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走向金莲川⑨：北出沙岭见平川

（一）这就是草原开始的地方

6月间制定计划时，考虑在中途休整一天。原来设想的地方就是老掌沟，因为这里山清水秀，比较凉爽，而往北进入传统的草原地带，再无大片的山林。昨晚住下来后，才知道这里的食宿条件并不适合休整，只有继续往前，当然首先要补上昨天没有走完的一段。早晨电路还没有修通，餐厅那边人进人出，显得有点乱。我们把一部分行李留在房间里，背上大大减轻了的背包，去找张书记。昨晚约好，请张书记一早送我们返回昨天接我们的地方。

天已放晴，但仍有灰色的云东一片西一片地飘在头顶。虽不像昨夜那样冷了，人们还是都穿着外套。在餐厅见到吴经理和张书记，跟他们打招呼，他们好像早就起床了。不知是不是我多心，我觉得吴经理在张书记面前似乎不大愿意和我多说话，略有些冷，全不似昨夜那样健谈且风趣。这两个合伙人中，张书记似乎强势得多。他们正骂骂咧咧地说着山下林场的风景区管理人员，昨天竟然在沟口设了关卡，向往来车辆收费。张书记怒道：“再他妈设卡子，咱派人去砸死他！”怒气未平，又补了几句脏话。

我问张书记：“可以走了吗？”张书记搓着两手苦笑：“哎呀哎呀，车没电了。”原来他昨晚从白草镇返回后，忘了把车钥匙取出来，电瓶里的电耗光了。他叫人开一辆比亚迪小车过来，两辆车头对头，打开车盖，用比亚迪给他的切诺基充电。一番折腾，原定的七点出发就拖到快八点了。在车上，我问张书记设关卡是怎么回事，他连骂带讲好一阵子，我才明白了那么一点点。

原来老掌沟连同附近的山林，都属于林场的地盘，近年来林场利用这些资源发展越野自驾游，来自北京、山西的游客越来越多。沽源县丰源店乡的邻近各村，希望利益均沾，参与这一新兴经济，矛盾由此而生。张书记代表了最靠近老掌沟的沟门村，他与吴经理联合经营这家度假饭店，就是要从老掌沟旅游中分一杯羹。可是林场方面已把旅游业务承包给一个北京人，北京人投资在山里建了宾馆和相关设施。为了把游客留在沟内，防止游客向北住进沟门一带的度假村，他们在出沟的地方设了卡子收钱。昨天下午，就在我们到达之前不久，张书记派了些人去，逼他们撤了卡子，怒气至今未息。怪不得昨天经过那个地方时，张书记还下车转了一圈。国营林场与邻近村民之间因利益冲突引发种种对抗，生长于林场的我，是一点也不陌生的。通常我会很自然地站在林场的立场上，以批评的眼光看村民，不过这一次我却是从村民一方获得信息，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判断。

老掌沟里多条河流因昨夜的暴雨而水量大增，河水浑浊发黑，满载着山林的腐殖质。到了林木最密的一段，张书记突然停下车，从后备箱取出一支长枪，有金属外框而中空的枪托，大概是一种自制的猎枪。他两手端抢，弯腰弓背，向河边的一片林子张望。我问：“您这是干嘛？”他说：“那边有山鸡呢，昨天就想打。”我赶紧劝他：“山鸡好好的，打它干嘛？别打了别打了。”真佩服他的视力，我就什么都没看见。“好吃着呢，”他说。“吃了多可惜，留在这沟里，游客看了也喜欢呀，”我说，“别打，千万别打。”也许是我的劝解起了作用，他收了手，把枪放回后备箱，回到车里时还嘟囔道：“山里多着呢。”

在南沟口附近下车时，已经过了八点。张书记和他挂着山西号牌的白色切诺基在沟里起伏蹿动，像梅花鹿一样跳跃而去，消失在榆树林深处。我们开始补走这一段到处都是牛群的风景区，首先是必须寻找适合行走、不必趟水过河的路径。多条小河在沟谷中东西摇摆，无论怎么走都得反复过河。有的地方河道较窄，可以一步跨过去；有的地方河水较浅，垫几个石头就能走过去。但还是有既深且宽的河道，为了避免脱鞋趟水，我们宁可绕行山麓的石崖。沟内看上去林木浓密，如同森林地带，其实满谷都是细沙，被越野车纵横碾压之后，车辙深陷，每一步都在上下攀爬中。就这样，本来只有五公里长的沟谷，我们实际走了差不多十公里。两个小时后，才走到有明显道路的地方。

