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大学师友轶事琐记

我于1936-1940年就读于原中央大学中文系。岁月播迁，世易时移，昔日的青衿少年也早已白雪满头。当年亲炙诸师，多学界耆宿；同窗学友，谊同手足。忆及旧事，宛在目前。谨就记忆所及，写下一些片段，故曰琐记。

王伯沆先生

我没有上过王伯沆先生的课，大概他的课是高年级学生的必修课，我还轮不到去上。只是因他名气很大，同学们都说他的课讲得精彩，我就去旁听了一课。谁知我还没进教室，教室里已无插足之地。不但教室门口挤满了人，连窗台上也站满了人。一会儿上课铃响了，我只听见老先生声如洪钟，一手拿着书，一边讲，一边走，进来了。我可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上课的！快讲完时，他又一边讲，一边走出教室，下课了！那天我挤在角落里，只管好奇地欣赏他特殊的授课神态，到底讲了什么内容，却没听清楚。我总以为以后会上到王先生的课的，谁知竟成绝响，我再也没有福分接受他的教化了！王先生好像没有随学校迁至重庆，他于何时何地逝世，我都不太清楚。

传说在日寇飞机轰炸南京时，他坚决不肯到防空洞或地下室去躲避。他说：“我胸中无炸弹则无炸弹。”当然这完全是唯心的，是绝不能效法的。但老先生大无畏的精神力量，仍是了不起的。

汪辟疆先生

我到中大后，第一次上课，上的就是汪辟疆先生的“论诗”。吴梅先生创“潜社”，汪先生却创“雍社”。重阳节那天，叫来两部马车，中文系师生共乘，直达栖霞山。山多红枫，经霜弥艳。当时汪师偕诸生登一高阁，酒数巡，谈笑风生，命每人赋即景律诗一首，当场交卷，由先生修改后发还。我在中学读书时，虽也做过几首诗，但都是绝句，从未写过律诗，所以立即紧张起来。看看同系的学生，或倚栏凭眺，或在山径徘徊、沉吟，或一挥而就。我虽困窘，也只好勉强凑了一律缴上去。回到宿舍，心里还是直打鼓。隔了两日，诗卷发还了，我一看，八句中竟有五句是先生写的，只留下我写的三句。当日有一位同学张迺香穿了一件浅黄色的汗衫，采了一大把红叶，抱上山来，我记得唐传奇《霍小玉传》中有黄衫客的故事，就写了“黄衫客拥赤云回”；又因山名栖霞，我名中亦有一“霞”字，似与此山有缘，末两句就写了：“最怜小字偏相似，疑是三生栖上来”。我一看到这个结果就哭了起来，同寝室的汪仪璋问我为什么哭，我说：“诗做坏了，大部分都被先生删了，八句只剩下三句！”她却说：“我听说先生还表扬你哩！说你那句‘黄衫客拥赤云回’很形象，末两句虽然轻飘了些，也还可以。又说‘盛静霞是只未成形的小老虎，将来会大有作为的’”。我这才转悲为喜，从此努力写诗。

他在课堂上教育我们不要为做诗就只管读诗，要多看《史记》《汉书》，尤其是其中的《本纪》部分和《列传》的全部，以开阔眼界、胸襟！又经常赞扬白居易的《新乐府》，说：“正统的历史书，自《史》《汉》而下，很多是不真实的，是为帝王树碑立传的。真正的历史事实，倒存在白居易的《新乐府》中。他以诗为史，他的乐府是‘诗史’。”鼓励我们要学习白居易。所以我后来写了四十首长诗，揭露日寇的暴行，和国民党政府的弊政。他又大力称赞李清照、赵明诚夫妇“归来堂斗茶”的故事，认为这对夫妇的唱和之乐才是人间仙侣。这些话都深深铭刻在我的心里，对我一生的努力起了极大的作用。后来他虽已中风瘫痪在床，仍手不释卷，校勘《水经注》。他的治学精神，也是永为后学楷模的。

