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维︱一位早熟文艺青年的破碎的梦

木白兄善烹饪。周末在通县家中，摆四碟冷盘上八道热菜招三位密友小聚。餐前照例要视察一下他的书架以增食欲。他曾说我对他家书架的熟悉程度，可比蝴蝶穿花，绝对轻车熟路。的确，他藏书虽多，却像售卖DVD的音像店一样，新片总码在固定的位置。

“这本哪买的？”“华夏天禧，最近买他们东西比较多。”“就这一期？”“就这一期。普通书而已，没什么可看的。”拿在手里的是本孔德学校的校刊，1927年出版。薄薄的册子，只有四十几页。内容却不含糊，有周作人和张凤举的译作。周那篇是丘浅次郎的《不及格与退学》、张凤举译的则是西田几多郎的《知和爱》。

孔德学校大名鼎鼎。这是用中法庚款办起来的一所私立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俱全，校址就在东华门外。早年一直是蔡元培挂名当校长，实际主持的却是那位“不登大雅之堂”的马隅卿先生。学生多北大教授子女，皆“高知二代”。比如这期《孔德月刊》登出的孔德学校同学会委员名单里：文艺部委员钱秉雄、美术部委员钱三强皆钱玄同之子；运动部委员周丰一是周作人之子；音乐部委员沈令扬、运动部委员沈令昕为沈尹默之子；美术部委员钱端智是钱稻孙之子；音乐部委员马节是马裕藻之子；候补委员周鞠子为周建人女儿；齐香是齐如山女儿。

不过引起我兴趣的倒不在此，而是从目录中发现了一个将要被我遗忘的名字——包乾元。

这一年，包乾元十六岁。在一长串的学生委员名单里，他排名居首。校刊里有他的作品，而且一下两篇！可见，这时的他已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他翻译了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古古》，讲一个少年和一匹老马的故事。还写了首伤感的白话诗：“孩子们：何苦奋奋的跑呢，坟墓永在等候你们呀。”“柔弱的灯光，如我心中欲说的话，无力的颤动着。”“风——摧残了花木。人——摧残了世界。”

这期月刊出版的次年他从孔德毕业，考上北大外文系法语专业。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在不少刊物上发表过作品。如《北大学生月刊》、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学文》……著名的《论语》杂志上也有他的文章。有篇《猫狗》，署名“大灾”的，就是他。

少年时代低沉的小诗，和“大灾”这个晦气的笔名，让人觉得，似乎有朵阴云一直笼罩在这颗文坛新星的头顶。孔德、北大、法语专业，他的未来应该是金马玉堂才对。这个振翅欲飞的早熟的文艺青年，他是谁？他在忧虑什么？前方，是怎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

无论听没听说过包乾元这个名字，你的眼睛里，也许已经隐约看到了他一生的道路。

我可以讲他的故事，是因为多年前，得到过一些有关的档案资料。

的确，他和孔德的同学们不同，他的父亲并非社会名流。

包乾元说：“我十一岁前在家自学，与钱稻孙家住一起。他家是一封建家庭，礼俗很多，我因此沾染了一种拘谨的习气。更加上我家穷，寄居别人门下，也养成一种逆来顺受、忍耐和优柔寡断的性格。几十年来，这性格已成为我一个包袱。”

不仅如此，由于父母感情不合，在家不是吵架就是厮打，所以他从未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十二岁那年，通过钱稻孙的关系，包乾元进了孔德学校。“孔德学校实际上是一高级干部的子弟学校，校董即三沈二马钱玄同周作人这些人，学生大都是他们的子女，来去均包车接送。极少数的中下级干部子女无形中精神感受威胁，我亦其中之一。日久养成一种自卑感，认为一切生来就不如人。因而思想狭隘，感情丰富，不苟言笑，终日沉溺在文艺小说的圈子里。”

孩子勉力去上一所令人羡慕的学校，或者一所适合自己的学校，哪个更好？

孔德毕业后，包乾元本可免试升入中法大学预科。但受父亲的影响，认为北大教授中多“达官贵人”，如能混一资历，结识一些名流教授，将来可衣食无忧。遂报考，并被录取在外文系法文组（该专业只有五名学生，当时金克木亦常在法文组旁听）。