在两条河交汇的地方，经过了一栋红瓦砖房，路上架着一个可上下移动的栏杆，旁边有“护林防火禁种铲毒检查站”标牌，一看就是林场立的。“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封山育林护林防火”一类标语，我小时候在林场见得多了。在我的印象里，这类标语出现在哪里，哪里的森林就会遭遇灭顶之灾，高大的林子就会被小树苗取代。不过“禁种铲毒”对我来说还是新颖的，这类反映了毒品种植社会现实的标语，是我这次行走中，从延庆开始才频频见到的。

从这个检查站往北四公里，就到前往林场所建旅游宾馆的岔道口。一个蓝布尖顶的四方亭子下，围坐着一群打扑克牌的小伙子，大概是风景区的管理人员。宾馆方向林木苍翠，看起来有点诱人。再走一会儿，就是昨天发生过纠纷的那个关卡了。大概这里是林场辖境与沟门村的分界线，过此向北，右手山坡上再见不到一棵树，只有稀疏的灌木和茂盛的青草。不知为什么，在那个时刻，这种童童的青山竟让我精神一振，似乎看到了别致的风景。没有了林木的遮蔽，山坡敞开它优美的曲线，你会觉得自己看得格外远，甚至觉得远方的山，山上的草，不是变得远了，而是更近了。我忽然意识到，这就是草原开始的地方，地理意义上的长城地带，或者说农牧交替带，到此结束了，真正的草原地带开始了。恰在这时，我们看见远处山梁上一匹低头啃草的黑马，那么安静，为苍凉的北国增添了一抹温柔。

回到住处已经接近中午了。吴经理陪我们吃饭，大概因为张书记不在，他的谈兴恢复到昨晚的水平，为我们介绍了他为度假村设计的未来，比如门口种两排杏树，建一个沙滩排球场——反正到处都是沙子。没说多大一会儿，张书记回来了，吴经理立即起身去忙他的账务，张书记坐下来陪我们说话。我感谢他帮了这么多忙，要给他钱。他说，不是为了钱，就是想交个朋友。他还真是只收了很少的钱。我们回房间收拾收拾，把电脑、衣物、书和杂物塞进背包，一背上身，就觉得非常沉。出来与张书记和吴经理告别，再返回X404，向北，向小厂镇走去。

（二）元代沙岭纳钵所在

从沟门往北走十多分钟，就到了燕山山脉北支的分水岭，向南可见沟谷急剧下沉，谷中林木葱茏，黑河的上源就由其中的多条溪水构成。向北是微微倾斜的绿色田野，莜麦和土豆地如此开阔，连日来局促在山谷间的视线骤然间获得解放。难以相信，蒙古高原就这样静静地平铺在我们的眼前。

从沟门分水岭到小厂镇这一段，今日是连绵不断的农田，而在一百多年前的漫长时期里，应该是河谷地带。从燕山北麓流出的溪水一路向北，沿途水量渐大，到沽源县城附近汇入滦河。这条河就是发源于冰山梁北麓，东行来到沙岭北坡，向北最终汇入滦河的葫芦河。沙岭至小厂镇地势下降明显，葫芦河河道应该深而且窄。过小厂镇之后地势平缓，葫芦河盘旋迂曲，形成巨大的沼泽和河谷草原，然后北流汇入囫囵诺尔，即元代的察罕脑儿。如今小厂镇以南的整个河谷上游早就开发为农田，从前的葫芦河河道被压缩成一条若有若无的沟渠。这条沟渠自南而北，串联起许多个村庄和乡镇，依稀保存着过去交通和水道网络的格局。从沟门向北，已无法想象当年溪流清澈、青草茂盛、骏马奔腾的美景。

有关元代辇路的各种资料都显示，沙岭纳钵（或写作捺钵）具有地理分界线的意义。周伯琦说：“近沙岭则土山连亘，堆阜连络，惟青草而已。”所谓“土山”、“堆阜”，指不生树木的山坡，没有树，只有青草，与此前长城地带的茂密森林形成极大反差。他又说：“地皆白沙，深没马足，故岭以是名。”沙岭得名于地表明显的细沙堆积，截然不同于此前的黄土堆积。沙取代了黄土，正是黄土高原过渡于蒙古高原的地貌特征之一。元代吴当写沙岭的诗句有：“沙岭风清宿雨多，白云如雪夜陂陀。涧泉十里九曲折，北向天边作御河。”作者注意到，发源于沙岭一带燕山北麓的“涧泉”，宛转北流，最终汇入“御河”（滦河）。

