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赛曲”：时代与社会变迁刻度表

原创 雷颐 中华读书报

正在北京举办的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汇聚了人们的目光，也让冰雪运动项目由冷而热，成了全民热议的话题。不难预测，接下来，我国参与冰雪运动的人口将显著增加。

与冰雪运动大众化有共通之处，马拉松进入中国四十年来，也经历了由封闭到开放、由少数专业人员参与到大众普遍参与的过程。再反观其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体制、观念、科技乃至日常生活的种种深刻联系之处，值得思考的地方还有很多。

这些年，身边跑马拉松的朋友越来越多，不必说中青年，就是“年过花甲之辈”，跑马拉松的也越来越多。半程全程，跑团跑圈，到全国各地跑甚至出国跑……跑马拉松已经蔚然成风，成为许多人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一种新时尚。马拉松在中华大地可谓遍地开花，衡水、婺源、根河、儋州、巴彦淖尔……全都举办过“马赛”。然而，马拉松进入中国才不过四十年，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年头更短。《马拉松大时代》（张路平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21年出版）逐年详细记录了马拉松从1981年到2020这四十年的“入华史”，细细研读，深感这部中国“马赛曲”其实是这四十年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体制、观念、科技乃至日常生活发生深刻、广泛变化的编年史。

爱国与开放

1981年3月20日晚，中国男排以3：2逆转韩国队取得世界杯参赛权，举国若狂，大学生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一场体育比赛的胜利，成为爱国主义的强力催化剂。

在这种背景下，在北京举办马拉松赛事，以此向世界显示中国人组织重大赛事的能力的建议提了出来。国家体委国际司的处级单位“中国体育服务公司”接到任务。举办马拉松需要相当大的资金，此时改革开放刚刚破冰启航，百废俱兴，政府一时尚无财力办此赛事。但这毕竟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一年前，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获批成立，随后一大批外企进驻中国，开拓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一家外企为北马提供了赞助，东京广播公司（TBS）提供电视转播主要设备，包括开道用的摩托车。中国第一个马拉松顺利举行，并前所未有地进行了电视转播。此后举办马拉松的城市有大连、杭州、上海、西安、广州、海口、扬州……几乎所有城市的“马赛”主要都是外企外资赞助，如全日空对“大连马”的赞助直到2015年。并非承办者不爱国、不找中国公司和企业。甚至在1992年中国经济已开始腾飞、有实力的企业已经不少，“北马”招商时首先想找中国公司、企业寻求合作，无奈当时本土企业品牌意识不强，“北马”找了一圈还是一无所获，仍是外企赞助。直到十余年后，中国企业、公司才有此意识，也有此资本，开始大量进场，与外资角逐。

1981年，北京举办第一届国际马拉松赛事，有包括中国在内的12个国家和地区的86名选手报名参赛。此次马拉松赛，国外选手的最好成绩是由瑞典的谢尔·埃里克斯塔尔创造的2小时15分20秒，中国选手的最好成绩由彭家政跑出，为2小时26分3秒。（图片来源：北京日报图片库）

马拉松在中国的起步，以及1981-1988年中央电视台的北马电视转播，外企外资功莫大焉，从中可以看出“开放”的意义。如果放宽视野，可以看到，多年后一些新兴企业如阿里巴巴、腾讯、美团，乃至现在大名鼎鼎的科兴生物，在事业初创时亟需创业资金，遍求本土有关机构，不获回应。而软银集团、南非MIH、永恩国际、红杉资本等国际投资机构独具慧眼，冒险投资，结果获利丰厚，有的甚至得到数千倍回报。近年来，中国本土投资机构受此启发，也纷纷投资有潜力的创业者，不少也大有斩获。这个过程与几十年前马拉松起步、发展过程几乎一样，本质上都是开放的产物。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马拉松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成绩迅速提高。1985年，日本著名教练竹内伸也在南京体院讲学，发现女学生赵友凤是马拉松奇才，帮助赵在1986年作为交换生到日本学习。1988年3月，赵就在名古屋国际马拉松上夺冠，五个月后就在汉城奥运会上取得第5的好成绩，成为“兵败汉城”中的一颗卫星。非洲以盛产长跑运动员著称，中国干脆固定派运动员到非洲进行“非训”，男到肯尼亚，女到埃塞俄比亚。

中国“马赛曲”荡漾的那种爱国而开放、爱国而不排外的旋律、情怀，确实值得珍重。

从专业到大众

1980年10月，中国破天荒派三人参加第11届纽约马拉松。中国选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纽马完全是城市大狂欢，有43个国家的一万四千多名选手参加。而很长一段时间，马拉松在我国只能是专业选手参赛。1981年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只有外籍选手22名，国内选手39名。马拉松大众化，似乎难以想象。

