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因为《黄面志》，“伦敦的夜晚变黄了”

著名的英国文艺杂志《黄面志》（The Yellow Book，An Illustrated Quarterly，1894-1897，又名《黄书》《黄杂志》），要出全十三卷影印版了，这在中国出版界，也要算一百多年来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了。

《黄面志》在中国

郁达夫是最早向国人介绍《黄面志》的中国文人之一，据说《黄面志》这个名字也是他最先用的。见于1923年9月23日《创造周报》第二十号、9月30日《创造周报》第二十一号上连载的郁达夫《The Yellow Book及其他》一文。他认为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英国文坛上是道德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统天下，而《黄面志》作家群体则是打破这种一统天下局面的叛逆者，他们继承了法国思想，在十九世纪末期的英国文坛上“独霸一方，换发异彩”。继郁达夫之后，田汉、张闻天等人也曾向中国读者推介《黄面志》早期的插图画家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1872-1898）。

两年后的1925年，梁实秋在美国的旧书店买到一册《黄面志》，引得他在1925年3月27日的《清华周刊·文艺增刊》第九期上发表了《题璧尔德斯莱（比亚兹莱）的图画》一文，大发议论：

雪后偕友人闲步，在旧书铺里购得《黄书》一册，因又引起我对璧尔德斯莱的兴趣。把玩璧氏的图画可以使人片刻的神经麻木，想入非非，可使澄潭止水，顿起波纹，可使心情余烬尽，死灰复燃。一般人斥为堕落，而堕落与艺术固原枝也。

为此梁实秋还被引动了诗兴，做了一首题为《舞女的报酬》的新体诗，咏叹的是比亚兹莱为之作插画的王尔德（Oscar Wilde）的诗剧《莎乐美》（Salome）中的故事。

又过了四年，鲁迅也向中国读者推介比亚兹莱的绘画作品。1929年4月，在《文苑朝华》第一期第四辑《比亚兹莱画选》中，鲁迅选了比亚兹莱十二幅绘画作品，并写了“小引”介绍比亚兹莱，说他是《黄书》的艺术编辑，“视为一个纯然的装饰艺术家，比亚兹莱是无匹的”，并且评论说：

他是由《黄书》而来，由The Savoy（另一种比亚兹莱效力过的杂志）而去的。无可避免地，时代要他活在世上。这九十年代就是世人所称的世纪末。他是这年代底独特的情调底唯一的表现者。九十年代底不安的，好考究的，傲慢的情调呼他出来的。

鲁迅

鲁迅的上述推介，后来被李欧梵评论为：“他的个人艺术趣味看来和他在政治认同上的公众姿态是相抵触的。似乎这位中国文人领袖，一个以不倦地提倡苏联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现实主义而知名的坚定的左翼人士，自己也不知不觉地深为颓废的艺术风格所吸引。”

再往后，中国大陆陷入抗日战争和国内解放战争的烽火中，《黄面志》这种属于“颓废腐朽”艺术的杂志，估计不太有机会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了。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叶灵凤在香港又颇谈了一阵《黄面志》和比亚兹莱。他是比亚兹莱的倾慕者和仿效者，甚至得了“中国的比亚兹莱”的绰号，曾搜集了不少比亚兹莱的作品，后来毁于兵燹，到香港后又重新搜集。那时比亚兹莱在英国又重新热起来，作品重新出版，博物馆还举办展览，叶灵凤闻之，不免旧爱重温了一番。

据叶灵凤回忆，当年他并未在郁达夫的藏书中见到过《黄面志》，后来倒是在邵洵美的书架上见过，“是近于十八开的方形开本，都是硬面的，据说是他用重价当作珍本书从英国买回来的”。

从这些细节来推测，《黄面志》在中国，基本上是一种处于“小众高端”的东西，只有少数相对得西方风气之先的文人在谈论它。有的谈论者自己也未必阅读过、把玩过，甚至还没有见过《黄面志》，也许只是从西方报刊上听说过而已。

《黄面志》和世纪末“颓废”文艺

《黄面志》

《黄面志》是一种文艺季刊，创刊号于1894年4月出版，到1897年4月出到第十三期结束。创刊时由亨利·哈兰德（Henry Harland）任文学编辑，比亚兹莱任美术编辑，杂志的装帧和风格都是比亚兹莱设计的，但从第五期开始比亚兹莱被解雇。