沙岭以北的草原风光，给所有初次从大都北行的江南文士以极深印象。周伯琦写道：“过此（沙岭）则朔漠，平川如掌，风物大不同矣。”王沂有诗云：“沙岭千层出，毡车一字齐。马衔青苜蓿，人唱白铜鞮。野旷青烟直，天遥落日低。”根据周伯琦的记录，他扈从元顺帝北巡的那一次，上都留守官员南下迎接皇帝的地方，就是沙岭纳钵。今中华书局标点本《金史》附录有《金史公文》，是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关于刻印新修《宋史》《辽史》和《金史》的圣旨，提到诏书发出的地点是“沙岭纳钵斡脱”（斡脱就是斡耳朵、斡鲁朵，Ordu，意思是“宫帐”），时间是至正五年四月十三日（1345年5月15日）。元帝两京巡幸，沿途不废公务，但只在重要的纳钵停留较久，处理的事务也较多。沙岭就是重要的纳钵之一。周伯琦在此写了两首诗，一首是写初抵沙岭时所见没有森林的高山和沙质的地表，有这样的句子：“高岭横天出，炎天气候凉。白沙深没马，碧草浅连冈。”另一首则写从从沙岭纳钵北行，所见的草原景色：“晴川平似掌，地势与天宽。烟草青无际，云冈影四团。”

沙岭在哪里呢？陈高华和史卫民在《元上都》里说：“应当在今沽源县丰元店乡附近。”这个判断没有错，只是还不够具体明确。以我们实地观察的印象，结合文献的描述，可以肯定，沙岭就在今丰源店乡沟门村、前坝村至后坝村之间。

有意思的是，波斯史家拉施特（Rashīd al-Dīn）《史集》记大都与上都之间的交通时，也提到这条辇路。余大钧、周建奇的中文译本（第二部，商务印书馆，1985年，324页）是这样写的：“还有一条沿着一处名为……的高地的道路，当走过了这个高地之后，一直到开平府城，就都是草原、草地和夏营地了。”这个没有被译出的地名，在Wheeler M. Thackston的英译本（哈佛大学近东系，1999年，442页）中，被隶定为Singling。Singling应该就是沙岭。中译本说它是一个高地，英译本则说是一座低山，但意思其实差不多——从沟谷往北看，沙岭是一个高地；从北边向南看，比起同一山脉东西两侧的高峰来，沙岭只是一座低山。

我和王抒从沟门村那家度假饭店北行，X404的路东先后是前坝村和后坝村，这两三公里之间，就是元代沙岭纳钵所在。沟门与前坝之间的一小片樟子松，是如今这条路上最后的森林，大概在古代也是。从前坝村开始，正如周伯琦所说，“晴川平似掌”，“碧草浅连冈”。只不过，我们看见的不是周伯琦眼中的“碧草”，而是纵横如划、齐齐整整的农田，以及农田里绿油油的土豆、玉米等那个时代还不可能出现的庄稼。

（三）七月里油菜花盛开

刚过后坝村，天上就不再有蓝色的空隙，阴云沉沉，要下雨的样子。这条路出奇的安静，几乎没有汽车通行，走了半小时只见到路边停着一辆拖拉机。也见不到行人，只在经过村庄时远远地看到几个人走动。对徒步者来说，这真是最理想的路段。甚至连太阳都躲在云层的后面，可以摘下墨镜和帽子，敞开衣领，让凉风尽可能地吹拂脖颈。如果不是阴天，路两边稀稀拉拉的白杨实在不足以遮挡阳光。西边远处低缓的山梁上，一溜高大的风力发电机慢慢转动着叶片，不慌不忙，好像比我们还有耐心。

我们，或者说只是我，走得比前几天更慢了。也许是因为背包的重量，也许是因为脚后跟的水泡，也许仅仅因为体力已经消耗太多。王抒的情况显然比我好，脚底板的水泡已经消失，轻轻松松就走到我前面很远，不得不常常停下来等我。到黄土坑村时，向东一条宽阔的岔路直通丰源店乡，整齐而茂密的行道树显示那是一个较大的镇子，但远远地我们只看得到一片隐隐约约的红瓦砖房。这时开始下雨了。不是很急骤的雨，没有风，雨滴也不密，但听得见水珠砸在衣服上的啪啪声。把雨伞撑开时，意识到我们一路上可真是幸运，在这个一年里降水最大最密的月份，却几乎没有淋到雨，两次暴风雨都发生在我们抵达目的地之后。雨滴击打雨伞，以某种不可思议的节奏。恍惚之间，我竟然想起十年前，在蒙古国西部的阿尔泰山间深夜，我，还有我那些肯定无法入睡的同伴，躺在各自小小的野营帐篷里，惊恐地感受狂风骤雨的撕扯。

