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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祝化蝶:为何是蝴蝶,而不是蜜蜂或其他昆虫
“亡魂化蝶”
在梁祝的同类故事中,两人死后化为连理枝或比翼鸟都是较易理解和解释的现象,因为这两种事物原本就具有强烈的象征性;至于蝴蝶,虽然它们因成对出现(所谓“双飞”)也常被视为“同心”,但汉语中也有“狂蜂浪蝶”这样的成语,将之视为轻薄放荡的象征。甚至最早提到“化蝶”的李商隐《青陵台》“莫许韩凭为蛱蝶,等闲飞上别枝花”中的形象,也是喻指如此坚贞者也会移情。
如果是这样,传说中为什么会让一对坚贞的爱人化为蝴蝶呢?又为何不是化为蜜蜂或蜻蜓呢?民间传说并未给出任何明确的答案,可能的解释是:蝴蝶象征着两人的灵魂。在同类故事中,无论是连理枝、比翼鸟还是蝴蝶,均已有记载明确提出那是生前未能结合的恋人的“精魄”、“精魂”或“精灵所化”;而蝴蝶,在古人的意识中,正是被视为灵魂的变体。
明末浙江乌程人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第十三卷记载一个故事:秀才刘四九的妻子郑氏身死,“既掩圹,刘秀才邀请送葬来的亲朋在坟庵饮酒。忽然一个大蝶飞来,可有三寸多长,在刘秀才左右盘旋飞舞,赶逐不去。刘秀才道是怪异,戏言道:‘莫非我妻之灵乎?倘阴间有知,当集我掌上。’刚说得罢,那蝶应声而下,竟飞在刘秀才右手内。”这个大蝶并在其手上生下二卵,当他将之交给房里一个养娘后,此女竟被附身化为其妻,行为举止与其妻生前一模一样。在这个故事里,蝴蝶显然被理解为是新死者的亡灵所化。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重新理解“庄周梦蝶”的故事:据《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劳思光在《中国哲学史》中认为,庄子梦蝶之喻,其意不仅否定形躯,而且否定整个经验世界;然而他为何梦见的偏是蝴蝶呢?那或许是因为,蝴蝶正象征着他自身的灵魂,“梦蝶”实即一种灵魂出窍、反观自身形躯的体验。此外,这可能也与另一种巫术文化经验有关,即认为人的灵魂会在半夜里离开躯体。韩国有个民间传说:“一个人入睡前往脸上涂黄漆,那么,夜间离开肉体的灵魂在凌晨时分回来,看到涂上黄漆的脸,就会认不出是自己的肉体而离去。如果是那样,该肉体将会死去。”神话学者金烈圭解释认为,这意味着灵魂在深夜游离肉体,“此时,睡眠将被视作假死状态,故而夜间被当成死亡时间,这与‘亡魂与鬼的活动时间是夜晚’有关联。”这样联系起来看,庄周梦蝶实意味着灵魂在游离后进入一种类似死后的状态,这与“亡魂化蝶”也是相通的。
这恐怕并非一两个人的创造性比喻,而毋宁说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文化心理。事实上,在许多文化传统中,蝴蝶都象征着人的灵魂。在古埃及文化中,蝴蝶的形象普遍存在,被视为已死武士的转世再生。在古希腊语中,ψυχή(psukhai,现代英语作psyche),指呼吸、灵魂、生命、意识,在希腊神话中指爱神丘比特之妻普绪喀,现代英语中的psychology(心理)、psychic(灵魂的)等词仍由此演变而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词在古希腊语中也兼指“蝴蝶”,因而在古希腊神话的绘画中,普绪喀的形象出现时,背上常带着蝶翼。法国神话学家韦尔南在《神话与政治之间》明确指出,古希腊人说到psyche(灵魂),指的是幽灵,而非心灵;因此决不说一个活人有psyche。和古希腊一样,拉丁语中的蝴蝶一词papilio也被联系到死者的灵魂,或是“生命”。该词衍生出法语的papillon,盎格鲁-撒克逊语的fifoldara,古英语的fifalde、意大利语的farfalla。其含义在德语中仍然留下可以追溯的痕迹:从古高地德语viviltra演化为古德语fifaltra,再到现代德语Falter,这里的viviltra与拉丁语vividus同一词根,意为“精神的、生命的”(女子名Vivian即由此而来)。在俄语中,通常用babochka来指蝴蝶,但在一些地方方言中也称为dushichka,而该词由dusha(灵魂)衍生而来。因此,古罗马雕塑中往往将蝴蝶放在死者嘴中,意味着人们相信灵魂是通过嘴离开(即呼吸停止意味着死亡)。