杂志采用精装书籍的形式，每期三百页左右，黄色的硬封面上压印黑色图案，《黄面志》即据此得名。关于杂志封面为何选用黄色，后人有诸多解读，现在已经不可能起比亚兹莱于地下而问之了。当时风气，一些色情小说喜欢用黄色封面，所以《黄面志》也可能会让人产生这方面的联想——也许这正是它的出版商乐意看到的一种营销效果。

作为一种综合性文艺刊物，《黄面志》刊登小说、诗歌、散文、绘画作品。出版之后很快声誉鹊起，被视为“世纪末文艺倾向的一个主流刊物”，而这种“世纪末文艺倾向”的一个重要标签是“颓废”，《黄面志》杂志的作家群也往往被人们称为“颓废派”。姑不论这个标签是否合理，但《黄面志》上的作品其实谈不到色情。当时有人评论说，因为《黄面志》的出版，“伦敦的夜晚变黄了”，那也可以理解为，该评论者是将黄色视为“世纪末颓废”的一种象征颜色了。

到底这种“颓废”是何光景，可以看一个例子。在《黄面志》创刊号第五十五页，刊登了比亚兹莱那幅相当有名的作品《情感教育》（L’Education Sentimentale），画面上一个体态臃肿的中年妇女拿着一张纸，似乎是照本宣科地在对女儿进行“情感教育”，站在她对面的女儿体态婀娜，衣着时尚，心不在焉地向别处斜视着。这幅画确实传达出了一些郁达夫所谓的向道德主义一统天下挑战的叛逆气息，但比亚兹莱的表现手法，在今天看来还是相当含蓄相当有分寸的。然而这样的作品也不见容于当时的保守主义人士，《泰晤士报》上的评论说这幅画是“英国喧闹与法国淫秽的结合”，另一家报纸说这幅画“矫揉造作毫无价值”。

因为比亚兹莱遭到攻击，哈兰德请了资深的评论家汉默顿（Philip Gilbert Hamerton）来助阵，汉默顿在《黄面志》第二期发表评论称：

比亚兹莱内心有特异倾向，为非道德之典型代表。在王尔德的《莎乐美》中，出现诡异可怖面孔的插图，在《情感教育》中也有两点令人不甚愉悦之处，很明显是比亚兹莱作品内涉及某种人性的腐化变调。然而在插图品质上并不完全如此，而是显示出完美的纪律、自制与深思熟虑。比亚兹莱是个天才，或许他太年轻，所以我们能够期待，当他成熟时会变换思想轨道，见到人性美好的一面。

那时的文艺评论，和今天相比，居然找不出什么学术黑话。汉默顿力图作持平之论，肯定比亚兹莱的艺术造诣，许诺他思想成熟后会变得纯正，变得更容易让人们接受。

比亚兹莱无疑是《黄面志》的灵魂人物，因而有些人认为，杂志从第五期比亚兹莱被解雇之后就失去了风采，逐渐演变为一本“放弃某一运动推进者的地位，仅成为一出版社的普通杂志而已”。这种看法到底能否成立，其实也是见仁见智的。例如比亚兹莱离职后，杂志出现了“风格驳杂”的现象，但这又何尝不可以视为“风格多样化”而加以肯定呢？

《黄面志》虽然只出版了十三期，前后只持续了四年，但发行量相当大，首印五千册据说五天内就售罄，很快又加印了两次。杂志历史虽短，却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已经被视为英国世纪末文学运动的标志性刊物。

当然，这个世纪末的、被贴上了“颓废”标签的文学“运动”，差不多也就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中昙花一现。它对后来英美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发展有多大的影响，其实需要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而这种研究的必要条件，就是研读《黄面志》文本本身，这也正是此次出版《黄面志》中国影印版的文学意义和学术意义之一。

《黄面志》第九卷

《黄面志》画家及作家群体

作为一种综合性文艺刊物，《黄面志》以刊登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字作品为主，绘画作品只是其中比较小的一部分。以篇幅而论，在每期三百页左右的篇幅中，绘画作品占据的篇幅通常都不到十分之一。但是在笔者的初步印象中，似乎后来的人们更关注它上面不足十分之一篇幅的绘画作品。

