥斯曼帝国作为地跨三洲、囊括多宗教多民族的老牌大帝国，其对边远行省的控制力已严重弱化，北非地方豪强拥兵自重，以基督教徒为人口主体的巴尔干地区民族独立浪潮此起彼伏，帝国沦为所谓的“西亚病夫”。在此背景下，欧洲的均势和平结构受到冲击，拿破仑战争后建立的维也纳体系开始松动，新老强国在宗教、经济利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日趋明显。一场重新进行话语权和利益分配的战争已经呼之欲出。

战争既是国际政治的延续，也是国际格局新陈代谢的催化剂。从欧洲体系的角度看，克里米亚战争打破了长期以来维持欧洲秩序的俄国—奥地利保守主义联盟，为意大利、罗马尼亚等民族国家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从国别史的角度看，克里米亚战争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参战国历史进程。在第十二章《巴黎与新秩序》及结语《有关克里米亚战争的神话与记忆》中，我们看到:克里米亚战争对英国民心向背和公民参政的影响;对俄国亚历山大二世农奴制改革的刺激;对奥斯曼帝国“坦泽马特”改革时代的影响。

第二组关键词:战争与和平(战争的空前残酷性与军事约束机制的初现)

一方面，在工业革命成果及新式装备的助力下，克里米亚战争的残酷性是空前的。费吉斯认为，克里米亚战争是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战争。这场战争是近代科技战争的开端，现代来复枪、蒸汽机船和铁路等新工业技术被投入战争，兵力兵器、军事技术进入飞速发展阶段，对火炮枪械和水雷武器的改进起了推动作用。许多新的战争手段登上历史舞台，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

这场战争还兼具传统战争与现代战争的特点，在作战指挥上留有传统战争的痕迹。遗憾的是，指挥方式上的落后加剧了无谓的伤亡，最典型的事件是英国军队“轻骑兵冲锋”。本书第八章用生动的素材重现了巴拉克拉瓦战役中英军轻骑兵的冲锋场景。书中这样描写道:“烟雾浓得让人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到处都有战马和骑兵倒下……(一名军士的)脑袋被一颗加农炮弹打飞，

但是无头的身体依然坐在马鞍上，继续向前了约三十码，长矛依然紧紧地夹在他的右臂下。”克里米亚半岛寒冷的冬季、攻守相峙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以及旷日持久的阵地堑壕战，都给参战方增加了获胜难度，也造成了更多伤亡。

在战争期间，英国利用海军优势在白海、波罗的海、远东堪察加半岛对俄海军进行打击或压制，牵制了俄方部分兵力，在战线后方造成一定社会恐慌。这种机动战术，是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的双重果实，也预示着新兴海洋霸权相对老牌陆地霸权不断扩大的优势。

另一方面，人类对和平的追求与残酷的战争相伴随。电报、交通、军事医学上的一些重要发明出现在克里米亚战场上，为此后医疗后勤保障、媒体监督、民众反战思潮的发展提供了土壤。

战场医疗方面，俄国医生尼古拉·皮罗戈夫(NikolaiPirogov)在塞瓦斯托波尔建立医疗救护站，创建伤病员分流系统，广泛应用麻醉手术，极大提高了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联军方面，英国护士弗洛伦丝·南丁格尔(FlorenceNightingale)更是家喻户晓。南丁格尔出身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1854年11月她奉命带着38名护士抵达斯库台，管理医疗救护站，挽救从巴拉克拉瓦战役中撤退的大批伤兵。按照书中的史料，南丁格尔在斯库台的医疗活动并不成功，英军医院里的死亡率从8%骤升至52%，后来查明是由于医院下水道系统渗漏，导致许多污水渗入饮用水中。尽管如此，南丁格尔以其爱国热情、无畏精神、专业技术被塑造成英国的国家神话，被称为“提灯天使”的她成为世界护士精神的象征。

交通工具和通信手段便利了信息传播。战地记者作为新的职业登上舞台，借助新铺设的海底电缆，新闻稿可以在几个小时内从战地前线传到伦敦编辑部，随即登上《泰晤士报》。刚刚发明的摄影术也被派上用场，后方有幸通过战地记者拍摄的照片看到前方战场的真实情况，克里米亚战争也是第一场公众得以及时准确看到照片的战争。