走到西大道村时雨就停了。迎面一个老乡骑着黑驴过来，驴的额头上那块红布条虽然褪色了，依然非常显眼。这个骑驴的老乡戴着米黄色耐克棒球帽，一副大大的墨镜遮住了半张脸，只看得清黑黑的颧骨和鼻子，以及紧绷的嘴唇和下巴。我对那一副铁蹬很感兴趣，因为过去很少看见骑驴的有这么齐全的装备。他当作鞍鞯兼褡裢坐在屁股下面的，是一个印着美国星条旗的大化纤袋子。我拿出手机拍照，看不出他的表情，不过他一定也在盯着我看。不止是他，他胯下那头黑驴，也打量着我，从我面前得得得走过时，还向我偏过头，好像要打招呼一样。

我们在西大道村与三间房村之间休息了一会儿。路边找不到适合坐的地方，就下到路西农田与路基之间的草地，顾不得草上的雨水，卸下背包，坐下歇歇。田里几寸高的莜麦，如一张巨大的绿色地毯，从眼前一直铺向远方。我第一次吃莜面食物，是二十五年前在五台山，一年后在内蒙武川县，见到田里结粒的莜麦。莜麦是禾本科燕麦属裸燕麦的一种，因为野生莜麦在华北北部较为多见，一些研究者认为莜麦是华北原生、并在华北驯化的作物。即使这个说法是可靠的，蒙古高原南缘大规模种植莜麦的时间，恐怕也不会太早，不会如一些人所说早至古代游牧人群如匈奴鲜卑等。也许荞麦反倒早于莜麦。游牧社会的多经济形态当然是无可怀疑的，但各个时代的种植业主要种植哪些作物，到现在还缺乏可靠的文献和考古学证据，也怪不得那么多人喜欢猜测。无论如何，看着眼前无边无际的莜麦地，沿途树干上和房屋墙壁上那些“自磨莜面”的广告牌就生动起来。

第一次，我在途中休息时竟然有了闭上眼眯一觉的冲动。靠着背包，盘腿而坐，我尝试小眯一下。有那么一小会儿，也许只是一瞬，不知是不是睡着了，我的心思飘飘忽忽，离开了莜麦地，离开了辇路，离开了现在。去了哪里呢？大概回到了三十多年前，回到1982年7月那个清晨的密云火车站。我们七个刚读了一年大学的年轻人，走了一个星期，从昌平经顺义走到密云，在密云水库游泳玩闹一天之后，终于决定放弃走去承德的计划，改为坐火车，于是来到火车站。几天来，好几个同学都病了，不是感冒就是拉肚子，狼狈不堪。最严重的是老大，他夜里连着跑了四五趟厕所，这会儿躺在候车室的绿漆长椅上，奄奄一息的样子。离火车开来还有好几个小时，我们以各自的方式打发这段时间，有的同学在睡觉，有的在写笔记。我在站外花坛旁发呆，努力整理一周来时间、地点和路线的记忆。就在那时候，我注意到爬出花坛木栏杆的牵牛花藤蔓，以及藤蔓上粉色和蓝色的牵牛花。无法解释，我那时竟被这些牵牛花所深深感动。坐在丰源店乡X404路边草地上半睡不睡的那一瞬间，我再次看到了当年的那些牵牛花，那么真切，连花瓣上的露珠都晶莹透亮。

下午三点，我们回到X404，继续北行。也许是因为接近小厂镇，路上行人、车辆多了起来，还有一辆长途巴士呼呼开过。几分钟后，快到一家加油站时，路东一畦地里，金灿灿的油菜花格外醒目。七月里油菜花盛开，我此前只在青海湖一带见到过，可见这里的物候与青海高原接近，比华北平原晚了差不多两个月。

再往前走，路边出现了大片的黄花苜蓿。苜蓿比油菜花和莜麦更引起我的兴趣。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出版于1911年的《中国伊朗编》（Sino-Iranica）第一部分就写苜蓿，是一篇学识充沛的文字。他特别指出，汉文“苜蓿”应该是对费尔干纳语言而不是古波斯语言中该植物名称的音译。前面引元代王沂写沙岭的诗，有“马衔青苜蓿”之句，说明那时从沙岭向北的辇路上种植苜蓿。不知道元代蒙古草原南缘人工种植苜蓿的规模究竟有多大，但无论大小，毕竟是一种农业行为。某种意义上，种植苜蓿对游牧人来说也是急需的，因为粮食布帛可以从南方运输，苜蓿却是当下和普遍的需求品。