我一向怕写论文，但毕业时要缴论文，就征求先生的意见，可否以四十首《新乐府》代替论文？他说：“别人不可以，你可以。”他对我是如此地宽容。这些都是我终身难忘的。

吴梅先生、唐圭璋先生

吴梅先生是专授“词学通论”“曲学通论”两门选修课的。我刚进中大时，如何选课，一窍不通。必修课，当然知道是必须填上的。但选修，选哪些？莫名其妙。当时有一位比我高两班的男同学，贵州人杨志溥主动来帮助我（老生帮新生，也是学校规定的），说：“我来帮你。吴梅先生的词、曲通论，讲得非常好，吴先生是海内的著名学者。”于是这两门选修课，我就都选了。上了课堂，学生只有四五名。后来知道是担心这两门课太深，不敢选。我却稀里糊涂地选了。我在读高中时，接触过《白香词谱》，也很喜欢那些词，但自己从没填过词。我就读的扬州中学有位王侃如先生，很欣赏《西厢记》，说有一位同学，自己背了《西厢记》，后来文思大进。我听了很欣慕，也学着背了起来，但自己从未写过词和曲子。

吴先生讲课，确是非常精彩的，他经常又讲又做，使学生有如看到舞台上的角色。一次讲到小令《一半儿》，他就用手在脸上作涂抹起“一半儿胭脂一半粉”的姿势来。另一次讲戏曲《风筝误》，那位书生娶到的是一位极漂亮的小姐，却误以为是那位极丑陋的小姐。一直唉声叹气，不肯揭盖头。最后实在拖不过去，只好揭开盖头，一看，眼花了，却是一位貌比天仙的美女！吴先生模仿着那位书生，右手迭起两个指头，一敲左手心，眼睛瞄着新娘，叫出“妙呀”来！课堂气氛顿时大为活跃。直到现在，相隔六十余年，先生的音容笑貌，仿佛仍在目前，哪一位老师能使我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呢？

一天，比我高一年级的女同学梁璆对我说：“吴先生组织的‘潜社’，今天下午一点钟，在秦淮河边的‘老万泉’酒家开会，吃一餐，每人交一元，凡听吴先生课的，都要参加的。”我就去了。吴先生一边和大家吃酒饭，一边告诉大家，饭后要即席填一首词（这首词的调名、题目、我都忘了）。我从未填过词，听了当然大吃一惊！又不能退席，只好苦苦思索，勉强凑成。等大家都交了卷，吴先生随即挥毫，一一为之批改、修润。我原本是个《红楼梦》迷，此时觉得这个场面竟颇似《红楼梦》中的宝黛诸人的吟诗斗韵，仿佛自己已成了“红楼”人物，不觉十分得意。而且既有名师即席评点之乐，又无“红楼”中冷嘲热讽、勾心斗角之苦，更胜于“红楼”了。以后我对填词的兴趣也就浓厚起来。一次吴先生要我们写一首小词《摘得新》，我写的最后一句是“慧眸移”（原词已忘了），不知怎么被马宗霍先生看到了，他是教《语言学概论》的，我在测验时只得了60分，马先生在课堂上对我说：“你填的词比语言学的成绩，不止超过十步！”此后我便更用心填词了。

吴先生在课堂上，不但边讲边做，有时还边唱边做。一次，他送我和梁璆两张票子，叫我们去看昆曲《玉簪记·琴挑》，演尼姑妙常的是一位名角，演小生潘必正的是吴先生的侄媳妇。她已有四十几岁，人也较胖，身材不好，但扮起来居然潇洒风流。我从未看过昆曲，直看得如痴如醉。后来先生叫我俩到他家里去学唱昆曲，先生是苏州人，苏州是昆曲的发源地。我和梁璆都有些封建，认为女孩子拉开喉咙唱起来，不太好，就婉言推辞了。一次在街上，碰见他侄媳妇，约我们到她家里去，我们也不敢去。不久抗战爆发了，我们随学校到重庆，先生到云南避乱，寄了一首律诗到系里，大家都和了，我也和了一首（现收在我和云从的《〈怀任斋诗词〉〈频伽室语业〉合集》里）。后来先生肺病发作，没有回校，就在云南逝世了。