当时，西欧已经历过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洗礼，公民权、有限政府等权利意识深入人心。在宽松的社会背景下，新闻传播方式的进步使民众可以参与战争话题的讨论，大众传媒蓬勃发展、民众声音充分表达，对政府战争行为的制约机制初具雏形。例如，《泰晤士报》记者威廉·罗素发回了大量详尽报道，曝光了军队当局的种种失误，以及部队恶劣的生活条件，报道激起的公众批评很快影响到英国内阁决策。《泰晤士报》还时常刊登军官和士兵的来信，揭露部队悲惨的生活条件，引发了职业精英(报社主编)与特权贵族(高级军官)之间关于新闻自由的争斗。

第三组关键词:宗教与民族(宗教矛盾与民族主义在战争中的作用)

宗教与民族在意识形态领域是相互联系又彼此区别的概念，核心都是身份认同问题。宗教因素是克里米亚战争的导火索，但真正使战争不断升级的助燃剂却是民族主义。

克里米亚战争的触发点在巴勒斯坦的宗教纠纷。巴勒斯坦属于奥斯曼帝国领土。19世纪，铁路和蒸汽船的出现为朝圣者前往巴勒斯坦提供了便利，来自欧洲各国的大量旅游团和朝圣者纷至沓来，法国天主教会、俄国东正教会在巴勒斯坦购地置业、扩充势力范围。俄罗斯人把耶路撒冷视为“东正教帝国”的精神家园，通过在圣地的宗教活动，拉拢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信众。俄国势力的快速扩张引起法国警觉，后者为确立自己作为天主教徒首要保护者的地位，于1843年在耶路撒冷建立领事馆。一方是法国支持的天主教徒或拉丁人，一方是俄国支持的希腊人，双方在谁应该控制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和伯利恒的圣诞教徒的问题上互不相让。

1846年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复活节正好在同一天，两个教派关于谁拥有圣墓教堂优先祭祀权的争执达到白热化程度，最终导致圣墓大教堂枪战事件，造成至少40人死亡。基督教内部两大教派的流血事件，使法、俄陷入一场关于谁能控制圣地的外交危机，彼此敌视、相互攻讦。1852年12月，奥斯曼苏丹颁布敕令将圣地保护权再次还给法国，引发俄国强烈不满。

费吉斯指出，宗教纷争不仅仅是一个欧洲列强发动战争的借口，或者现代人解释战争之“愚蠢”和“没有必要”的理由。他认为，历史学家们以往低估了克里米亚战争的宗教动机，宗教在19世纪具有相当的重要性。甚至在当代，从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到21世纪初伊斯兰极端武装的崛起，都表明宗教动机在战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19世纪是欧洲民族国家大为发展的时期，在民族主义潮流强烈推动下，欧洲各民族纷纷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克里米亚战争的参战国，可以分为两类国家，一类是俄国、奥斯曼、奥地利等多民族的旧式大帝国，普遍面临着民族主义蔓延带来的国家认同危机:沙皇俄国坚持以宗教构建国家认同，主张对境外东正教徒的保护责任，却对境内鞑靼族等穆斯林族群缺乏凝聚力;奥斯曼帝国

面对国力衰弱和境内少数民族独立要求，推出“奥斯曼主义”等世俗国家理念，但“东方问题”已积重难返;奥地利帝国内部民族矛盾也十分尖锐，整个帝国是非常不稳定的政治体。另一类国家是英国、法国，它们早在18世纪已完成民族国家建构，形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政治实体与认同，实现了相对稳定的领土和人口构成，率先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建设现代国家的道路。

从某种意义上讲，克里米亚战争将新式民族国家与传统的多民族帝国一同推上战争竞技场。在这场较量中，多民族的老牌帝国难以动员起境内少数民族的力量。比如，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人、巴尔干和多瑙河地区信奉东正教的诸民族主义者，都没有与地理概念上的母国形成效忠关系，客观上制约了俄国、奥斯曼军力的发挥。英法两国在战争动员时效率更高，职业化军队的身份认同更加稳定。