下午四点一刻，我们走到X404与S245交叉的地方，终于到小厂镇了。住进旅馆，洗澡洗衣服之后，立即瘫倒在床上。今天只走了七个小时多，距离不超过二十八公里，但非常非常疲劳。连天花板什么样子都还没有看清，我就睡着了。

（四）草原游牧社会对华北、西北的影响

主要仕宦于明代万历时期的王士性据亲历见闻所写《广志绎》，有一条特别有意思，是记他任确山县令时，见到牧羊人在山西老家与洞庭湖之间游牧。如此大范围的游牧，即使在欧亚草原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原文如下：

晋俗勤俭，善殖利于外，即牧畜亦藉之外省。余令朗时，见羊群过者，群动以千计，止二三人执箠随之。或二三群一时相值，皆各认其群而不相乱。夜则以一木架，令跳而数之。妓妇与肩酒肴者日随行，剪毛以酬。问之，则皆山以西人。冬月草枯，则麾羊而南，随地就牧，直至楚中洞庭诸湖左右泽藪度岁，春深而回。每百羊息羔若干，剪毛若干，余则牧者自得之。

晋商逐利，足迹遍于天下。马可波罗就注意到，“从太原到平阳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明代“京师大贾数晋人”，山西人善于利用他乡资源，固已人所熟知，但连羊也要去外省吃草，实在令人感到新鲜。王士性所记事例，是他做确山县令（朗陵即确山）时亲眼所见。他说，经过确山县的羊群，每群常逾千只。这么大的羊群，牧羊人却只有两三个，手执羊鞭跟随羊群。有时候好几个这样的羊群，也就是一共好几千只羊，碰到一起了，也不会发生混乱，每只羊都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群体，不会乱窜。晚上羊群被关进木头搭建的围栏内，让它们跳进去（跳起来？），好进行计数。

根据王士性的观察，那些山西牧羊人都还过得不错。他们一路走，一路享受当地的服务业。他们当然没有时间上馆子、进妓院，但会雇人挑着饭菜酒肴一路跟随，还把妓女带在身边，和羊群在一起，绝不耽误放羊。有趣的是，牧羊人不用付现金，只需要剪点羊毛抵销费用。按照这一描述，至少在今人的想象里，牧羊人的生活还挺浪漫的。不过，王士性没有交待他们是不是还配有大车。照理他们应该是赶着大车的，以装载搭建围栏用的木头、剪下来的羊毛、牧羊人过夜所需的帐篷，以及其他生活用品。草原游牧人最艰难的就是季节转换时的转场，这些山西牧羊人似乎常常处在转场的状态，其困苦艰难可想而知。

这种游牧的最大优势，是穿越了南北气候带，用王士性的话，就是“冬月草枯，则麾羊而南，随地就牧”。当秋霜凋残了华北平原上的草木，他们继续南下，越过大别山、淮河一线，进入长江流域，那里即使到了深冬，仍会有浅浅的青草供应羊群。他们过年的地方，也就是所到最南的地方，在“楚中洞庭诸湖”。大概每年行程不定，或过江到洞庭湖区，或留在江北的洪湖、三冈湖、太白湖等湖区。这些湖区秋冬水量下降，露出大片滩地和沼泽，为青草所覆盖。羊群和牧羊人就这样在“诸湖左右泽薮”过年，迎接春天，等天气变热时，再往北走，即所谓“春深而回”。这样慢慢向北，夏天才回到山西老家。

实施如此远距离游牧的牧羊人，是不是羊群的主人呢？不是的，他们只是受雇于羊群的主人，一年四季颠沛辗转于南北数千里之间。那么，他们的工钱怎么计算呢？王士性实在是个有心人，他和牧羊人谈到了这个话题。原来他们采取的是一种责任承包制——羊主人把若干只羊交给他们，一年后，还给主人的时候，按原来的数目，每一百只羊必须增加若干只羊，以及缴纳羊毛若干，额定数目之外，剩下的羊只和羊毛，都归牧羊人所有。这个办法好比投资放贷，羊主人是投资一方，牧羊人是接受投资的一方。羊群在一年周期的长距离游牧之后，理应有所增殖，增殖部分先由主人抽取投资收益，剩下的，无论多少都归牧羊人。可以想象，如果年景不佳，羊群增殖有限或干脆发生减耗，牧羊人一年的辛苦不仅毫无报偿，甚至还会背负债务。