在基督教艺术中,蝴蝶经常是人类灵魂复活的象征。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也因此将蝴蝶解释为灵魂的象征,这几乎已成为西方文学艺术中的一个传统。美国学者Gilbert Highet在《古典传统:希腊-罗马对西方文学的影响》中提到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曾在一首不那么成功的作品中,“把自己(仍然受到尘世的肉体的羁绊)想象成漂浮在深水中的潜泳者,一只蝴蝶(灵魂的象征和空中的居民)从他头上飞过,看着他用沉重的身躯模仿飞翔。”法国作家让-多米尼克·鲍比的名著《潜水钟与蝴蝶》显然也是取喻于此:“我的肉体沉重如潜水钟,但内心渴望像蝴蝶般自由飞翔。除了我的眼睛外,还有两样东西没有瘫痪:我的想象,以及我的记忆。只有想象和记忆,才能令我摆脱潜水钟的束缚。”
在东方,传统中蝴蝶也被视为生命的象征。小泉八云中称日本人将蝴蝶视为灵魂的化身,但不像古希腊那样仅限于死者灵魂的化身,而是生者、垂死者、死者均可。在黔东南苗族神话中,远古因受瘟疫、旱灾而生息不蕃,于是祖先姜央率众祭祀枫木和始祖蝴蝶妈妈,以求繁衍壮大,因为枫木是易活植物(苗族始祖蝴蝶妈妈之妹榜妹留自枫树生出),而蝴蝶是生殖能力强的多卵动物。在传说中最受苗族崇拜的雷公及人类始祖戈耶、龙、虎等都是蝴蝶妈妈的十二个蛋孵出的。伊利亚德亦说印度东北部的曼尼普尔人声称祖先来自蝴蝶。梁钊韬在《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中认为,先民看到鸟卵孵化为小鸟、蛹突然变成蝴蝶,从这些“变形动物”的信仰,进而“把此种动物看作神,同时亦看作他们的祖先”。
苗绣蝴蝶妈妈汉语中的“蝴蝶”乍看与“灵魂”无关,相比起别处,汉文化中对蝴蝶的崇拜似无特异,民俗学家乌丙安在《中国民间信仰》一书中提到对自然物、自然力的崇拜时,在虫类一节下,认为中国各族在昆虫中对蜂类的崇拜最有代表性,此外“还有对蚂蚁、蚕、蝉、蜘蛛等的崇信,还有对蝎子、蜈蚣及蝗虫等农作物害虫的崇信”,却无一语提及蝴蝶。这极有可能是因为,在西方和日本文化中作为灵魂象征的蝴蝶,在中国文化中原本是由另一种昆虫——蝉来代表的。
正如古罗马用口中的蝴蝶象征复活,在中国远古的商周时期,则有在死者口中放置玉蝉的做法,“其目的是希望死者像蝉一样通过蜕壳而获得再生”(《神秘的节俗:传统节日礼俗、禁忌研究》),《淮南子》所谓“蝉蜕蛇解,游于太清”。在汉语中,“蝉蜕”乃是“死亡”的委婉语,而“空蝉”也指死后的躯壳,即以蝉的蜕皮来象征死亡或灵魂重生。自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蝉就是中国文化中重要的神虫,以玉蝉为琀,象征着肉身虽死,但灵魂不灭,不过如蝉蜕一般脱离尘世外壳,并借助玉蝉的神力而得以灵魂升天。直至后世道家,仍以“金蝉”作为永生、复活的象征,《西游记》中唐僧被称为如来佛徒弟金蝉长老的化身,故而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然而,恰好从梁祝传说生成的晋代起,死者口含玉蝉的葬俗渐渐消失,或许正是因此,原先被蝉崇拜压抑的蝴蝶作为灵魂象征的心理(一如在“庄周梦蝶”中所暗示的)才渐渐在民间传说中流露出来。
玉蝉为什么是蝴蝶?