不过，跑步在我国很有群众基础。1983年，成都两名爱好者找到市体委，申请办马拉松，当然未获批准。但这两位并不甘心，自己动员60名参赛者，自愿签下“生死状”，每人捐献一元，另从一家企业找来30元赞助，终于在1983年2月底举行。毕竟是大力提倡解放思想的年代，对“新事物”，成都市体委、政府虽未批准，但并不禁止，而且提供了必要的协助。有了官方对新生事物的这种态度，因此才可能有各种创新。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从一开始就主张、呼吁、推动中国的马拉松大众化。他倡议在中国组织万人马拉松，以宣传奥林匹克精神和理念，比赛应向全社会开放。而且他表示，国际奥委会将提供赞助。1985年4月，北京举办了中国首场万人马拉松。为进一步推动马拉松大众化，成都这种自发的“群众马拉松”引起了萨马兰奇的注意，1986年第四届比赛，他以个人名义赞助一万美元，当时还真是一笔巨款。

虽然有万人参加，但毕竟没有制度化，对社会的开放程度也非常有限。北京马拉松的国内选手一直按计划经济模式分配名额，并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参赛，外加解放军单独组队，1986年增加了计划单列市、行业体协和北京体育大学为组队单位，后来又对个别工厂开放，许多酷爱跑步者被拒之门外。中国马拉松，依然是“专业”的。马拉松大众化，看似参赛人数的多寡，其实却是体制的既广且深的大变化。变化之大，没有改革的时代氛围是难以完成的。

1992年“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两年后，体育领域的重大改革是将国家体委对运动项目的直接管理变为间接管理，采用“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来开展、管理项目。改革的中心是改变单纯依赖国家投入的办法，在国家体委宏观调控下依托社会，面向市场，形成有自我发展活力和后劲的体制与良性循环机制。新成立的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作为马拉松项目的顶层设计者决心向国际田联学习，学习怎样“找钱”，中国的马拉松也大步市场化。只有大众化，才有市场，才能“有钱”。到1998年，将竞技体育成绩作为唯一衡量标准的马拉松赛事评价体系也发生变化，直接的结果是“北马”向社会大众全面开放，从仅限专业选手参加扩展到向全社会开放，并增设半程、10公里、小马拉松（4.2195公里），报名年龄也降至13岁，关门时间从3小时延长到5小时。正如作者所说：“这是中国马拉松在组织上向国际标准和国际惯例靠拢的重大举措。”“这一历史性手笔，来自体制改革和市场倒逼。”此后，中国马拉松一支两脉，庙堂和市井：庙堂即专业，主打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亚锦赛、世锦赛；市井即草根，参加城市马拉松，全民狂欢。

1998年被誉为“大众马拉松元年”，折射出一个变革时代社会、体制和体育价值观的深刻变迁。这种变迁，是国际奥委会这种外部性因素不断作用，国内经济、社会变革和政府体制变化、职能转变的共振结果。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许多方面的写照。

体制内与体制外

点滴渐进改革、经过基层创造试验，然后得到高层批准成为国家正式政策、制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方法。中国马拉松改革也不例外。

在1992年“南方谈话”的大背景下，1993年，一名长跑教练自筹资金开设了全国第一个田径俱乐部：棒棰岛啤酒田径俱乐部，不久就得到国家体委的批准。这是国内田径界首个真正意义上的“个体户”。1979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诞生了第一批“个体户”；十几年后，一向是只有“体制内”的体育领域，也终于开始出现“体制外”的个体户。经济个体户改变了一大批人的命运，刚刚诞生的体育“个体户”，也将改变了一个群体的命运。这条由民间资本投资培养运动员、“战时”受雇于各省打重大比赛的道路，后来成为诸多体制外教练、运动员的生存依托。正如创办棒棰岛啤酒田径俱乐部的这位教练所说：“市场经济写入宪法，一批民营企业家登上大舞台。在这种背景下，体育界的治理逻辑与思路也在转变，教练员被允许作为新的市场主体出现，运动员培养路径多元化。”体育个体户还将改变中国体育人才的培养机制。传统体育人才的培养机构是体制内的“体校”，进入21世纪后，青少年培养大多数倾向于采用体制外的俱乐部，体校不断缩退。广东、江苏、上海等经济发达的省市体育系统铁板式的管理体制最先松动，并成为人才自由流动的沃土。人才的自由流动，来自体制对人的松绑，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是人的解放。