例如，在二十卷本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我们找不到《黄面志》或“比亚兹莱”的条目，但是在十卷本《大英视觉百科全书》中，就能够找到一个“比亚兹莱”的相当长的条目，而且该条目的插图就是比亚兹莱为《黄面志》创刊号所设计的海报。类似地，在艺术史类著作中找到和《黄面志》有关论述的概率，也比在文学史类著作中找到这种论述的概率大很多。

解释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不是本文的任务，这或许是一篇博士论文的题目了——仅仅指出比亚兹莱名气很大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至少还有另一种可能：《黄面志》上刊登的小说、诗歌、散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全都不值一提，其中没有任何作品可以和比亚兹莱的画作在艺术史上的地位相提并论。但要确认或否定这种可能，就需要对《黄面志》上的各类作品进行深入的文学史和艺术史研究，而这样的研究恐怕还只能俟诸异日。

这个现象还提示我们，插图对一本文艺刊物来说，可能有着我们还远远没有充分估计到的重要性。

既然如此，笔者就对《黄面志》做了一番笨功夫——将十三期杂志的全部插图作者列了一个清单，并统计了每人的作品数量，制成表格，从而得出以下信息：

绘画作者共有一百一十人之多，这个数量有点超出笔者最初的想象。从姓名上推测，其中可能有一些作者之间有着兄弟姐妹或父子叔侄之类的关系。

比亚兹莱虽然从第五期就被解雇，但在《黄面志》一百一十个画家中，他仍然以十七幅之数高居作品数量榜首（这还未计入他为《黄面志》设计的封面、扉页和海报）。Patten Wilson以十三幅居第二名，Walter Sickert以十幅居第三。有八十九位画家只为《黄面志》中某一期作过贡献，其中六十八位只贡献过一幅作品。

在《黄面志》上贡献绘画作品的，和在该杂志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的，大体上是两个群体，交集很小，当然也有少数既贡献文字作品也贡献绘画作品的人，比如Max Beerbohm、Nellie Syrett等人。

关于《黄面志》这一杂志的影响，以及《黄面志》的艺术家群体，郁达夫有过一些论述。这些论述出现在《黄面志》昙花一现之后仅仅二十余年，在当时的中国也要算相当得风气之先了。郁达夫比较推崇的人有比亚兹莱、亨利·哈兰德、约翰·戴维森（John Davidson）、欧内斯特·道森（Ernest Dowson）、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等人。虽说这些人可能分属当时文坛上的浪漫派、写实派、唯美派等等，但郁达夫认为在对当时英国保守精神的攻击这一点上，他们是有共同语言的，所以才会走到一起。

郁达夫还说这批艺术家中有不少人和《黄面志》这份杂志一样属于短命夭亡：“这一群少年的天才，除了几个在今日的英国文坛里，还巍然维持着他们特有的地位外，都在三十岁前后，或是投身在Seine河里，或是沉湎于Absinth酒中，不幸短命死了。”考虑到仅仅在《黄面志》上发表绘画作品的就有一百一十人，郁达夫这种说法显然是严重夸张的。

《黄面志》与比亚兹莱

比亚兹莱，1893年。

比亚兹莱是《黄面志》早期的灵魂人物，他只活了二十六岁，在二十岁出头就暴得大名，成为“新艺术”运动中引人注目的新星。

比亚兹莱出生于1872年，父亲原是珠宝商之子，但家道中落，靠做小职员谋生；母亲是军官的女儿，受过良好教育，有较好的文学艺术修养，常恨所托非人，夫妻聚少离多，感情冷淡。比亚兹莱还有一个姐姐，姐弟两人感情甚好。因为比亚兹莱从小长期只和母亲及姐姐生活在一起，有人认为他有恋母情结。

比亚兹莱十六岁到伦敦一家测量公司当职员，不久转入人寿保险公司继续职员生涯，他七岁就被诊断患了遗传自父亲的肺结核——这在当时是不治之症，也就难怪他的艺术风格会和“颓废”那么合拍了。1891年他遇到赏识者，拉斐尔前派的画家伯恩-琼斯（Edward Burne-Jones），伯恩-琼斯高度评价比亚兹莱的艺术天分，鼓励他深造并投身艺术，在伯恩-琼斯的建议下比亚兹莱进入西敏艺术学院（Westminster School of Art）学习了很短一段时间。他的绘画技艺基本上是自学成才的。