民族和宗教之外，政治意识形态也成为战争动员的武器，这似乎预示了引发20世纪若干战争的思想动力。英国将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的一个原因归结为“英国精神，即热爱自由、致力于保护弱者对抗欺凌”，主张为捍卫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自由而战。西方社会给俄国贴上专制主义标签，恐俄派政客和知识分子进行舆论造势，将《彼得大帝遗嘱》视为俄国扩张主义外交政策的决定性依据，提倡对俄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

透过三组关键词可看到，克里米亚战争蕴含着鲜明的时代色彩，与19世纪中叶一个加速形成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相呼应。那个转型时代，科技迅速发展、资本和贸易全球化，建立霸权国家和垄断体系成为现实可能，克里米亚战争也因此有别于以往争夺土地、财富、殖民地等实体战利品的战争，其最高目标就是世界霸权。

三、阅读感受

本书不是单纯面向历史学界的理论专著，还兼顾广大非专业读者的阅读体验，出版后屡登畅销书榜单。即使如此，本书的学术创新依然可圈可点。

第一，费吉斯用翔实的史料全方位展示了这场战争从源起到结局的细节，再现了残酷的战争场景。费吉斯借鉴近年来史学研究新方法，材料不局限于官方记录、政府邸报，而是广泛引用参战各方、各群体的叙述，包括军官回忆录、士兵书信、历史报刊、记者手稿等，给读者以身临其境之感，使读者有机会感受现代早期战争中个体的离合悲欢。在材料的收集丰富度上，费吉斯达到了之前研究者未有的高度。

第二，本书全面反映了地缘政治、文化与宗教等因素是如何影响主要参战国介入克里米亚战争的，这也是费吉斯自认为的一大优势。本书第一章对战争之前围绕耶路撒冷的宗教纠纷进行了系统回顾，对既有研究成果进行了较好的取舍和生动的展示。当然，费吉斯说以往“没有能力讨论这场战争爆发的宗教原因、‘东方问题的复杂性’、黑海地区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关系”等，是不太全面的。

第三，费吉斯的笔触超出了政治史、军事史，对其母国(英国)和研究对象国(俄罗斯)的文学、艺术、音乐亦有涉猎，书中引用大量诗歌、绘画、民谣，使遥远年代更加鲜活。如书中列举英国画家伊丽莎白· 汤普森(Elizabeth Thompson)创作于1874 年的画作《战后点名》(Calling the Roll after Engagement， Crimean)，该作品跳出传统战争画作的英雄崇拜，直击战争的真正实景，具有很强的冲击力。

此外，费吉斯的一些观点值得探讨。例如，“克里米亚战争是一个关键分水岭，打破了长期以来维持欧洲秩序的俄罗斯—奥地利保守主义联盟，让一些新兴国家，包括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德国得以诞生”。这场战争能否称为“分水岭”，以及对欧洲民族国家独立浪潮的作用有多大，是值得探讨的。历史往往不能以某一个年代或某一个事件为标志，一刀切地划出一个时代。19世纪中叶前后的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是由包括克里米亚战争在内的若干事件共同推动的，比如工业革命的成功、民族主义的传播、世界殖民体系的建立、自由政治思想和公民权利意识的上升，等等。

费吉斯在书中论及民族、宗教与克里米亚战争的关系，但缺乏从全球史角度对克里米亚战争的全局观察。费吉斯作为一名专注俄罗斯国别史研究的学者，优势是掌握丰富材料、善于挖掘历史细节，但在涉及国际关系史、全球史等宏观议题时未免有些隔靴搔痒。如果能进一步将民族、宗教、国家利益等因素放在全球史和现代化语境中加以论述，本书的格局视野和学术意义或能有新的突破。从写作层面，文中对材料大篇直接引用，有些文献太过琐碎，缺乏提炼和深度分析，影响了阅读流畅度。

抚今追昔，克里米亚战争犹如一面“历史之镜”，映照着19世纪中叶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考察国际关系史、全球史和区域国别史的重要剖面。阅读此书，也启示当代研究者关注长期被“遗忘”的环黑海地区———这里是俄罗斯的南大门，北约东扩的前沿阵地，也是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北疆。21世纪以来，从俄格战争到乌克兰东部冲突，再到2018年刻赤海峡冲突，波诡云谲的黑海地区是理解当代俄罗斯与西方裂痕的切入口，具有值得关注的研究价值。

作者：秦彦洋，北京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助理、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本文首发于《北大区域国别研究》（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