这么大规模、长距离的游牧，不大可能直接学习自草原牧民，尽管有研究者试图从草原文化的影响来寻求解释。不过，如果说辽金元以降，与北方汉语、北方汉文化的阿尔泰化相匹配，华北和西北地区在经济生产和生活的方式上，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草原游牧社会的影响，那也不是什么惊人之论。明人张瀚《松窗梦语》有这样一段话：“西北之利，莫大于绒褐毡裘，而关中为最。有张姓者，世以畜牧为业，以万羊称，其畜牧为西北饶，富甲于秦。”这位姓张的富人因专门经营畜牧，累世为业，羊只上万，成为关中首富。不知道王士性提到的那些山西羊群的主人，是不是也专职经营畜牧，还是兼营其他？

我年轻时游历高原牧区，常听牧民说些瞧不起农民的话，认为种地最苦，收入最低，远不如放牧自由幸福。首先是这些野外的见闻经历，而不是书本上的理论学习，使我明白农牧之间的转换绝非易事。历史或现实中的这种转变，通常只有外力逼迫或生存维艰才能促成。只是历史的时间尺度实在过于不确定，边疆历史的能见度、清晰度又格外低，要了解这种转变的具体机制，其难度可以说并不比转变本身更小。

（五）恍惚之间，又一次想起故人

六点多才醒，夕照挤过窗帘的缝隙，在房间里画出一道白线。扯开窗帘，看到西边是六排共十二个统一格式的南北向红瓦砖房宅院。再往西，就是平敞无垠的农田，看不清的远方大概是低缓的山丘。这个位置，应该可以看到王沂所说的“野旷青烟直，天遥落日低”的景象。收拾行李时发现，一个多小时前洗的衣服基本上干了。正觉得肚子咕咕叫，王抒来敲门，原来他也睡了一会儿。下楼去街上吃饭，路上我问他累不累，他说比昨天好，和我的感受正相反。我读过的那些写徒步的书，有纪实的，也有虚构的，都提到长程徒步的某个转折点，有的人忽然变得强壮起来，有的人忽然泄了气无法继续。我是不是到了泄气的边缘呢？

小厂镇是南北一条主街，外加东西一条横街，我们沿着主街向北，过了一座水泥桥，就是店铺密集的闹市区了。停在路边的一辆卡车上有三匹枣红马，路边的木桩上拴着高大的黑骡。街上飘浮着一股轻烟般的兴奋。下午到宾馆时，服务员问我们是不是来赶会的。原来从明天开始是小厂镇的大集会，有货物交换，也有唱大戏，周围老乡都要来赶会。没想到这种古老的乡里传统能持续到今天。

我们进了一家玻璃窗上写满了饭菜品种的餐馆，各点了一碗刀削面，外加一碟油炸花生米，一盘土豆丝，一盆盘家常豆腐。真是饿了，我们把面吃得一滴汤都不剩，菜也差点儿吃完。聊起许多话题，过去的，现在的，多半都是我们共同熟悉的人或事。

不知怎么聊到很多年前那个夏天我们一起去陇南，在西汉水北岸的高山上寻访古仇池国。那次一起去的除了我和王抒，还有我的同事、北大历史系的李新峰教授，以及已经不在人世的刘聪。我还记得在火车上他们三个合起来愤怒地批判我，因为我反对把那年世界杯上韩国队奇迹般的胜利与作弊及国民性联系起来。

我知道王抒和刘聪的父母一直有联系，就问起他们怎么样。王抒叹口气，说了一些情况，都不是让人高兴的。自从刘聪去世，我很少和人谈起她，不愿触及这个令人伤痛的话题。现在，在远离北京、远离熟人的地方，忽然想起她，竟然一下子沉浸到往事之中。饭后在街上走了一会儿，还去看了正在布置戏台的大戏场，再沿着街边种有樟子松的人行道回到宾馆，回到房间，已经错过了“天遥落日低”的高原美景。脑子里一直有刘聪的样子。

刘聪生于1979年2月，山东莱阳人，1996年保送进北大文科实验班，2000年本科毕业后师从陈苏镇教授，2003年获得硕士学位，随即赴芝加哥大学跟巫鸿教授读艺术史。刘聪读本科时参加了我们的吴简讨论班，本科毕业论文也是写吴简，还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研究吴简的论文。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和她熟悉起来的。她到美国读书后，我路过芝加哥还去看过她两次。2007年夏天我在宁夏，忽然接到王抒的电话，说刘聪被诊断患有脑瘤。2008年3月我到美国开会，在芝加哥见到她，她显得还挺好，跟着我去了印第安纳大学。没想到7月间病情恶化，不得不放弃治疗，回到北京。我们把她安排到亦庄一家带有临终关怀性质的医院，她在那里度过了最后的两个月。巫鸿教授在刘聪去世后立即发来一篇挽辞，所描述的，正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那个刘聪：