1892年夏天，比亚兹莱去了一趟巴黎，回到伦敦后他得到了为《亚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画插图的委托，共三百幅插图和标题花饰，报酬为二百五十英镑。这项委托促使比亚兹莱辞去了保险公司的职务，成为职业插图画家。

1893年英国平面设计集大成的杂志《工作室》（The Studio）创刊，创刊号采用了比亚兹莱设计的封面，这期杂志还刊登了比亚兹莱为王尔德诗剧《莎乐美》所作的九幅插画，比亚兹莱由此声名鹊起，那年他才二十一岁。

1894年《黄面志》杂志创刊，比亚兹莱任美术编辑，这是比亚兹莱成名的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舞台。他为《黄面志》设计封面和海报，还在《黄面志》最初四期上先后发表了十七幅绘画作品。本来他第五期的封面都设计好了，但因为王尔德入狱事件的无妄之灾，他被杂志解雇，他原定在第五期上发表的作品全被撤下。

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艺术的历史》（Art: A New History）中认为《黄面志》“是极端颓废派人士办的杂志”，他认为比亚兹莱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当时“新艺术”作品的魅力和印刷等新技术的结合。约翰逊说比亚兹莱的有些画作“已接近色情边缘”，他甚至相信“比亚兹莱似乎也曾画过一些色情画私下贩售”，不过他对比亚兹莱作品的总体评价是相当高的：“除了少数例外，他的作品都相当不可思议，但它们毫无例外地都是第一流的作品。历史上没有几个艺术家能像他把黑白色彩表现得如此强而有力。”

贡布里希（E. H. Gombrich）在《艺术的故事》（The Story of Art）中这样评价比亚兹莱：“从惠斯勒（James Abbott McNeill Whisler）和日本画家那里汲取灵感，以他绝妙的黑白插图在整个欧洲一跃成名。”

作家海德（C. Lewis Hind）评论说：“比亚兹莱为每期《黄面志》封面和封底所做的几近轻佻的插图，我们都会因而去翻阅这个季刊。而当他的插图作品缺席时，这个季刊就变得空洞而贫乏。”而事实上，比亚兹莱一旦“缺席”，就永远从《黄面志》缺席了。

被《黄面志》解雇之后，因没有人再敢请他画插图，比亚兹莱在经济上陷入困境，贫病交加之际，一个犹太作家拉法洛维奇（A. Raffalovich）资助了他，给他送花送巧克力，请吃饭请听歌剧。1897年2月，比亚兹莱病情加重，拉法洛维奇开始给他定期资助，达到每季度一百英镑，这在当时是不小的数目。比亚兹莱对拉法洛维奇感激涕零，甚至在书信里称他为“恩师”，尽管从任何意义上说这个称呼都不合适。

《黄面志》与王尔德

《黄面志》还经常和王尔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王尔德与《黄面志》的直接关系并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小节，只不过《黄面志》与王尔德有过一节“躺着中枪”的意外关系，而王尔德又与《黄面志》前期的灵魂人物比亚兹莱有过不少私人恩怨，所以笔者决定还是以“《黄面志》与王尔德”这样的小标题将它们附记于此。

王尔德与《黄面志》的直接关系非常简单：比亚兹莱曾为《黄面志》的创刊号向王尔德约过稿，但王尔德没有接受，此后也从未给《黄面志》写过稿。

事实上，王尔德不喜欢《黄面志》，1894年4月《黄面志》刚一面世，王尔德就在写给他的同性恋人道格拉斯勋爵（Lord Alfred Douglas）的信中说：“《黄面志》出版了，它沉闷可厌，是个严重的失败。”而在另一个传说中，王尔德有一次买了一本《黄面志》准备旅途消遣，但没看几页，就将它从车窗扔了出去。

