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不相识︱各种欧洲：不但多样，而且多速

近代以前，各地交往有限，中国和欧洲某种程度上自成世界。国人喜欢比较中国和欧洲，有一习见是——中国崇尚“统”，而欧洲崇尚“分”。钱穆先生曾提出，从平面空间看，欧洲历史一直是多统政治，多统是常，一统是变。罗马帝国是欧洲历史上少有的统一，但罗马的统一，犹如将几股线合起来，结成一个头，形态是一统，本质上仍是多统。罗马崩解后，欧洲再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府，于是才有西方现代国家的兴起。

如此看来，战后的欧洲一体化，即便对于欧洲人来说，也是了不起的创新实践。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欧洲人虽也有争吵，但总体说来，他们的生活、思想、情感都越来越靠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参与一体化的各国的发展水平趋同，此趋势一直维持到2004年欧盟大规模东扩之前。此外，由于人员自由往来，欧洲民众间、特别是精英间的“欧洲认同”不断增强。

让千差万别的欧洲国家做到这一点十分不易——瑞典与意大利之产业结构及民众性格的差异程度，绝不不亚于辽宁和广东。为了把各色国家统合到一起，欧洲精英走了中庸之道。1990年代末，欧盟的建设蒸蒸日上，有了“盟旗”（蓝底黄星旗），有了“盟歌”（贝多芬的《欢乐颂》），想着还缺个“盟训”，于是发起了一场征集比赛。2000年，欧盟从两千多个备选口号中将“多样性中的团结”（United in Diversity）挑了出来，定为自己的盟训。欧盟同时看重多样性和团结，于此可见一斑。所以说欧盟的中庸之道，就是一边保护“多样”，一边提倡“团结”。

欧盟保护多样性的政策主要体现在文化上。以语言为例，欧盟虽以英语和法语为工作语言，但官方语言多达24种，所有正式会议和文件都需要有这24种语言的翻译。提倡“车同轨、书同文”的秦始王如果地下有知，想必感到不可理喻。

不过，在经济、政治、外交等各方面，欧盟非常注重团结。成为欧盟成员国，意味着政府债务不超GDP的60%，赤字不超3%；意味着尊重人权、施行民主；意味着把一部分外交权交给欧盟。固然，在事实上，欧盟做不到完全整齐划一，否则就不会出现个别欧盟国家不使用欧元、不加入申根区的情况了。但在理论上，上述情况都是过渡状态，欧盟各国应齐心成就一个共同富裕的欧盟、一个对外以一个声音说话的欧盟。“核心欧洲”、“双速欧洲”等提法虽偶有出现（比如2003年欧洲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看法严重分化，欧陆知识分子曾提出要由“核心欧洲”带动欧盟外交），但一直是主流话语中的禁忌。

欧债危机之后，一切的平衡都打破了。“多样”不再局限于文化，而是彰显于欧洲经济、政治、外交的各个方面。“欧猪国”（PIIGS，代指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西班牙）主权债务较重，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希腊的国民生产总值五年内蒸发了不下四分之一。无奈之下，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塞浦路斯向由欧委会、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成的“三驾马车”求援。如此之多欧洲国家不惜忍受苛刻条件，申请国际机构的救助，这在和平年代可谓绝无仅有。

岂知危机时刻，欧盟同胞却不肯慷慨解囊。德国、奥地利、芬兰等债权国担心要不回救助款，纷纷向重债国索要额外的贷款担保。东欧诸国自认“比南欧还穷”，更是不愿参与救助。重债国的怒火一点就燃，希腊以“退欧”相要挟索要援助，还扬言要德国偿还二战赔款。欧洲人早已不愿提及的二战伤口又重新被撕开。

就这样，欧盟的号召力不断下降。希腊、塞浦路斯等国试图从俄罗斯、乃至中国那里获得援助，而匈牙利、波兰等东欧国家则不顾欧盟警告走向了威权主义。

裂痕不断蔓延，“多速欧洲”不再是禁忌，反而成了欧盟的发展方向。2011年11月，以敢言著称的法国总统萨科齐明确说，今后将出现一个双速欧洲：欧元区致力于进一步融合，余者则结成较松散联盟。同年12月，欧盟召开峰会，这被认为是“拯救欧元的最后一次机会”。由于英国动用否决权迫使欧盟放弃修改《里斯本条约》，法德遂破釜沉舟加速推动“欧元区先行”，以甩开英国等欧元区之外的国家，通过强化欧元区建设来反危机。

除了“欧元区先行”，“多速欧洲”还有很多其他表现方式。一种是不同国家在具体议题上建立灵活的一体化组合。比如，“金融交易税”由于无法获得欧盟国家一致同意，只在11国率先推行。英国脱欧后，这种“有意愿者先行”的方式可能会进一步推广。

另一种是地域相近的国家搞“盟中盟”、“会中会”，形成所谓的“板块欧洲”。比如，英国、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2011年以来召开了多次“北方未来论坛”；欧盟内外的16个中东欧国家从2012年起每年都和中国举行“16+1”峰会。

还有一种方式最为极端，即脱欧单干。“欧元区先行”导致英国与欧盟渐行渐远。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民众意外支持脱欧。英国脱欧彻底推翻了欧洲一体化“只许向前”的假设，意味着欧盟和欧元区的边界不但是变动的，而且是可逆的。

从冷战结束后欧洲一体化发力，到欧债危机爆发，中间有二十余年。这二十余年，我国的欧洲研究和对欧外交都向欧盟倾斜。在学界，欧洲国别研究可谓低迷；在外交，对欧洲小国的投入越来越少。这在“一体化”的井喷期，很好理解。然则“生生谓之易”，欧洲变了，我们研究欧洲的角度、与欧洲交往的方式也要变，尤其在“一带一路”进入欧洲的当下。

在学界，对欧洲小国的研究，尤其是对中东欧国家的研究，已经重新蓄势。“一带一路”进入欧洲，首先经过的就是这些国家，我们不可不察。在政策层面，对欧多点下力、多面配合应成为“新常态”。具体而言，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保持对“欧盟”的重视。虽然地位相对下降，欧盟仍然垄断着欧洲贸易政策的制定，能通过“共同外交”协同各国对华政策，可谓欧洲的“总开关”。

其二，用心经营与大国的双边关系。欧盟削弱与大国强势，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随着英国脱欧，这一趋势还将延续。目前，中德政府间磋商是我国外交中仅见的机制，中英“黄金时代”的提法也独此一份。

其三，欧洲小国各有所长，往往能四两拨千金，也应受到重视。这方面已有不少成功例子。比如，将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口打造成“一带一路”要塞，与非欧盟国家冰岛、瑞士签订自贸协定。

其四，做好“欧洲片”的工作。上文说到，欧洲的调整演绎出“盟中盟”、“会中会”的变化。目前，我们已经创建与中东欧的“16+1”峰会机制，类似的新的对欧工作方式，将使我们深度卷入欧盟“后一体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