刘聪是个好学生、好同学、好朋友——一个踏踏实实而又热情洋溢的年轻人。她在芝加哥的短短几年里为我们的中国美术史教学和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课堂上她冷静而严肃，孜孜不倦地探讨学术上的问题，什么事都要刨根问底，搜寻最原始的资料——在我看来这是一名学者的最珍贵的素质。在课堂之外她积极地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讨论会，如饥似渴地吸取着各种知识。她的性格爽朗开放，乐于帮助别人——不管是访问学者、同系学生还是她辅导下的大学生。她的研究工作不断地深入，在近年内已经开始对中国美术史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包括佛、道信仰和丧葬礼仪的复杂关系，道教中的“代人”概念和实践，作出了独具见解的研究，写出了一些文章的初稿。正当这样一位优秀的年轻学者在即将出现于国内外学术舞台之时，她却不幸地夭折了！

第二年春天，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在楼下小院里，就是在刘聪经常走动、经常注视的地方，为刘聪立了一个别致的纪念碑。

巫鸿教授精心挑选了一块中国乡村的磨盘石，立起来当作纪念碑，还撰写了中英文碑文（当然没有刻在石头上）。碑文这样写：

我们选择了这个石刻来纪念刘聪：和刘聪一样，它也来自中国。它的质地是坚硬的花岗岩，但是它的磨损和残缺记录了时间的历程和多年的劳作。它不是为哪个英雄定制的纪念碑，而只是一块农民使用的无名的磨盘。它不记载史诗般的历史，而是吸收了世代人们的普通生活经历。它的形状是一个圆环——天空与和谐的象征。它的性格是混溶的整体，就和刘聪一样。它既严谨又尊严，也和刘聪一样。它将伴随着我们，以及我们以后的人。当人们不再记得我们和刘聪，这块石刻仍将纪念着一位中国来的学生，对她来说知识超越了国家和文化的边界。它不是我们送给刘聪的礼物：它是刘聪留给我们的礼物。

那年冬天蒋人合教授带我去看过那个纪念碑。那是一个飘着雪花的傍晚，我独自在那个圆磨盘前站了一会儿，脑子里空空如也。对刘聪的任何好评都不足以表达我们之间的联系，那是满涵着岁月、理解与情谊的生命之交。刘聪去世后的那个冬天，不知道是不是与她的去世有关，我大病一场，成为我个人生命史的一个里程碑。而且从刘聪去世开始，或者说我总觉得是从她开始的，我接连遭遇这类创深痛巨的丧失，到现在也没有停下来的迹象。我没有为刘聪写过纪念性文字，只在她回到北京，刚刚住进亦庄那家医院，并且经多方求诊确信已无希望时，我给刘聪的同学、熟人和朋友群发了一封邮件，介绍情况。那天深夜我写那封邮件时，思绪混乱，心痛如割，不由得在邮件之末又写了几段：

2007年8月21日晚间，在银川与宁夏文物局的朋友吃饭时，接到电话，得知刘聪被诊断患有脑瘤。不久与刘聪在电话里聊过，她并没有告诉我是恶性。9月中旬她的同学李雨航回国，谈起刘聪的病情，尽管明确表示了不乐观，但也没有告诉我是恶性。

去年底刘聪寄来几张患病后的照片，显然是要让我相信治疗效果非常好。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的消息，也让我确信治疗取得了最佳进展。不过，同时我也从李雨航那里听到了谨慎的不同意见。

今年3月我到印第安纳大学开会之前，把行程计划发给刘聪，她表示很遗憾，因为我没有安排在美国旅行，特别是没有安排去波士顿，而她早就跟波士顿的朋友说过会和我一起去。我因限于上课，不能在美停留超过一周，听说她病后未曾出门，就邀请她和我一起去Bloomington。她那时正忙于申办慈善基金（由于她的医疗保险不太好，当时她已经欠医院7万多美元），匆匆地办这些事。我嘱咐她不要到机场接我，她说只要身体许可一定会来。在机场我开头没有看见她（还有另一个学生林鹄），还想着她的病情出现了什么问题。后来看见她，和前年在北京见到的几乎没有不同，只是因为化疗而戴上了帽子。