我在1937年有一首律诗《敬和霜崖师，丁丑除夕苏民招饮，即席感赋原韵》：

脊令音断失栖衙，物候全非怯岁华。绝涧愁肠争转毂，新丛泪眼共生花。

一枝摇落频看影，半壁沉沦莫问家。又是斜阳连薄暮，万山寒瘴咽悲笳。

遗憾的是，我竟未将先生的原作录下。当时曾载于中大刊物，现已无从寻找了。

“潜社”在秦淮河上又开过两次会，记得先生出的题目是“闻钟”“五都词”（调名已忘了），都是经过先生即席修润的。我家里现在还保存着一本《潜社词刊》，其中还记录了历届社员的名字。

以后教词曲的是唐圭璋先生。我是在国文系任助教时认识他的。他数次到白沙，曾教我唱曲子，我已没有前几年那么古板，也就唱了起来，不过没有唱好。

唐先生在中大教书时，房间很小，两边都是小房子，中间一条长廊。有一个教师每天将一只刷过却不盖的马桶放在唐先生房门口。我听了，很为他不平，就说：“为什么不和他讲讲道理？”唐先生却说：“这类的事多得很，犯不着理他。”我说：“岂有此理！”他却说：“锻炼锻炼我的耐力，也好嘛！”原来碰到这样不讲理的事，他却作为修身的条件了。正因为他脾气特别好，有人送了他一个绰号“唐菩萨”，当是谐音“糖菩萨”，是讽刺他这个“菩萨”没用，一会儿就化了。他也不介意。所以我送他的《定风波》词，说：“词是花间人是佛”。

解放后，很多旧知识分子都到苏州“革大”学习，他也去了。毕业后分配到长春东北师范大学教书，长春苦寒，他却甘之如饴。他二女儿也陪他到了长春。一次，姑娘不开心，不肯吃饭。他再三哄她，仍不肯吃，他只好陪饿，也不吃饭。不料姑娘早就吃了东西，他却陪她，饿了一整天。此事大家传为笑谈。

唐先生是词曲专家，继承吴先生之嫡传，也爱唱昆曲，而且自己吹箫。当时中大有几位经常聚在一起，大家吹吹唱唱，我也参加了。我已改变了唱曲子不雅的观念，和我未婚夫蒋云从一道参加，云从是不会唱的，只坐在一起，听听笑笑。我虽也唱唱，但不肯下苦功夫。唐先生说：“一只曲子，至少要按工尺谱拍上一百遍。”我却只拍一二十遍，就以为已经会了，就不再拍了。后来，我懒得学，只跟着瞎混混，不管唐先生再怎么教，只敷衍了事。

当时唱曲子的，有两位外语系的女教授：俞大缜、俞大絪，还有和我同班的女生陶佩珍。唐先生很风趣，和大家一起说说笑笑，很融洽。《牡丹亭·袅晴丝》中有一句“雨丝风片”，唐先生就把“雨丝风片”唱成“鱼香肉片”，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和我同班的另一位女同学汪仪璋，填了两阕词，唐先生也和了两首。俞大缜、陶佩珍、汪仪璋都对唐先生有好感，又都未婚。我觉得唐先生自36岁起夫人去世后，多年一直未续弦，太自苦了，就想在这几位中为他介绍介绍。不料我稍露苗头，他竟坚拒，说：“嫦娥下凡，我也不会动心的！”我只好作罢。总觉得他多年坚持独身是一个谜。

