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书讯：见证法国风云变幻的一千封信

这次首先向各位读者呈上的，是一部颇值关注的书信集，它出自一位活跃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名叫罗萨丽·茹利昂（Rosalie Jullien）的女士笔下。这本由安妮·迪普拉（Annie Duprat）所编撰的五百五十六页的信件汇编，在2016年由Belin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名为《“家国大业乃吾竭尽心智之所求”，罗萨丽·茹利昂，一位大革命时代女性1775至1810年间的书信集》（《Les affaires d’Etat sont mes affaires de coeur》. Lettres de Rosalie Jullien, une femme dans la Révolution, 1775-1810）。

无论法国史学界还是文学界，法国大革命长期以来都是广受关注的主题。罗萨丽·茹利昂可谓法国十八、十九世纪风云变幻的直接见证人——她出生于路易十五时期的波旁王朝，经历了路易十五、路易十六、大革命、拿破仑，以及波旁王朝复辟的各个阶段。在1775年12月直至1810年5月之间，她一共写下一千封左右的信，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宝贵财富。

这位女士可不是普通人。她的丈夫马克-安托万是德龙省的议员，同样名叫马克-安托万的儿子，则是一位革命家和作家。她热衷于各种集会和俱乐部活动，也频繁光顾政党会议，甚至罗伯斯庇尔也曾受邀，成了她家宴的座上宾。她对外界消息十分关注，在1792年4月的一份家信中，她说过：“我每天都要读六份报纸，对我来说这就像日常的面包一样不可或缺。”由于她的孩子先后在督政府和拿破仑麾下任职，并且随同拿破仑参与了远征意大利和埃及的军事行动，因而一家人聚少离多。在这些日子里，与丈夫和孩子们互通家书，成了罗萨丽·茹利昂与他们交流的主要方式，而这些留存至今的家书，也记录了这位非同寻常的女性在这一时期所参与的各种活动。对希望进一步了解法国大革命的朋友，这将是本非常不错的著作。

当然，上层人士的生活状况，远非引人瞩目的大革命时代全貌。同样在2016年末，一部由克利德·普吕莫济尔（Clyde Plumauzille）所撰写的、厚达四百页的著作，将焦点转向了一个古老的职业——妓女。

《娼妓与大革命——从1789年至1804年，共和国区域里的公共妇女》（Prostitution et Révolution. Les femmes publiques dans la cité républicaine, 1789-1804）一书，由Ceyzérieu Champ Vallon出版社出版。对作者来说，此书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甚至有些借古讽今的色彩。

对很多反对大革命的人而言，这场席卷法国乃至整个欧陆的风暴，是令娼妓业合法化，并且摧毁昔日道德体系的罪魁祸首。对此，大革命的支持者并没有如同通常他们所习惯的那样，迅速作出回应，去捍卫自己的立场。而普吕莫济尔先生所要做的，正是带我们去一探究竟，看看共和派们所捍卫的普世主义，究竟包含怎样的悖论——此等自相矛盾的情形，不仅存在于遥远的十八世纪末，时至今日依旧没有消失过。诚如作者所说，在同性恋已经不再被看作犯罪的年代里，如果对色情业的定罪能够撤销，才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进步，而在如今的法国，这些行业始终都还只是处于法律管与不管的灰色地带中。事实上，今日法国社会的妓女，依旧饱受世俗眼光的歧视，并且始终成为警方所针对的目标，所谓“进步”更多停留在制度条文层面，在有关风俗、习惯和传统观念的领域，前进的步子，其实是非常缓慢的。

法国大革命时代一百多年之后的一战战场上，法国士兵的健康问题，成了历史学家夏尔·里德尔（Charles Ridel）关注的焦点。他为此撰写了一部四百二十六页的《醉卧沙场》（L’Ivresse du soldat），由Vendémaire出版社于2016年底推出。

法国人对葡萄酒的喜爱向来令人惊叹，这种饮品甚至可以说是已经融入法国民族的血液之中。一战开始不久，法国政府就颁布了一条法令，禁止人们在战争期间享用那些高酒精度的饮料，不过饮用葡萄酒却是例外。步兵把自己随身携带的红葡萄酒称作pinard，在前线战斗中无水可饮之时，便以之为替代品。

关于战争期间，酒精饮料为何会有那么广泛的受众，夏尔·里德尔给出了自己的解答。比方说，在冬天的严寒下，饮酒可以暖身——这倒与国人的说法相仿佛；又比方说，士兵们在分配葡萄酒的时候，能够享受和平年代所无法享受的“民主待遇”，因此，葡萄酒也成了一种“民主的饮料”。不仅如此，由于法军常年以来的作战对象是来自莱茵河另一边的德军，而德国人最为钟爱的饮料是啤酒和白葡萄酒，因此，在那个民族主义爆发的年代里，红葡萄酒也就一跃而成法兰西民族的象征。有趣的是，在1917年初，由于凡尔登战役的进展不顺，导致一些士兵发生哗变，红酒被不少法国政府要员认为是潜在的麻烦制造者；在一年半之后，法国取得了在一战战场上的最后胜利，此时，这种曾经被认为会惹麻烦的饮料，摇身一变，又成了胜利的象征。

当然，战争和动荡岁月决不会像葡萄美酒夜光杯那样浪漫，更多还是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残酷，尤其是在1994年的卢旺达，种族屠杀的阴云至今仍笼罩在这个非洲小国上空。历史学家斯蒂凡·奥多旺-鲁佐（Stéphane Audoin-Rouzeau）用一部一百七十六页、名为《1994至2016，卢旺达，新的开始》（Une initiation. Rwanda, 1994-2016）的作品，深入探究了这段很多西方人都三缄其口的不光彩历史。

通过对大屠杀幸存者所做的口述史研究，他对1994年这场卢旺达图西族遭到胡图族屠杀的人间惨剧，作了全面呈现：昨天还是邻居、今天已成敌人的事件屡见不鲜，就连胡图族的妇女和孩子，都操起武器去杀戮那些臆想之中的敌人，很多胡图族人甚至把屠杀当作节日庆典；而天主教会也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屠戮中名誉扫地，神父们之间甚至反目成仇，举刀相向，成了屠杀的参与者。

对奥多旺-鲁佐先生来说，世人对这段屠杀的历史，实在是表现得过于健忘了。作者从不掩饰自己对军人的敬仰，而这场大屠杀所造成的恐怖，却令他的情感在反思之中产生了动摇。为何这种令人完全不可接受的事情会突然来临，并被某些法国政府高层的政治家所容忍？带着这个问题，奥多旺-鲁佐先生本着历史学家的职业良知与治学精神，完成了这部会令许多人感到不快的作品。

《巴黎最后的日子》

最后，还有两部著作值得郑重推荐：2016年Perrin出版社推出了由亚历山大·松普夫（Alexandre Sumpf）所著、讲述俄国传奇僧侣拉斯普廷的作品《拉斯普廷》（Raspoutine）。此外，亚历山大·维尔特（Alexander Werth）的著作《巴黎最后的日子》（Les Derniers Jours de Paris），也是了解二战初期巴黎情况的一本好书，它记录了1940年5月10日至6月14日间，巴黎的众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