在市场经济中，经纪人必不可少，最早的体育个体户，身份往往在教练员、经纪人、老板、经理人之间闪换。不少人手中握有一批长跑明星，帮助运动员争取参加各种商业和官方比赛的机会，不但提高了运动员的收入，还能吸引更多的赞助商，为俱乐部争取更多资金。一些人甚至办起“跨国公司”，在非洲开办训练营，专门培养并经纪非洲运动员到中国参加马拉松比赛。对经纪人，传统一直有强烈偏见，称之为“掮客”，贬义满满。由于市场化本就颇有争论，还引进了“经纪人”，反对意见更加强烈。对此，田协负责人明确回答：“经纪人参与马拉松是市场化、国际化和必然趋势，经纪人是市场化的钥匙。”

马拉松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获得史诗级发展，特别是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开始投入海量资金与外企外资角逐马拉松市场。它们大多不论参赛者的身份是体制内或体制外，“以成败论英雄”，只要成绩优秀，给体制外跑者提供装备，包括越来越高的奖金。高额奖金使体制外运动员可与体制内运动员对抗，正是市场化的形成，打破了参赛者身份限制，形成正向激励机制：只要成绩好，就可以有不菲的经济收入。市场机制为体制外运动员提供了生存、发展空间，这是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点。

有此基础，大众跑者人数迅速增加、水平迅速提高。2011年，在赞助商阿迪达斯的推动下，北马首次公布业余选手名次，前5名奖励出国参赛一次，前50名奖励阿迪达斯装备一套。2017年，还有优秀大众跑者参加了伦敦世锦赛，这可是破天荒的事件。“以前，群众跑者、业余跑者或草根跑者，都是略带轻蔑的身份称谓，而今天，大众跑者代表了一个蓬勃的群体，且被官方承认跟专业选手享有同等权利，这是一个国家体育生态的自然蝶变。”

市场化不仅是运动员身份的突破，还进一步深化为主办者的变化。这个过程的编年史，清晰刻印下改革的履痕。

1997年，马拉松经营体制开始第一次大改革。此前的外包招商，事实上都是隶属于体委的国企接办，但经济改革到这一年，国企“扛不住”了，由一家民企接办，而且马上显示出民企的效率。十年后，创赛14年的“西安城马”在2007年陷入经济困境，派人到运营十分成功的厦门取经，直接端回了厦马市场开发部团队独家运营，合同一签五年。这是中国马拉松史上首例团队异地运营，这种主办权和运营权实质性分离的新模式意义重大，此后涌现出多家全国性马拉松运营公司。2010年，田径中心成立后，在培育市场环境方面始终先行一步，主要做法是将城市马拉松的部分权限分散给地方政府和运营公司，以充分激发市场活力，这种变革使更多类市场主体开始跃跃欲试。此前无论国企民企，扮演的只是简单招商的角色，赛事的整体运营主体还是中国田协。这时国企“中奥路跑”入场，一切与赛事有关的事务，包括组织、执行、招商和传播等，均由运营公司“总而统之”。作为主办单位的中国田协和地方政府，定位于政府资源的协调和配合，这一由公司“总统赛事”的市场化模式，标志着赛事公司打包运营时代的开启，并且日渐成为主流，为后来专门的赛事公司“入场”做了必要的铺垫。2011年，市场化使创办三十年的“北马”大幅赢利。2013年，体育局群体司专门发文同意作为“万科城市乐跑赛”的指导单位，以示对社会力量办赛的支持。中国田协马拉松办公室逐步变身成为一个平台组织的总控中心，为各种身份的参与者提供支持。马赛逐渐实行“管办分离”,“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体育工作格局初现端倪。

在马拉松市场化的过程中，国务院在2014年秋发布的46号文件《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给了最后一推，尤其是其中“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审批”一条，一石激起千重浪。此前有种种变革，但在办赛事上，各地政府和运营公司只是申请和落实单位，田协保留着最终拍板权，这样的管理模式无法解决供需矛盾。“在马拉松领域，政策影响的主力人群是草根创业者，他们急于投资和发展，但由于缺少行政系统人脉资源、难以施展拳脚。最直接的困难就是赛事审批，大到各级运动会、锦标赛，小到民间商业赛事，都需要体育主管部门审批，否则会被拦腰叫停。”需求旺盛，但苦于审批制导致的供给严重不足。根据国发46号文件精神，田径中心作为马拉松主管部门在2015年初宣布全面取消赛事审批，推出赛道认证。早已蓄势待发的湍湍急流只等一声令下，闸门大开，一涌而入，奔腾激荡，蔚为壮观。马拉松市场狂飙陡起，赛事规模陡然膨胀。就在这一年，上海马拉松200多万人争1.8万个名额，可见热情之高。2015年在中国田协注册备案的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达到134场，较上年增加83场，增幅高达160%，相比2010年的13场则增长了10倍。全国有4个直辖市和23个省（区）的79个城市举办赛事，有些城市还举办了多场赛事。到2017年，全国规模赛事高达1102场。