直到后来，他的小女儿寄了我一册《人物》杂志，其中有一篇《梦桐情——记爸爸唐圭璋和妈妈尹孝曾》，我才对唐先生有了较深的了解。原来他青年时期家境极差，父母早亡，靠姐姐做些针线活、摆小摊子维持生计。有位官宦人家的尹太太，经多方了解，看中他为人诚恳、品学兼优，认为将来必成大器，毅然招他做了上门女婿，而且一直资助他读完大学。他和夫人尹孝曾两人极其恩爱，尹小姐知书答理，颇通文墨。他俩经常是公子吹箫、佳人伴唱，不啻人间仙侣。不幸的是，尹孝曾在生了三个女儿后，忽然患了脊髓炎。这种病，不但当时医药无力，即便今天这样的医疗水平，也是不能治的。当时三个女儿，大女儿11岁，二女儿9岁，最小的才3岁。尹孝曾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溘然长逝了。

我这才知道唐先生大半生独居，坚决不肯续娶的原因！

一次晚饭后，唐先生约我到嘉陵江边去散散步，我就陪他去了。他一路笑容可掬，我不知他有什么开心事，很奇怪。走了一段路，他从怀里掏出一张四寸、半身的相片来，给我看，原来是位面貌清秀的少女。他这才告诉我，是他的长女。这就是他一路上极其开心，不停嬉笑的原因。夫人逝后，三个姑娘就成了他的心肝宝贝，心灵上的慰藉，所以再不续娶了。

卢冀野先生曾说：“圭璋蕴藉而不风流。”我那时还没有见过唐先生，“风流蕴藉”本是一句成语，卢先生却将它拆了开来，我很奇怪。后来唐先生到白沙访友，相处一段时期，我才认识到卢先生的话是“的评”。

汪东先生

汪先生是在吴梅先生之后、唐圭璋先生之前，教我们宋词的。他任中央大学文学院长、礼乐馆长，担任的课时不多。记得在大教室讲周邦彦的《六丑》，逐字逐句分析，极其精辟。他对沈祖棻非常赞赏。在黑板上亲自抄下她的几首小令，并说：“五百年来，无此作手，我自愧弗如！”他曾寄我一首《菩萨蛮》：“留香漫展芙蓉褥，行云已度屏山曲。江水有还时，君行无尽期。 帐摇金凤烛，幻见人如玉。绣被独眠迟，忆君知未知？”我和云从各和了一首，载在我们的《合集》里。我有一首《浣溪沙》，用寄庵师诗中语，先生的原诗，我没有抄录，现已忘了。但从我的词中“见说词人都一例，几番碧海换红桑。有情终古是凄凉”这几句看来，原诗当是说：词人如果陷入感情之网中，那就注定是凄凉的了。真是大彻大悟！

解放前夕，我和云从自扬州到杭州，经过上海，知道先生住在上海，就和云从一道去看他。他似乎住在公寓里，房间里陈设很典雅，有落地长窗和窗帘，先生正在独坐观书，看不到其他人出入。当时，我因不了解解放后的政策，担心我们这些搞老古董的没有出路，先生却兴致很好，说：“对祖国文化有贡献的知识分子，共产党还是很尊重的。你仍旧可以搞宋词，追随周邦彦、姜白石嘛！”我听了大为宽慰。写了一首《鹧鸪天》，现已不能全记得了。抄在这里，借以看到先生的胸襟。

…………………，绛帷小坐不胜情。词人风貌仍潇洒，天外风云正变更。

…………………。依然勉我追姜史，其奈狂怀渐渐冰。

我那时仍有些心存疑虑，而先生却是那样达观，我的思想境界又远远落后于先生了。

卢冀野先生

卢冀野先生也是继吴、唐二位先生之后教我们词曲的。他家住白沙，我早已毕业，但也常到他家里去。听说他刚毕业时，成都四川大学请吴梅先生去授课，吴先生无法脱身，就介绍卢先生去。那时他才24岁，一去就当了教授。一次我在他家里看到他一张相片，骑在一匹白马上，倜傥超群。他40岁时写了一首七律：