为何蝴蝶会被视为灵魂的化身?这未必是因为蝴蝶在外观上的轻盈、美丽,而应出自某种宗教-巫术心理:死亡并不是终结,而是一个变形。躯体死亡也许是灵魂的解脱。蝴蝶破蛹而出,看上去就像是灵魂离开沉重的肉身。蝴蝶之所以在许多古文化中都被视为重生、复活的象征,是因为它在蛹中间隔一段时间后才苏醒过来成蝶。
这在某些语言中仍可看出痕迹。英语的“茧”cocoon,源自法语coque,本意是指(蛋/软体动物/坚果等的)壳;而在无数古代神话中,均有人卵生的情节。此外,英语的“蛹”pupa一词,源出拉丁语pūpa,本意指“女孩”、“洋娃娃”(参考汉语的“俑”),1758年林奈将之作为术语指“蛹”,因蛾蛹的下侧看上去像襁褓中的婴儿。英语中puppet(木偶)、puppy(小狗)、pupil(小学生)分别自法语poupette、poupée、pupille借入,但追溯起来词源也出此。
此外,pupa原指蛾蛹,但在欧洲不少语言中,蛾与蝴蝶不加区分。原产马来西亚热带雨林的蝴蝶兰,在英语中称为“蛾兰”(Moth orchid),但可能因中国人不喜欢蛾,故而引入时才改称“蝴蝶兰”。在爱尔兰语中feileacan指蝴蝶,但feileacan oiche指“夜里的蝴蝶”,即蛾;葡萄牙语则用mariposa兼指蝴蝶与蛾(该词在西班牙语中则单指蝴蝶)。蛾在西方文化中也会被用作蜕变、重生的象征,电影《沉默的羔羊》那幅著名的海报,便是口中一个蛾子,以象征嫌疑犯试图由男性蜕变为女性的重生历程。由此均可看出,在先民的心理中,蝴蝶、蛾乃至蝉等昆虫,都曾被视为生命、灵魂、再生等的象征。
《沉默的羔羊》海报在毛南族的古歌《枫蛾歌》中,寡妇妮迈将一条枫蚕当儿子养大,“喂饭喂菜当亲生”,幻想它能蜕化成人,并为它娶了达凤为媳妇,达凤发现真相后烫死枫蚕;妮迈葬子于枫树下,坟头上长出玉米,达凤吃玉米后怀孕,在流言压顶之下自尽,死后“魂归魄不散”,化为枫蛾。在这一悲剧中,蚕是蜕变为成人之前的儿童的象征,而枫蛾则是死后灵魂的化身。
詹姆斯·弗雷泽在其名著《金枝》中明确指出,现代人强调灵魂的不可分及整体性,但传统文化则偏向灵魂的可分性和多个性。这有许多例证。在中国文化中,人的灵魂被分为“魂”(阳气,轻盈,“附气之灵”,构成人的精神思维)、“魄”(阴气,浊重,“附形之灵”,构成人的感觉形体);在人死后,魂归于天,魄则归于地。故有所谓“三魂七魄”、“魂飞魄散”、“失魂落魄”之类的说法。在其它一些文化中,甚至认为人具有三种不同性质的“灵魂”。如古埃及宗教中,akh(超形体的精神)与“精魂”略似,ka与ba则与“魄”的概念有相通之处:ka为人的生命力,而ba为人死后的另一形体。同样的,彝族传统宗教也认为“当人‘出世’以后,三个精神的‘魂、魄、灵’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共同支撑物质的躯体,对人身健康起着决定性作用:魂调节感觉(活动与休息)、魄支配举止(稳定与失常)、灵支撑躯体(健康与病态)”(《我在神鬼之间——一个彝族祭司的自述》),与此相似,“苗族人认为,每个人死后有三个灵魂:一个留在坟边守遗骨;一个回家在神龛受供奉和保佑子孙;一个回东方老家,然后到月亮里同始祖蝴蝶妈妈、远祖姜央及列祖列宗享受安乐,再转世为人。”(《苗疆闻见录》)
这样,在人死后,魂魄虽散,但只不过是“脱离了形体”,本身仍然存在。故而在中国古代有大量《离魂记》、《碾玉观音》这样女子魂魄离开形体存在的故事。由于古人认为“灵魂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思想和记忆,灵魂是处于自由状态下的”(折口信夫《民族史观中的死亡观》),它就可以飞升或变形。不过,在人刚死的时刻,须极其慎重地对待,日本学者折口信夫、牧田茂均提到日本民俗中为了防止灵魂归拢一处,有专做这一工作的人,称之为“归持”,这也被认为是扫帚神的职责。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防止亡灵骚扰生者,并将其魂魄妥为安顿,以便升仙或复活,因而“在先秦两汉时人的神秘观念中,三月上巳除是复活日外,还是升仙日和死亡日”(《神秘的节俗:传统节日礼俗、禁忌研究》)。在梁祝故事中,“化蝶”是出现在“暮春”时分,这恐怕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几乎在所有文化传统中,“复活”都被安排在大地复苏的春季。
在保留了浓厚万物有灵论观念的缅甸,人们将死者的灵魂称为“蕾芭雅”(leippya),而该词字面意思就是“蝴蝶”。缅甸葬仪一般持续一周(中国也有“做七”的习俗),而遗体通常在第三天下葬。按照缅甸人的信仰,在这七天葬礼期间,死者生前居室的门窗必须保持敞开,以便他的灵魂(leippya)离开,并会有人守夜。此外,他们相信人死后灵魂即化为蝴蝶,在墓地附近徘徊,而“如果没有把蕾芭雅从死者的肉身正常护送出去,蕾芭雅就会骚扰生者”(《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
理解了这些,我们回头来看梁祝传说,便更可意识到,梁祝之化蝶并非偶然,那背后有着深远的文化心理在支撑。蝴蝶不仅是他们魂魄的化身,而且暗示着他们复活的可能,以及对生者而言他们灵魂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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