踌躇满志，而又心怀忐忑。和许多少年人一样，包乾元开始做他的第一个梦——文学梦。

大学期间，他努力接近名教授，举手投足亦模仿杨振声、傅斯年等人的名士气。他不但写文章四处投稿，还学画画，学小提琴，并参加星期剧社的话剧演出。

毕业的时候，同学们都以为他交游广泛，早已寻好了出路。事实上他求职却是四处碰壁。最后还是沈尹默设法，为他在孔德小学谋得一席教职。他不甘心屈就一小学老师，听说给《学文》投稿时打过交道的余上沅创办了南京戏剧学校，就主动去信联系。然后瞒着孔德学校，南下做了戏剧学校的文牍兼男生管理员。没想到两项事务性的工作，他都不在行，次年即被勒令离职。

此时包乾元已结婚，生计一旦断绝，顿时陷入困境。他思前想后，只好面对现实，忍痛将自己的“文学小店”关张，考入南京上海银行做一实习生，改学会计，只为能捧上一只铁饭碗。

随之而来的，就是日本侵华，南京陷落。他和别人一样，经安庆逃往汉口。在汉口遇到了随北大师生一起南下的父亲包尹辅（此时包尹辅已由钱稻孙介绍，进北大做了庶务，后又在西南联大任出纳组主任，父子俩成了同行）。父亲见他骨瘦如柴，囊空如洗，就带了小夫妻俩，一道跟着大部队去了昆明。尚不满周岁的女儿亦不得不被留在汉口。

到达昆明，已是1939年初夏。

南国盛夏的缤纷绚丽对一个无业流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份可以糊口的稳定工作。在亲友的帮助下，他在西南联大教务处获得了一个事务员的职位。包乾元不可谓不勤奋，除了本职工作，他还开办了一个法语速成班，并帮助钱端升主办的《今日评论》做发行工作。他四处兼职，努力赚钱。但赚钱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法币贬值的速度。两年过去了，他不但依然两手空空，还因劳累得上了肺病。

蒋梦麟又把他推荐到北大办事处任总务（联大虽为三校合办，但各校仍自己另有办事处）。北大办事处就设在云南王“龙云”家隔壁，内有教员宿舍。包乾元的任务就是出现空袭警报时督促各教授疏散，然后锁上大门。有一次空袭，因情势急迫，他误将经济系教授周作仁（江苏淮安人）锁在院内。事后，周教授大发雷霆。另一次，办事处内宿舍门窗多被日机炸毁。因泥瓦匠不易寻到，致使门窗多日未能复原，教授意见更多。为了平息众怒，蒋梦麟只好把包辞退，推荐到中国银行运输处干起了会计。

抗战结束前这几年，他换了好几次工作，自认为兢兢业业，最后只落得个一无所有。他发现，铁饭碗也解决不了生计问题。从那些发了战争财的同事、上级身上，他总结着经验教训：为达目的，要不择手段；“忍，等，狠”；金钱就是力量。根据这套处世哲学，他决定向金钱发起进攻。

这个包乾元已经不是孔德校刊上那个有点自卑的文学新星了。

他想方设法调入了陆良招待所任会计股长。这是个肥缺。陆良所是美军B29重型轰炸机基地。最多时驻扎有五千多美国大兵。每天仅鸡蛋就要消耗掉上万只，牛肉数百斤。农林牧副渔，进进出出都由招待所经手。包乾元和所长、总务配合默契，用多开单价、虚报勤杂人员名额等办法大肆聚敛。得到的钱就去跟美国兵换美元，再拿美元到黑市上高价售出。利上加利。包乾元在银行里学到的一手天衣无缝的做账方法，这次派上了用场。稽查人员数次巡视竟难以抓到把柄。

战后，陆良所解散。这在包乾元意料之中。他已攒下第一桶金。随即便加入了几个老相识组织的南亚公司，赴越南海防做办事处主任。在越南，他把这几年锤炼出的生意经活学活用，发扬光大。炒汇、囤积紧俏商品、放高利贷……他赚了更多的钱。每天与当地一些富商大贾出入舞厅酒楼，声色征逐。这样的日子很快活。他想在越南定居下去，不再做中国人了。人到中年，半生光阴毫无建树，文学梦已死，政治上又无发展，那就在经济上寻找出路吧。