四十头颅感慨多，栖栖道路亦蹉跎。门前剩对桓谭树，海内空传陆厥歌。

渐觉惊心添白发，定能洗眼俟黄河。平生跃马横戈意，祗惜风云纸上过。

我也和了一首《奉和冀野师四十述怀》：

事业文章只恨多，犹将岁月叹蹉跎。经营礼乐人思古，鼓吹江山自放歌。

曼倩谈谐皆感慨，君房言语似江河。少年豪气分明在，谁信先生四十过？

卢先生极善辞令，也很幽默。我刚毕业时执教红豆树中学（全是女生），校长吴子我和卢先生也很熟。“三·八”节，请他来讲话。他一上台，第一句就是：“今天是我们的节日”，大家立即哄堂大笑。第二句说：“我本不想来，我小孩的母亲和小孩母亲的母亲一定叫我来……”大家又笑开了。当时他已做了参政员，虽然喜欢说笑话，但和夫人感情很好，从无外遇。一位女参政员说：“您是个荒唐而又极不荒唐的人”，他大为高兴，引为知己。在他40多岁时，已经发胖，最后竟中风逝世。

黄季刚先生

我是1936年秋进入中央大学中文系的。有几位名教授我没有来得及见到，黄季刚先生大约在我进校前半年去世了。黄先生乃豪饮之士，夫人多次劝他少饮，他都不管。恰逢重阳佳节，他又大饮，又不知道自己有胃溃疡，结果当晚大吐血。他和夫人是各居一室的，等到夫人闻声来看时，已吐得满地是血，抢救不及就死了，死时才50岁！他是章太炎先生的大弟子。

黄季刚先生的学术造诣很深，是太炎先生门下高足。但在男女交际方面，很随便！他的夫人就是他的侄孙女！他的侄媳托他替女儿物色对象，不久，他告诉侄媳说：“有一人仪表风度和我差不多，你看如何？”他侄媳说：“那还有什么可说的？”于是择日结婚了，等到成婚之日，他一下轿子，新娘自己也一掀盖头，大家都大笑起来。新娘说：“我早就知道就是你！”

他又喜欢漂亮的女学生。和我同一年级的黄少荃告诉我：他姐姐黄稚荃很漂亮，是黄季刚先生的学生。一天，季刚先生约稚荃出去吃饭。吃饭时，他直瞪着稚荃，一句话也不说；吃完饭，就走了，账也不付，最后还是稚荃付了账。据说黄先生诗词中多处提到的“梅”“兰”等都是些漂亮姑娘。

胡小石先生

记得胡先生给我们讲过李白。他上课时精神抖擞，声情并茂。记忆最清楚的是他替李白的被贬抱不平。李白是因永王李璘事件牵涉而被贬夜郎的，杜甫曾有诗：“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很惋惜李的被贬。但胡先生却另辟蹊径，说：“永王李璘在安禄山叛变、唐玄宗逃奔四川时起兵，肃宗却以为他要来争位，遂发兵讨之。其实当时各路兵马勤王，本是很正常的事！永王李璘就此被讨伐、追杀。李白既到了永王幕下，也就得了附逆大罪，几乎杀头。被贬夜郎，还算客气的。”永王是勤王？还是叛变？现在很难去考证。但李白却是认为永王是勤王的。胡先生说李白一生吃吃喝喝，只做过这样的正经事！偏偏此事却害了他！李白有几首《永王东巡歌》，其中“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一联（按：此联出自《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之四），不是热情歌颂永王勤王，希望早日平定逆贼，恢复长安故都吗？怎么能说李白附逆呢？但李白也犯了错误，他不敢挺身出来说他只知道永王是勤王的，却说他是被迫的。他写了“逼迫上楼船”，为什么不坚持而被迫呢？这就有附逆之罪了！其实永王也未必是“逆”，何况李白一心只想讨安史，何尝想去附逆呢？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是很残酷的，大诗人李白哪里知道其中的内幕，只一味将矛头指向永王，既到永王幕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只好自责。这样一来，罪上加罪，百身莫赎！豪气干云的大诗人李白，只好凄凄惨惨地奔向夜郎，过早地惨死了。