而《黄面志》常被人们与王尔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其实纯属“无妄之灾”。1895年4月5日晚，王尔德因同性恋罪名被捕，当他被带离所住旅馆时，问警察他能不能带一本书去看看，警察同意了，王尔德就顺手拿了一册黄色封面的书带走。不料第二天报纸上的八卦新闻出现了耸人听闻的大标题：“王尔德被捕，胁下夹着《黄面志》”。那时同性恋是要治罪的，王尔德又是大名人，而且他大胆高调的同性恋风波此前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公众的“义愤”就此指向了《黄面志》，第二天《黄面志》出版商的办公室玻璃窗就被外面聚集的民众投掷石块砸碎。这一事件又导致《黄面志》解雇了比亚兹莱。

后来人们知道，其实王尔德被捕那天带走的黄色封面的书并不是《黄面志》，那本书现在已经被考证出来，是法国作家路易（Pierre Louys）的小说《阿芙罗狄特》（Aphrodite，1896）——据叶灵凤说这书也有中译本，就是曾朴译的《肉与死》。

那么王尔德被捕，《黄面志》无辜受牵连，为什么会导致比亚兹莱被解雇呢？这就要从比亚兹莱和王尔德的恩恩怨怨说起了。

大约是1891年7月的某日，在伯恩-琼斯的画室，比亚兹莱首次遇见王尔德。不幸的是此后他们之间的几次交往，都以不愉快的结果收场。

先是王尔德的诗剧《莎乐美》，原是以法文写的，王尔德的同性恋人道格拉斯主动提出由他来译成英文，王尔德同意了。但王尔德见到译文很不满意，这时比亚兹莱自告奋勇由他来英译，谁知等比亚兹莱译好了，王尔德又改了主意，最终还是用了道格拉斯的译本。比亚兹莱白忙一场，自然很不高兴。

但这部《莎乐美》仿佛和剧中的邪恶故事一样，制造出种种不和。出版商委托比亚兹莱为《莎乐美》的英文版作插画，比亚兹莱接受了。那时王尔德名声已经如日中天，比亚兹莱因这项委托而能与王尔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还是很乐意的。不料插图版《莎乐美》大获成功，比亚兹莱也因此开始出名，而且很多人只关注《莎乐美》中的插图，搞得这部王尔德的名作在许多人口中成了“比亚兹莱的《莎乐美》”，王尔德甚至说“我的文字已经沦为比亚兹莱插画的插画”，如此喧宾夺主，又让王尔德心中大为不快。偏偏王尔德又不喜欢比亚兹莱《莎乐美》插画的画风，认为“它们太日本化了，而我的剧本是拜占庭风格的”。

这场本来在世人看来不啻“珠联璧合”的《莎乐美》合作，虽然又以两人之间的不愉快收场，但在世人眼中，比亚兹莱的名字已经和王尔德紧紧联系在一起了。这就是两年后王尔德被捕时，一段报纸上“王尔德被捕，胁下夹着《黄面志》”的不实报导导致《黄面志》无辜受累，居然会让比亚兹莱被《黄面志》解雇的原因。

到了1897年，《黄面志》也黯然落幕了，这时比亚兹莱受着拉法洛维奇的资助，在法国养病，这年5月19日，王尔德刑满释放，他当晚就动身去了法国，谁知恰巧住进了比亚兹莱所住的旅馆。这时的王尔德已经成了“臭名昭著”之人，许多人都躲着他，当然也有对他非常热情的，比如《黄面志》作者群中的诗人道森。

当比亚兹莱和王尔德相遇时，勉强打了招呼，王尔德邀请他几天后一起吃饭，他当时接受了邀请，到时候却爽约不赴，这让王尔德十分恼火，说比亚兹莱“太卑怯了，……这样一个小年轻，一个我让他成名的人！”而比亚兹莱之所以表现得如此“薄情寡义”，据推测与拉法洛维奇有关——他是王尔德的死敌，此时又是比亚兹莱的资助者，比亚兹莱为了不影响资助，不得不与王尔德“划清界限”。他在一封致拉法洛维奇的信中说：“某个讨厌的人住了进来，我也担心（再在这个旅馆）住下去会发生一些令人不快的纠葛。”几天后比亚兹莱搬出了这家旅馆。

1897年4月，《黄面志》出版最后一期，共出十三期。

1898年3月16日，比亚兹莱病逝，终年二十六岁。

1900年11月30日，王尔德去世，终年四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