但世事往往难遂人愿。1947年，越南抗法战争打响。海防停水、停电、粮食短缺。他持有的越币大幅贬值，囤积的药材无人问津，放出去的高利贷收不回来，资金链迅速断裂。此时，南亚公司也宣布撤销海防办事处。包乾元在越南举目无亲，看看中文报纸，国内亦是兵荒马乱。权衡之下，还是决定回国与家人团聚。一切就听天由命吧。他在北部湾的风浪颠簸中抵达香港。离港入境时，数数口袋里的钞票，辛辛苦苦好几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只剩下二百四十美元（这最后一笔钱回北平后放高利贷也全部损失了）。

经此波折，包乾元已心灰意冷。只想在北京，安安稳稳做个法语教师。他遍访亲友，见到的却都是过河的泥菩萨，自保尚需奋力，如何能对他施以援手。归途中，为排遣寂寥，他曾写过一篇五六千字的游记《海防归来》，投给《世界日报》。经刊出后，却未见稿费。他便上门索要。没想到《世界日报》的经理吴范寰原是孔德学校的教员。两人早就相识。包乾元遂变索稿费为求职。这样阴差阳错，他进了《世界日报》，职务还是会计。

北平解放后，《世界日报》被军管会接收，随即停刊。经理吴范寰被斗争。在斗争中，包乾元极不仗义地举报了吴私藏美金的秘密。不久，《光明日报》在《世界日报》位于西长安街的原址上创刊，包乾元被留用。

新社会了，包乾元曾求之不得的铁饭碗终于有了。在《光明日报》社工作，周围都是舞文弄墨的文人，那么文学梦似乎也有重拾的可能。是啊，一切都看起来很不错。

既然说到《光明日报》，那么，储安平这个名字可能已经出现在你的脑海里了。

干脆把包乾元的历史快进到储安平因为“党天下”等言论被打倒的1957年。

这年9月，光明日报社编印了著名的《右派分子储安平的言行》。不大为人所知的是，同时还出炉过一册《右派分子包乾元的言行》。《言行》主要分三部分：先列举包氏的主要言论；然后是同事的揭发材料；包的检讨（他自己用的是“检查”这个词）放在最后。

其实，他跟储安平没有什么来往。储在光明日报社的时间很短，并且包乾元只是一名基层工作者，和忙碌的总编辑难得说上话。但包的“右派言论”里却颇多精神上与储契合者。比如最要命的一条，他说“党群关系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其他的诸如“污蔑苏联，崇拜美国”，“攻击党员是外行领导内行”，“欣赏昆明时期龙云的民主”等等，可想而知，也都遭到了同事、领导们的愤怒揭批。

他被免职。发配到遥远的广西。在自治区科委的情报资料组管图书报纸（我仍然记得，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从北京去一趟广西，仍被一般人视为苦旅畏途）。在四季如春的城市里夹起尾巴接受改造。

包乾元自己说，在《光明日报》这八年，他过得并不顺心。刚开始，报社的氛围又唤醒了他在孔德读书时做过的文学梦。他不想再当会计。他要写文章，做记者（这时候他的文学已经变成《懂得战斗的人，也是最能理解生活的人——读“把一切献给党”》这样的货色了）。1953年，他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喜悦。当时领导说要调他去做编辑。这样，就又能跟文字打交道了。他觉得自己一下子充满了干劲。没想到，后来正式发表，是让他到读者来信部，处理信件。包乾元少年得志，内心深处一直颇为孤芳自赏。现在蹉跎半生，居然一事无成。文学梦、名流梦、金钱梦……竟连一只寻常的铁饭碗，尚且如此不易得。所以他在报社给人的印象是，永远牢骚满腹。

到广西之后，他又有哪些新的故事？我已无从知道。想想储安平的不知所踪，想想未来还有那么多锣鼓喧天的运动在等着他，其境遇应该好不到哪里去吧。

这些年，因为喜欢收集旧东西的缘故，看了那么多老一辈的悲欢往事，如今已心生厌倦。我甚至常常惮于深入其中的细节。它们琐碎、无聊、大同小异。除了悲多欢少，更充斥荒诞、愚昧和黑暗。一切历史似乎都只是为了提醒你，天地不仁，一生只不过是梦幻逐一破灭的漠然过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