刘聪只是在本科阶段跟着我读过一阵吴简，后来以此为题写了本科毕业论文。她后来的硕士导师不是我，而且她的兴趣迅速转向艺术史，更是我完全不懂的领域。但我们的接触并不少，在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我到哈佛燕京访问的那一年里），她是和我联系最多的人。我们之间固然是师生关系，但也是亲密的朋友关系。因此，从知道她生病，我就极为难过。这种难过更因为同时也了解到另外两个算得上亲密朋友的学生患有抑郁症，而严重地影响了相当长时间内我的心情。在O’hare机场见到的刘聪是那样正常，那样笑容可掬，我的悲痛和压抑一下子消散了，如同被芝加哥的风吹走了。人是多么容易被表面的正常所欺骗啊。

第二天她陪我去艺术博物馆，我们大部分时间在印象派那些展厅，听她讲艺术史，不得不惊奇这些年她的进步。中午在博物馆对面街上的那家俄罗斯餐厅吃饭，听她讲各类八卦，比如国内各主要博物馆的馆长们来芝加哥访问期间的可笑故事。饭间她的一个朋友，在博物馆工作的某姑娘，也加入进来以亲身经历加强类似八卦的真实性，让我大开眼界。

第二天我们开车去Bloomington，在离开芝加哥上90号公路之前，刘聪暴露了她完全没有空间感的缺陷，她甚至无法指引我离开Hyde Park这个在我看来属于她的地盘。从此我不再让她指路，也不让她看地图，更不和她商量路线问题。她在多次质疑之后，开始安于我的武断，或者说开始迷信我的空间感。

在Bloomington的会议之前，我们有一天时间去附近玩。刘聪研究了网上资料和饭店提供的各类广告，提出去梦露湖。我开车实在太快，到了另一个县才知道走过了，不得不绕回来找这个湖。附近美丽的农村景象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湖本身也很漂亮。我说，既然如此，我愿意明年来这里访问半年。刘聪说，那好，我也可以经常到农村来了。

刘聪说，她最怀念的，是当年和我一起到处玩（“考察”）的那些经历。其实在和我接触较多的学生中，刘聪是跟我出去最少的。我记得带她出去，只有两次，一次是2002年7月去陇南古仇池地区，一次是2003年8月去山西，两次都为时短暂，匆匆忙忙，谈不上好玩。本来计划中有一次较长时间的旅行，是1999年7月，刘聪那一届学生实习到敦煌，我恰好要从西藏到新疆，然后经河西返回北京，计划中我会在敦煌接上她和另一个学生，一起开车回北京。但因为我在新疆出车祸，计划泡汤了。

小小的Bloomington有三家藏餐馆，还有一家韩国人开的日餐馆，下雪的那天中午我们去了这家日餐馆，刘聪非常吃惊价格如此低廉，就提议晚上还来。没有想到晚餐的价格比午餐高得多，让她很不好意思。就是在这家日餐馆，刘聪问我，99年我住院养伤的时候，有没有绝望过。然后她开始讲去年秋天，很长时间她是绝望的，无法接受人生就此终结，不能入睡和呼吸。我看见她的泪水在眼眶里滚动，就转过脸去看窗外的雪。

无论如何，我觉得她的病情已经稳定，今后该是越来越好了。从Bloomington返回芝加哥，晚上在Hyde Park吃饭，我注意到我讲得比她多得多，几天来的旅行已经让她很疲劳了。她也没有坚持第二天送我，而且我在机场给她打电话她也没有接，我不由得担心起来。

好在回北京就收到她的信，说一切还好，她正打算把父母遣送回国，等等。不久她父母就回来了，这是一个好迹象，说明医生也认为她的治疗是乐观的、顺利的。

然而上周六（7月12日）的一个电话有如晴天霹雳。早上我还在睡懒觉时，手机响个不停，看号码知道是来自国外，还以为是我那个中学同学，没有理睬。后来北京的朋友来电话，说刘聪妈妈给我电话，我没有接，又说刘聪病情恶化，要回来。我这才知道她父母又去了美国，那么病情之严重可想而知。我立即打电话过去，她妈妈第一句话就是：罗老师，天塌下来了。

天的确塌下来了。那之后的几天，我们胡乱地找人、胡乱地寻思、胡乱地电话。7月17日下午，在机场3号航站楼见到刘聪的妈妈推着轮椅出来，看见轮椅上的刘聪已经不再是那个笑容常在的姑娘，看见眼泪成一条线流在她的脸上，我好像听见了自己身体里面有破碎的声音。

往事就是这样。生命就是这样。不期然地，在这个凉爽的高原之夜，疲惫之下，恍惚之间，又一次想起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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