在规模宏大的市场面前，中国田协又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为市场进入扫除障碍、规范管理的文件，核心是松绑放权、管理监督、做好服务。2019年6月25日，长期依附于行政体制的中国田协，在实体化改革方面迈出实质性关键一步，通过了《中国田径协会章程》（2019版修订案），选举产生了中国田径协会第九届执委，依法自治，突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马拉松项目管理机构，从行政机关田径处到事业单位田径中心，再到实体化体育社团中国田径协会，协会发展道路：‘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体育系统一位官员评价说：“马拉松发展有赖于改革红利持续释放，事实早已证明，层出不穷的产品和现象，大多是市场主体自发探索和多元尝试的结果。继‘放管服’后，中国田协的实体化改革，预示着新的发展方向。”此话一语中的，其实不仅马拉松如此，政府权力向“放管服”转化，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成就辉煌的点睛之笔。

科技与社会

科学技术对人的生活和社会改变作用巨大，中国马拉松的蓬勃发展，互联网、移动端功不可没。

世纪之交，互联网开始普及，中国马拉松管理服务平台兼具赛事注册、赛事日历、公告、成绩查询、成绩排名和社区交流等多重功能，为马拉松井喷奠定了信息技术基础架构。BBS、中文“电子公告板”、网络论坛火爆一时，网民开始关注马拉松。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网民承担起监督作弊的重任。

开闸放水，难免泥沙俱下，马赛野蛮生长生机勃勃，就会有人乘机作弊。曾有大众选手把芯片绑在专业运动员脚上，请人代跑，骗取奖金；如果高中生获得好名次、成绩达到标准，高考可以加分，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有组织作弊。创始于1897年的波士顿马拉松，是世界最古老的马拉松，对严肃的跑者来说，参赛如同朝圣。由于设有不低的参赛门槛，2019年竟有三名中国选手成绩造假，报名参赛。比赛刚一结束，新浪体育就发表了生猛、理性、专业的报道，揭出造假舞弊。中国田协怒不可遏，给此三人严厉处罚。

马赛如火如荼，参加人数甚至数以万计，而且不乏用高科技手段作弊，甚至有境外造假，面对这种情况，政府纵有三头六臂，投入巨量资金，也难监管全面。不少严重作弊，都是网友发现情况有异，并通过高科技发现、检举作弊者。事实证明，网友的自发监督最有效、而且成本最低。推而广之，舆论监督、网络监督其实是成本最低最为有效的反腐利器，这也是中国马赛给人的重要启示。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首代智能手机问世，开启了掌中移动设备一统天下的时代。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有体育用品公司见微知著，前瞻性地与手机厂商合作，推出相关产品。原来的运动软件从一个简单记录跑步里程的工具性软件变性为跑步社交平台，成长为一个全球运动爱好者分享经验、进行挑战、相互鼓励的数字社区。移动跑步软件集运动量化、平台、资源和社交等功能于一体，占据了跑者生活的枢纽地位。互联网时代的跑吧、跑步圣经和益跑网这最著名“三大贤”，迅速为移动互联网的跑圈、跑团取代。跟不上科技的发展，就会被淘汰，虽无可奈何，但确是所有创业者的训条。

市场上，上百种路跑App使“跑团”“跑圈”突然勃兴并且日益完善，跑者可以三五成群，也可以三五百成群，自发成立，自我管理。“微信朋友圈和公众号，与微博共同构成舆论双重心，其草根和碎片化特征，跟跑者群体深度契合，革命性地改变了跑圈媒体业态。”跑步“社会”的形成，再次证明社会具有自发的动机、能量和极强的自组织能力。跑团、跑圈由民间自生自发，背后有相互帮助和开拓社交的需求，规模实力足以与政府支持的地方路跑协会抗衡。中国田协开始面对现实，认真研究这一现象，最终放下身段，同意与新浪体育联合主办十佳跑团评选。跑团终于被官方正式承认。

如何面对“社会”，可能是中国马拉松最重要的启示。

四十年来，中国马拉松从艰难初创到勃然昌盛的历程，也是从完全由政府一手操办渐渐过渡到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向国际惯例靠拢、体制创新的过程。政府松绑放权，培育市场，支持社会发展，是中国马拉松飞跃发展的关键，也是中国社会四十年巨大发展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