蒋云从

云从一次和我说：“折一只小青蛙给你玩玩。”我说：“青蛙我也会折，不就是‘猪头’变一下吗？”他笑笑。先找纸，找来找去，才找到一张香烟盒里的纸（我们都不抽烟，烟是准备招待客人用的），说：“这纸可以。”比了又比，裁成正方形，开始折起来，一道道地翻来翻去，果然与简单折的小青蛙不同。四只脚很灵活，从肛门上吹一口气，肚皮也凸出了。又在青蛙嘴上剪了一刀，贴上一小块红纸，青蛙张口吐舌。再在它的背上拍一下，青蛙竟跳了起来。我大喜过望，忙说：“教我！教我！”我也一道道地学着折起来，后来也折成了。但没有他折得灵活。他说：“你不细心，线条没对准。”后来他又折了一只，夹在信封里，寄给远在哈尔滨的外孙女园园，要她学着折折看。园园当然折不成，没有反应。我也不耐烦再折了，连程序也忘了。他叹了一口气说：“失传了！”大家都说他做任何事都一丝不苟，于此可见一斑。

我们住在之江大学龙头宿舍时，一天，隔壁邻居王兰修忽然大声尖叫起来，我俩走过去一看，原来在她房间靠门口处，一条青蛇（大概是“竹叶青”）正在地上游动，她逃不出来，所以吓坏了！云从一声不响，跑进我们的房间，拿出一根棍子，对着蛇头就是一棍子，那蛇一会儿竟不动了。我说：“你倒有本事！”他说：“打蛇要打在七寸上（即离蛇头七寸处），我打它七寸，所以打死了。”王兰修十分感谢他，并说：“蒋先生斯斯文文，原来胆子这样大！”

云从的《商君书锥指》获教育部学术奖金三等奖（当时杨树达、闻一多获二等奖，一等奖空缺），学校考虑升他为副教授，他却认为自己年纪太轻（29岁），做做讲师尽够了。要加他工资，他也辞了，仅仅由助教升为讲师。这一耽搁，就是几十年。一直到六十多岁才被超升为教授。他常笑笑说：“我的学生都是教授了”，但并不因此而气馁，照样勤奋如故。像他这样，主动要求不升职、不加薪，确是很少见的。当时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看到他的《商君书锥指》，就说：“此人将来必成大器。”对他也是非常赏识的。

在我第二次因十二指肠溃疡大出血到医院时，医师叫我住院，不能回家了。我说：“家里人还不知道。”医师说：“我们会通知组织的。”后来我才知道是已向学校发出“病危通知单”了。云从原来在开会，回家后，见我没回来，也着了慌。就到城里来找，先找到一家医院，没找到我；又到省中医院内科病房，一张张病床看，没有；再到妇科病房，才找到。原来内科没有病床了，就借用了妇科病床。医生认为如果我再大出血，今夜就要动手术了。忽然见他拎着个小书包进来了，我才放了心。可是他睡在哪里呢？他说：“没关系，就在地上睏睏。”于是就在无盖无垫的水泥地上躺下了。后来，我也没再出血，自己倒睡着了，他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醒了一夜。他身体一向自以为很好，稍有些伤风咳嗽，也完全不理会。我们的女儿生了疟疾，他也染上了，发到40多度的高烧，他自己竟一点也不知道，我陪他乘三轮车进城看门诊，他在车上有说有笑，若无其事，因此我也认为他身体很好。家里的重活，如搬床、掸篷尘等，都由他干（因保姆太忙），其实伏下了隐患！

蒋礼鸿是我的老伴，他于1995年逝世。关于他的轶事，我有数篇记载，刊于《书魂》中，此处不再重复。钱子厚先生是我和礼鸿的介绍人，也是我的恩师，关于他的轶事，也已载于《书魂》中，不再重复。

（本文原载于 2017年04月19日的《中华读书报》，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